▍世界历史的双向运动：迈向世界帝国

亨廷顿之所以能如此准确地预见后冷战以来世界政治的走向，很大程度上源于他对人类历史发展趋势的洞见，即曾经分散在不同地理空间中的多元主义的“历史中的文明”必然随着全球化的进程迈向一个“普世文明”或“单一文明”，在这个过程中，“普世文明”必然会与历史上的多元文明之间产生冲突，政治冲突与文化宗教冲突刚好结合在一起。

如果说历史终结论仅仅关注人类从多元历史（多元文明）迈向普遍历史（普世文明）的单向历史进程，那么文明冲突论看到却是历史的双向运动：在不同地理空间中形成的区域性文明帝国在迈向普遍历史的竞争过程中，一方面会逐渐迈向普遍历史（普世文明），但另一方面也必然出现反向的运动，即不同文明传统展现出各种不同风格的反对普遍历史和普世文明的运动。这种反向的运动以宗教冲突（中世纪的宗教战争）、民族冲突（19世纪的大国博弈）、阶级冲突（20世纪的共产主义运动）、文明冲突（21世纪的全球政治）等形形色色的方式展现出来。

因此，从理论上看，“历史终结”与“文明冲突”是相互矛盾的两种哲学思考，然而在现实历史之中，二者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恰恰是历史终结的历史趋势引发了文明冲突，而文明冲突的结果无一例外都必然会推动迈向历史终结的普遍历史进程。在这个意义上，世界历史始终呈现出一种“双向运动”的基本特征，这恰恰展现了历史发展的辩证法。

笔者在这里提出世界历史的“双向运动”，尤其受到波兰尼（Karl Polanyi）关于经济与社会的“双重运动”（double movement）这个概念的启发。波兰尼认为，一个市场经济体系的运行要求建立一个与其相适应的“市场社会”，从而将每个人从其原来的社会共同体秩序中挣脱出来，让整个社会共同体的运转服从于市场经济逻辑的支配。这个过程，他称之为人从原来的社会关系中“脱嵌”。

然而，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经济进步必然带来共同体的瓦解和社会的混乱，社会必将承受灾难性后果，诸如贫困问题、阶级不平等、道德沦丧及异化等等。在这种背景下，社会必然要奋起保护自己，通过民主方式来要求国家遏制市场经济的扩张，这种“反向运动”实际上要求将市场经济的发展重新“嵌套”在社会秩序中，使其成为社会秩序的一部分。波兰尼用这种理论解释欧洲历史上从18世纪工业革命以来市场经济力量的全面扩张到19世纪福利国家时代社会自我保护运动的“大转型”，从中展现了市场扩张与社会自我保护这两个相互矛盾的“双重运动”。

然而，如果我们将波兰尼的“双重运动”概念作进一步的扩展，就可以将其看作人类普遍历史形成过程中的基本机制。人类普遍历史形成的最重要动力，恰恰来源于地理大发现以来全球贸易网络的形成和市场经济的发展，这种力量推进人类文明迈向普遍历史，然而必然带来区域性的多元文明帝国对这种普遍历史进程的反向运动，两种“双向运动”的相互交织，形成了历史发展的波浪交替进程，最终推动了人类文明从传统的区域性文明帝国迈向世界帝国。我们可以从这种“双向运动”的逻辑入手，讨论世界帝国的形成、演化和发展。

“帝国”概念充满了争议性。为了简化，可以将“帝国”与目前主流社会科学塑造的“国家”概念对照起来加以考察。如果说“国家”强调的是国家内部在经济制度、政治法律制度、文化价值观念乃至种族等方面的同质性，那么，“帝国”概念恰恰强调其内部的差异性和多元性。同质性国家往往是小的共同体，而差异性帝国往往是大的共同体，甚至是超大型的政治共同体。如果说国家可以通过社会契约的相互同意组织起来，甚至强调“民族国家”（nation-state），那么帝国内部的同意往往是基于征服获得的“默许”或者由文明推广获得的认同。因此，与国家相比，帝国为了赢得“霸权”必须以更大的力量来争取这种默许，以至于宗教所塑造的文化认同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帝国也因此成为文明秩序的缔造者。

