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文明的源头散布在地球上各个适合于早期人类生存的地理环境中。高寒地带不适合人类生存，而热带太容易生存也就丧失了推动文明发展的动力，恰恰是温带地区迫使人类只有通过不断劳动和发明创造才能维持生存。因此，人类文明普遍发轫于地球上广阔的温带地区。这些文明不断发展，以至于越出自然地理边界，就形成文明之间的交流和学习、挑战和应战、发展和灭亡。

人类文明的发展历程就是这样不断从小的地方性共同体向更大的共同体演进的过程。这个过程既是一个不同文明之间不断学习、融合的过程中，也是文明之间冲突征战、挑战与应战中不断合并的过程。

在文明的历史演化中，如果我们可以将“同质性的国家”与“多元一体的帝国”看成是政治秩序的两种理想类型，那么人类历史就是“国家”与“帝国”之间不断辩证运动的过程，即同质性的国家之间通过军事征服结合为多元一体的帝国，而帝国经过漫长的同化整合过程又将多元的帝国秩序压缩为一种同质性的国家秩序，然后再迈向新的帝国征途。因此，国家与帝国的区分在现实政治生活中始终是相对的、动态的和连续的。在这个意义上，帝国不仅作为一个名词来描述现实中的多元状态，又始终作为一个动词来描述“合众为一”、构筑“一体”的动态过程。

从“帝国”角度看，人类文明史的第一个阶段，就是地球上各个文明不断在国家与帝国这两种政治形态的辩证运动中演进，并最终整合而形成具有稳定地理边疆的区域性帝国的过程。正是这种地理上广阔、相对完整和稳定的帝国滋生出一种普遍主义的帝国意识。

所谓人类历史的“轴心时代”，正是以这种帝国意识为标志：帝国不再是简单的军事征服和政治建构，而成为一种普遍主义的文明秩序。我们可以把这种具有相对稳定的地理空间与相对连续的文明特质的帝国形态称之为“区域性文明帝国”。

以中国为例，早期文明在中华大地上呈现出“满天星斗”的状态，经过不断整合形成了早期局部性部落或部落联盟，或可称之为局部帝国。这些不稳定的局部帝国在不断竞争中最终形成后来夏商周这些以中原和九州为稳定地理空间的区域性帝国，而夏商周的帝国建构只有经过孔子的思想对其进行普遍主义的哲学表达后，才形成持续稳定的政教文明体系。以至于后来秦汉、隋唐和明清的每一次帝国重建，都是在已有基础上进行的文明更新。

地缘政治学家麦金德敏锐地意识到区域性文明帝国的地理与文明基础。他从全球地理空间角度把整个欧亚大陆分成了以草原游牧为特征的枢纽心脏地区和以河流、平原和农业为特征的边缘地区。枢纽心脏地带以落后的游牧生活方式为主要的文明形态，边缘地区则被地理环境分割为四个相对高级的、以农业和商业为主要生活方式的文明区域：儒教中华文明区域、印度教南亚文明区域、伊斯兰教阿拉伯文明区域与基督教欧洲文明区域。

我们可以将欧亚大陆的这五个区域看作是五个相对稳定的区域性文明帝国。这些帝国是依靠地理环境的自然要素和哲学/神学之类的精神要素整合在一起的。在漫长的历史中，虽然具体的帝国王朝不断兴衰更替，但五个区域性文明帝国的格局基本上保持稳定不变。直至几千年之后的今天，这五大区域性文明帝国依然保持着相对稳定的空间地理和文明形态，这足以看出区域性文明帝国固有的韧性。

全球性殖民帝国的兴起：大陆帝国与海洋帝国的全球竞争

在帝国历史的第一个阶段，五个区域性帝国全部集中在欧亚大陆，而且全部是大陆帝国文明。在这五个区域性帝国格局中，欧亚大陆边缘的四个帝国拥有巨大的文明优势，而地处高寒地带的草原帝国则处于文明程度较低的游牧阶段。然而，草原帝国拥有地缘战略优势，对边缘地带的四大文明帝国始终构成威胁，尤其是西方基督教帝国一直受到东方伊斯兰帝国和草原帝国的双重挤压。而伊斯兰帝国之所以能对基督教帝国构成威胁，不仅是因为其宗教和军事的优势能力，更重要的是因为它垄断了与东方印度帝国和中华帝国的海洋贸易，从而拥有巨大的资源和财富。

正是在这一帝国竞争的背景下，基督教帝国才不得不冒险进入大西洋，试图寻找与东方中华帝国进行商业贸易的海洋通道。哥伦布航海寻找的就是一条海上丝绸之路以替代陆地上被草原帝国所破坏的“丝绸之路”，从而打破伊斯兰帝国对东方贸易的垄断。

基督教帝国被迫冒险走向海洋，翻开了人类帝国历史的新一页。

一方面，基督教帝国“发现”并征服了美洲、南部非洲乃至大洋洲等以前未知的领土和文明，攫取了前所未有的资源。

另一方面，地理大发现导致了“全球性殖民帝国”这种新型帝国形态的出现，即统一的基督教帝国开始分裂为新兴的以主权国家为母体的新型殖民帝国，而这些殖民帝国之间的竞争推动了基督教文明率先实现了现代文明的转型，从而使得西方的殖民帝国拥有了对东方传统文明帝国的压倒性优势。

此后，世界历史进入到西方帝国支配全球的历史阶段。地理大发现推动了西方基督教文明学习东方文明，不仅吸收东方文明在天文、数学、地理、航海、造船等领域的先进成果，也受到中华文明人文主义和理性主义的影响。而全球不同民族、文明的出现，本身也在摧毁基督教圣经对普遍历史的描述。这一切表现为西方理性主义、人文主义和科学主义的兴起，与传统基督教帝国的瓦解。

基督教帝国被迫冒险走向海洋，翻开了人类帝国历史的新一页

地理大发现推动了基督教帝国内部的竞争，各个王国或民族纷纷开展海外争夺。这种内部的竞争也推动了西方文明整体的理性化进程，各个王国纷纷脱离基督教帝国向现代主权国家转型，由此形成现代西方政治理论所阐述的以公民个体权利为主体，通过社会契约来建构同质性的主权/民族国家这样的新型政治实体，也形成了协调各个主权/民族国家之间关系的威斯特法利亚体系。

由此，在政治理论中出现了主权国家与帝国这两种政治类型的比较，那些古老的区域帝国（如中华帝国、印度帝国、奥斯曼帝国和俄罗斯帝国等）被看作是一种代表着过去的传统政治形态，而新兴的欧洲主权国家才是一种代表着未来的现代政治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