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他们来说，其一，由于收入较低，减税对他们支出的减少微乎其微；其二，较低的教育水平也使他们较难胜任减税可能创造的制造业岗位；其三，减税必定伴随着削减福利，这反而会严重损害他们的利益。例如，特朗普为“减税”配套推行的就是废除“奥巴马医保”，民主党估计最高会使2600万人丧失医保，虽然对手的数据可能夸大其词，但是大体上共和党也认可上千万人估计将失去医保。

第三，跨国公司和大富豪反而可能因“减税”遭受损失。表面上看，20%的税率会降低企业负担，吸引企业回流。问题是，现在美国的大企业本来就很少在美国“缴税”，并且因为全球避税，它们的税率远低于20%。例如，苹果国际销售公司的实际税率只有2~3%，谷歌、Facebook等企业莫不如此。现在特朗普“减税”到20%，希望它们回来。它们要真回来了，那是大幅加税。

苹果公司CEO库克资料图（图/东方IC）

同样，就大富豪来说，巴菲特曾经指出“我的秘书缴的税比我还多”，奥巴马执政期间，他一直支持增税计划，反对共和党的减税倡议。然而，8年过去了，巴菲特缴的税还是比他的秘书少。为什么？不是奥巴马没增税，也不是美国税务局不想收，而是因为巴菲特避税避得好。换言之，奥巴马的增税计划只能提高名义税率，富人的实际纳税率依然很低。

当然，大富豪中也有少许特例。2017年3月，特朗普2005年的税单曝光，曝光前各路媒体摩拳擦掌，认为即将抓住特朗普的避税丑闻。然而，最终税单显示，特朗普2005年的纳税比例达到了25.3%，这令媒体异常失望，因为纳税比例超过20%的情况在富豪中极为罕见（虽然这依然低于中产阶层的实际税率）。换言之，特朗普的减税计划有利于这样不善于全球避税（因为他的产业主要是在美国的地产行业）的少数富人，但并不利于多数和他一样富的人。

所以，我们看到，从大选到现在，众多美国知名富豪，众多美国大公司轮番单独或者联名信反对特朗普“减税”，高呼“我要把钱交给国家，我要支援国家建设、帮助穷人”。如此高尚的“道德血液”，有少数富豪和少数大公司流淌着，我是相信的。但要说所有都是如此，那就只能说是坑害股东权益了。

因此，从大选到现在，美国的大富豪和大公司几乎是一边倒地反对特朗普，索罗斯更是赤膊上阵涉嫌支持多起反特朗普的暴力活动。而在“减税”这个时间点，“通俄门”调查又突然有了重大进展，弗林承认对FBI撒谎，背后矛头直指库什纳和小特朗普，美国媒体还借此联手炮制了“特朗普在大选期间指示弗林联络俄罗斯”的假新闻（实际是特朗普当选后指示弗林联络俄罗斯，这对当选总统来说是正常行为）。

虽然NBC后来自己做了辟谣。但是，只需稍微向FBI核实一下就能证明的新闻，过往非常“严谨”的美国媒体却都不去核实，而是原封转载，NBC对于这个引起美股和国际金融市场重大波动的假新闻制造者只给出了“停薪四周”的处罚，其中意味就很耐人寻味了。毕竟，夺人钱财胜过杀人父母。

特朗普此前曾因假新闻怒怼NBC

接下来，可以预见，低收入者的街头政治和大富豪、大公司的幕后斗争都会很精彩。美国政治一个很大特点就是，大多数人都能做到“屁股决定脑袋”，不要觉得“屁股决定脑袋”是个贬义词。美国政治之所在全世界是领先的，就在于大家能做到“屁股决定脑袋”，知道自己的利益所在，按自己的利益去谋划。而绝大多数国家国民连“屁股决定脑袋”都不做到，经常干“帮人摇旗呐喊”“被人卖了还帮人数钱”的事。

2、“减税”本身的不足

“减税”政策本身也有较大不确定性。我们可以通过一个已经发生的实际案例来看这一问题。2012年，“茶党”执政的堪萨斯州在全美率先实施“减税”政策。然而，5年的实践显示，“减税”并未带来预期的“涓滴效应”，堪萨斯州的经济形势和财政状况反而急剧恶化。6月，“茶党”控制的堪萨斯州议会以绝对优势推翻了他们曾经大力推进的“减税”政策，重新增税。堪萨斯州历时5年的“减税”实验宣告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