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我之所以提到你的比喻，即把全球系统比作人体，是要引出下面这个问题：我们有了骨骼、血管、神经，那谁来做世界的大脑？按照你提出的新范式，国家的作用会下降，跨国公司、民间团体等非国家行为体的作用会上升，我们可以依靠国家来做规划；未来难道要指望这些公司来统一规划吗？即使它们有这个能力，是否有足够的利益驱动它们统筹资源进行大规模投资？要知道，这种资源不是通常意义上私有企业所能掌控的，而是国家级的、天文数字级的财富。即使它们有这个能力，又是否愿意向低回报地区投资呢？

康：很好的问题，从生物学上来说，大脑是神经系统的一部分……

观：那也就是说，让信息领域的大公司为世界做规划，你是说谷歌、脸书等公司将担当这个重任？

康：不不不，我必须澄清，许多人存在一种误解，认为我不相信国家。实际上，全世界最大的基础设施建设赞助机构是各国政府。以中国为例，基础设施建设几乎全是靠政府公共投资推动的。资本形成靠政府，这是世界的常态。印度、菲律宾等国试图从私有部门获得支撑，但力度远远不够；美国私有部门大量涉足基础设施，私有货运铁路、谷歌光纤。未来，基建领域的公私投资会进一步混合，相互弥补，这是件好事。

在书中我提到一个概念，叫“互联互通的渠道”。掌管这些渠道的公司，架设光纤通道；创造信息交互环境；运营油气传输管线；确保公路铁路的畅通；提供公共事业服务。如果用人体来作比方，这些渠道是连接骨骼的组织，它们需要来自大脑的逻辑才能运作。更多货物、人员、能源、数据通过互联互通的渠道流动，反过来促进经济发展。以中国的“一带一路”为例，互联互通使更多原材料进入中国，成品货物运出去。在互联互通领域的建设、控制、运营等能力，是国家强大的关键，（美国）在北达科他州坐拥庞大的核武库，并不会使它更强大。

我写这本书，目的不是要反驳地理在政治中的作用，恰恰是一本关于地缘政治的书，它讨论的是如何利用连通性和科技，来控制地缘因素。

观：在你提到的未来，建设、提供、维持连通性的行为体，既包括国家，也包括公司，它们为了权力或利润，相互竞争，但缺少中央规划——这里的关键词是“竞争”。原本处于竞争劣势的国家，由于缺乏连通性，将在这场逐鹿中被抛得更远，遗弃在新世界秩序以外。

康：不，我的看法恰恰相反。以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坦等内陆国家为例，正因为中国“一带一路”基础设施连通了中亚和阿拉伯海，它们才有机会走向富裕。我一直认为，中国人建设的基础设施，以及中国对非洲大宗货物需求，是赞比亚、乌干达、卢旺达、布隆迪以及许多其他非洲国家发展经济的关键。过去十多年里，非洲经济增长的背后，是超级周期带来的大宗商品价格上涨；而超级周期的背后，是中国对大宗商品的巨大需求。如今大宗商品价格虽然下跌，但中国已经带来了良好的基础设施，非洲国家应该对此好好加以利用，促进经济多样化，加大社会流动性。你问题中的那些国家多数是小国、穷国，对它们来说，自从殖民时代终结以来，再没什么比互联互通更美妙的东西了。历史上的殖民者给这些国家画下人为的边界，如今它们可以通过实实在在的混凝土道路，与世界紧密连接。如果你是某个非洲小国的领导人，你告诉我，是殖民者在地图上留下的不合理的、无意义的国境线重要，还是高速公路、光纤线路重要？

观：我个人很欣赏你的理论，但难免有人会这样反驳：根据国际劳动分工，这些国家处于价值链的最低端，它们只能向工业化国家提供原材料，进口成品。随着技术革新，这种差异可能会以加速度扩大，长期下去，对它们是件好事还是坏事？

康：这不是反驳，而是事实陈述。如果这些国家不把出口收入用于现代化，不积极拓展经济多样性，也不能怪我对吧？打比方来说，中国在这些国家修了一条路，不会把路收回去，即使中国撤资，你还是拥有一条实实在在的路，如何利用是你自己的决定。顺便说一句，我不认为出口原材料有什么错，毕竟自然资源是上天给予的馈赠，只要它们把出口收入用于再投资，就有提升价值链位置的机会。但如果缺乏连通性，它们连出口最丰富资源的机会都没有，谈何发展经济？

观：这样看来，你勾勒的未来图景就没有那么美好了。因为在短期内，世界还是国家为单位运行，互联互通的渠道就像输送营养液的管子，把资源从穷国输往富国。穷国有限的议价能力注定它们是吃亏的一方，虽然能获得财富去分配和再投资，但毕竟是小头。连通性能否帮助它们脱离这种恶性循环呢？

康：这个问题很好，但你得综合来看。刚果不会造手机，中国能够利用刚果的原材料，以极低成本制造手机。如果不是刚果以低廉的价格提供原材料，中国就不能以低廉的价格制造手机，刚果人又买不起三星、苹果等高价手机，就完全失去了与互联互通世界对接的机会。重商主义并不意味着大宗商品出口国处于绝对的劣势，因为它们也能采购到价格更低廉的成品。这不是邪恶的殖民主义，而是亚当·斯密提倡的自由贸易，是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我开采原材料，你卖给我成品，18世纪经济就这么简单，但它是正确的。需求和供给是本世纪最强大的力量，远比任何政治意识形态更强。国家在价值链上提升地位，取决于它如何利用需求供给，如何利用科技，如何利用城市化，如何利用资源教育民众，如何使经济多样化。只有这样，它才能从原材料出口进一步到物流运输，从农产品进一步到食品加工，从食品加工进一步到轻工业，从轻工业进一步到铁路基建。这是个漫长的过程，需要在教育和科技方面下功夫，无法一蹴而就。但我们必须记住，如果没有互联互通，这一切都不可能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