人们往往根据帝国获得默许的方式将帝国区分为不同的类型，比如强调地理因素的“海洋帝国”“大陆帝国”和“草原帝国”等，强调经济技术因素的“农业帝国”“商业帝国”“自由贸易的帝国”和“信息帝国”等，强调军事暴力征服的“殖民帝国”，强调价值因素的“宗教帝国”（比如基督教帝国、伊斯兰帝国）及“纳粹帝国”“人权帝国”等等。当然，面对社会、政治和文化的多元格局，帝国必须具有持久的力量来塑造统一性。如果说经济、政治和军事的力量往往是在不断变化中导致帝国的兴衰，那么文化及宗教往往就成为塑造帝国的持久性力量，以至于帝国在政治上的兴衰变迁和统一分裂实际上都要争夺这种文化和宗教赋予的统一性力量。

从人类历史来看，帝国政治的兴衰变迁在地理空间上往往是围绕“轴心时代”以来几种核心教义所形成的庞大帝国而展开的。笔者试图用“区域性文明帝国”这个概念来概括这种古典帝国的基本形态。“区域性”是强调尽管每个帝国都自诩为普遍主义的，但就全球的地理空间看，它们都是区域性的。这就意味每个帝国在声张其普遍主义的时候——甚至为此展开生死搏斗，就像伊斯兰帝国与基督教帝国几千年来漫长的宗教战争那样——都必须认识到自身具有的地方性特征，唯有如此，才能为全球文明的多元共存奠定基础。亨廷顿所谓的“文明断层线”实际上就是几大区域性文明帝国的边疆接触地带。而用“文明帝国”一词，不仅是要像亨廷顿那样强调文化价值（尤其是宗教）认同力量在凝聚帝国统一性中发挥的持久性力量，更重要的是希望提醒大家注意古今帝国形态的重大区别，即古典的帝国始终具有“文明”的文化教化功能，都希望将人从动物层面提升到更高的神的层面。然而，随着现代帝国的兴起，商业贸易、技术理性、军事力量越来越成为凝聚帝国的主导性力量，从此帝国逐渐丧失了文明教化功能，并在去宗教化、去道德化的“除魔”过程中，推动了普遍历史和普世帝国的建构进程。在这个意义上，亨廷顿所说的“普世文明”中的“文明”意涵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

这种涉及“文明”问题的古今帝国形态的重大变化是从地理大发现开始的。地理大发现让基督教帝国突然获得了广大的自由领土，迅速增加了基督教帝国的财富积累，从而使得基督教帝国有能力加入东方世界（东亚贸易圈和南亚贸易圈）的经济体系中，推动了全球商业贸易网络的形成。这不仅凸显了古典的区域性文明帝国在地理空间上的“区域性”局限，更重要的在于展现了一种在全球自由流动的“无边疆”的隐蔽帝国，这种贸易自由化和经济全球化恰恰构成了世界帝国的经济基础。

全球贸易网络将区域性文明帝国的边缘地带以及在缝隙中建立起商业贸易的大城市连接起来，然后通过这些大城市将全球进一步连接为一个联动的网络。这些大城市就像一个个不断扩散的据点，将帝国内部的财富、人口吸引到大城市，从而加入这个全球商业贸易的网络，同时向帝国内部进行商品、观念、文化、教育、知识的传播和渗透。这个网络打破了曾经被区域性文明帝国所控制和分割的贸易圈，将经济基础从区域性文明帝国的政治控制中逐渐解放、分离出来。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在区域性文明帝国的底部形成了一个似乎不受帝国控制的，自由流动、隐秘的全球商业世界。起初它像一股涓涓潜流，在帝国控制的缝隙中不断流淌，慢慢地汇聚形成了难以阻挡的河流，而随着贸易数量增加和贸易速度的加快，它就像奔腾不息的大河一般，不断冲刷着古老的区域性文明帝国的经济社会基础，甚至颠覆了这些区域性文明帝国的政治结构，最终让整个世界成为商业贸易的汪洋大海。而所有区域性文明帝国都变成了漂浮在世界贸易海洋之上的岛屿，必须适应这个世界贸易海洋的要求，即将区域性文明帝国的经济社会基础从传统的农耕、游牧为主的熟人社会变成工商业为主的陌生人社会，变成城市主导的市民社会，变成个人主义的自由社会，变成人人平等的民主社会。

这个对区域性文明帝国底层的经济和社会的改造过程，就是波兰尼所说的“脱嵌”过程。因此，要准确理解波兰尼的社会经济分析，就必须将这种分析放在全球商业运行和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历史背景下，“脱嵌”从来不是只发生在某一个国家或者社会的内部，而是一种普遍性的现象，就像瘟疫一样在全球传播蔓延。反过来，区域性文明帝国必然都会面临如何抵制全球商业贸易网络的侵蚀，并试图将市场经济重新纳入区域性文明帝国控制之下的“再嵌入”过程。可以说，市场与社会之间围绕“脱嵌”与“入嵌”的斗争乃是商业贸易的全球帝国与区域性文明帝国之间最核心的斗争。

