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彭文生】

引言

引发此次疫情的为一种新发现的冠状病毒，与SARS、MERS[1]同属冠状病毒家族，世界卫生组织（WHO）将其命名为2019-nCoV。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潜伏期平均7天左右，短的在2-3天，长的10-12天。参照其他冠状病毒所致疾病的潜伏期（SARS潜伏期为1-16天，平均3-5天；MERS潜伏期为2-14天），此次密切接触者医学观察期为 14 天。

目前针对新型冠状病毒有部分对症疗法或其他抗病毒药物可扩展适应症至该新型病毒感染，但尚无特定的疫苗或特效药，预防手段以避免去疫情高发区、人流密集场所、开窗通风、佩戴口罩、洗手等防护措施为主。根据部分治愈患者的新闻报道，从入院到治愈用时约1-2周左右。

从目前的致死率、患病症状的严重程度看，其毒性似乎较SARS和MERS低，虽然不排除未来病毒变异的可能。但从目前确诊人数分布省份来看，传染范围较SARS更广，这可能反映病毒本身的传染性比SARS强，也可能因为交通运输的发展导致人员流动速度和范围高于“非典”时期。

汉口火车站广场人烟稀少

三个维度看疫情对经济的冲击

对于宏观经济与市场而言，疫情是很少发生的外生事件，对需求与供给都带来突发的冲击，难以根据经济变量内生演变的逻辑来评估其影响，历史上可以参照的类似事件也不多。有一定参考意义的是2002-2003年的非典型肺炎（“非典”，SARS）疫情。

回顾“非典”时期，对经济和市场的冲击呈以下三大特征。

第一、GDP增长快速下行，但是持续时间短，疫情消退后快速反弹。2003年3月开始，“非典”从广东地区蔓延至内地其他省份，“五一”假期取消， GDP同比增速从一季度的11%左右下行至二季度9%左右,但随着7月份疫情解除，生产活动恢复，三季度GDP同比增速回升到10%左右。

第二、经济增长波动的载体主要是消费，对投资的影响有限。消费受到的影响集中于“非典”疫情较为严重的几个城市，人们减少外出，不利于旅游、住宿、餐饮类相关消费。日用品类、中西药品类则由于疫情在2003年4月出现消费额同比增速的跳升。

第三、金融市场波动加大。2003年4月疫情明显加重后，市场快速下跌，4月17日-4月25日8日内上证综指下跌7.8%，但随后至6月底反弹5%。从债市来看，受经济预期变化影响，10年期国债收益率在2003年5月份明显下行，6-8月份在底部震荡，但随着疫情消退，经济回暖，国债收益率反弹。

这次疫情的影响和2003年的“非典”比较有什么不同？我们可以从三个维度来分析可能的差异。

第一个维度是病毒的传染性与毒性，类似于疫情的广度与深度。传染性越强的病毒影响越广泛，而毒性越强的疫情死亡率越高。一般来讲，毒性大但传染性低的疫情对经济的冲击小，而传染性高则对经济的影响较大。当然，如果病毒传染性与毒性都很强，其对经济的冲击就会更大。

第二个维度是经济体的开放性，越开放、人口流动性越高的经济体，病毒越容易传播，其影响也越大。而一个相对封闭与人口流动性低的经济体，病毒越不容易传播，其影响也越小。

如前所述,目前确诊人数分布省份较SARS更广，对经济的冲击可能更大。与“非典”时期相比，人口流动性明显增加，体现在城镇化率和外出务工人数增加上。而且这次疫情恰逢春运人口大迁徙，武汉作为交通枢纽加剧了病毒传播。人口流动性还体现在国际层面，中国入境游接待人次由2002年的9800万人次上升到2018年的1.4亿人次，境内居民出境人数由2002年的1660万人次大幅上升到了2018年的1.6亿人次。截至1月底，本次疫情在境外涉及20个国家和地区，低于“非典”时期的29个，但疫情还在发展，可能对中国的国际经贸和投资带来一些影响。

第三个维度是政府对疫情的控制措施的严厉程度。为了控制疫情传播，政府采取隔离感染人士、推迟假期返工、减少公共交通、停止公共与集体活动及其他必要措施。这些措施越严厉，对控制病毒传播越有效，但也意味着短期内对经济的冲击越大。

与2003年“非典”时期相比,此次疫情防控措施似乎更为严格，开始的时间也更早。此次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从首例病例出现到大规模公开防治，相隔50天，较“非典”时期的137天大大缩短。“非典”大规模爆发时间在2003年4月，人们普遍已回到工作岗位，取消“五一”假期对生产的影响较小。这次适逢春节，延长春节假期、调整学校开学时间，加上湖北多地采取不同程度的“封城”措施，其他城市也不同程度地限制外来人员流入，对经济活动的影响较大。

疫情冲击短暂、不改变经济基本面趋势

结合以上三个维度，疫情对经济的影响体现在需求和供给两个方面。

疫情对供给端的短期影响体现在一些正常的生产活动停顿，一旦疫情消退，生产相应恢复到正常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