如果我们注意到全球商业网络是借助海洋上的航行运输而形成的，那么就可以理解自由贸易、全球商业网络等是与海洋联系在一起的。而区域性文明帝国被局限在大陆地带上，以至于围绕全球商业贸易而展开的“脱嵌”与“入嵌”的社会经济斗争，全球商业所带来的新文明与区域性文明帝国之间的“文明冲突”，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斗争，都往往表现为海洋品格与大陆品格的斗争。因此，在全球商业贸易网络形成的过程中，罗马与迦太基、大陆与海洋的斗争始终充斥在历史的想象中。正是在这个“双向运动”中，我们才能理解全球商业贸易兴起并推动形成与此相适应的经济社会和政治文化，乃是推动历史终结以及建构世界帝国的根本性力量。

▍欲望社会与理性化：世界帝国的形成

全球贸易网络的形成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巨大的全球市场，这反过来刺激了财富的加速创造，由此推动科技革命、产业革命以及教育、文化和知识生产方式的整体性转变，人类社会从农业时代的匮乏社会转向工商业时代的丰腴社会，这也是一个不断推动技术和知识更新的欲望社会。

2015年前两位贸易伙伴空间分布图

一旦日常消费品的重心从农业产品转向工业产品，人类社会就发生了一个根本性的飞跃。因为人类对农业产品的消费是有限的，农业产品消费满足的仅仅是人类的生存需要，山珍海味无论如何昂贵，最终仍受到存放条件的限制，需求总是有限的；而工业产品创造的消费却是无限的，工业的发展将人类从满足需要（needs）的匮乏社会中解放出来，从而进入一个不断满足欲望（wants）的丰腴社会。更重要的是，自然的需要总是有限的，而欲望却是无限的，随着技术的进步和商业的发展，人们会不断创造出新的欲望。

现代社会就在满足欲望和产生新的欲望之间翻新和发展，由此有了“进步”这样一个概念。这样的社会与几千年匮乏社会所形成的不断循环的“停滞”形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工业社会将人从自然的需要中解放出来，将其抛入一个围绕人的欲望而建立起来的全新社会系统中。我们可以把工业革命所塑造的现代社会称为“欲望社会”，而个人欲望的多样化必然以个人自由的方式展现出来，“自由社会”不过是“欲望社会”的一个更体面的表达方式。这个欲望体系首先是一个围绕商业贸易、制造业和金融业发展起来的经济体系，而这种经济体系的自我发展又不断为这个欲望社会塑造出其所需要的政治条件和文化条件。

这种社会大转型从根本上瓦解了区域性文明帝国的整合所依赖的宗教和道德知识。围绕自然宇宙的科学知识开始取代宗教知识，围绕人的欲望展开的人文社会知识开始取代古老的道德知识。人类在古典时代之所以使用宗教和道德约束人类的欲望，或许是因为人类处在满足需要的匮乏社会中。节俭自律、慷慨大方、团结互助实际上都是匮乏社会中的美德。而在丰腴社会中，分工协作、遵守契约和法律就成了新的美德。

西方人文主义者和启蒙思想家所做的工作就是将知识和思想体系建立在人的欲望这个基础上，并基于对人的欲望的满足来建构全新的秩序。如果说自然科学规律是通过理性发现的，那么对人的欲望的认识以及对欲望的满足也应当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上。通过科学理性主义达致自由主义就成为现代欲望社会的新神学。我们所熟知的种种现代理论试图从各种方面阐释这个新兴的欲望社会并为其奠定正当性基础。启蒙思想家对人性的系统阐释，无论是关于分工和交换的自由贸易理论，还是关于社会契约的国家建构理论，无论是对普遍历史的思考，还是对历史终结的思考，都是建立在对欲望和自由的满足的基础上。

同样，社会理论家划分传统与现代社会而由此提出的种种理论——实证科学、资本主义、理性化和现代化等等，试图从不同的层面来思考如何建构一个能够不断满足人的欲望的新社会。波兰尼所说的“脱嵌”，实际上就是强调伸张欲望的现代社会与遏制欲望的传统社会的断裂，将每个人从传统社会秩序中解脱出来，编织在欲望社会的体系中，导致传统道德沦丧及各种社会性灾难；而所谓“入嵌”，就是希望将欲望社会重新建立在传统社会的道德根基上，尽可能对欲望和自由有所约束，从而缓和传统与现代断裂所带来的震荡，实现社会的稳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