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登总统的计划强调了国内制造业的重要性，但以一种适得其反和独特的精英方式进行了绿色转型。

气候变化是一个值得斗争的问题，但许多美国人一直正确地怀疑经济转型的巨大成本是否匹配这些计划承诺的好处。现有的能源部门提供了生产性的蓝领工作和廉价能源的来源。一个连贯的工业政策将加倍这些优势；投资数千亿美元来破坏现状可能满足气候活动家的要求，但对工人和他们的社区来说，这是一个糟糕的选择。

至于共和党建制派：在特朗普政府期间，共和党国会将其一个主要成就定为减税。华尔街仍然在大多数情况下不会受批评，更不用说被限制了。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主席帕特里克·麦克亨利代表阻碍了限制美国在中国投资的努力，实际上主张扩大它。前副总统迈克·彭斯的组织“推进美国自由”表示，让更多的工薪家庭有资格获得全部儿童税收抵免将把它“变成另一个福利计划”。

该党的反特朗普派别花了八年时间策划其重返权力的计划，只是支持了妮基·黑利，她是反政府、亲全球化意识形态的典型代表，但已经被党内的选民拒绝了。

在美国日益流行的更加民粹主义的经济政策模式的承诺和必要性在于，它在所以这些方面都做出了不同的选择。特朗普先生本人并不完美的代表了这一运动，大多数时候只是通过拒绝旧体制来表达。

像由美国政治板块的移动触发的地震一样，他将水搅浑了。在动摇现有结构的基础时，他暴露并摧毁了那些过时或建造不良的东西。但他的方式并不是重建。

当地时间2024年7月15日，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出席共和党全国大会首场会议，与其竞选搭档詹姆斯·万斯同框。IC photos

然而，向地平线望去，看到下一代保守派准备领导后特朗普的共和党，可以看到可能发生巨变的迹象。由马尔科·鲁比奥、J.D. 万斯、乔什·霍利和汤姆·科顿领导的一群年轻参议员在过去几年发布了大量提议，以重塑全球贸易、对抗中国，重建国内制造业、消除对工业发展的环境限制、执行移民法和减少低工资工人流入国家、阻止合并和更积极地对股票回购征税、将资源从高等教育转移到非大学途径、直接向工薪家庭提供财政支持而不是通过托儿补贴等。（我的组织已经与这四位立法者在各种提议上进行了合作。）

他们已经做了诸如加入罢工工人的队伍，推动提高最低工资和要求加强铁路监管等事情。并非巧合的是，鲁比奥先生、万斯先生和科顿先生都作为特朗普先生的潜在竞选伙伴受到了关注。

他们与民主党在多领域取得的共识为发展提供了机会，并且已经产生了一些两党立法，但保守改革者在移民、气候、教育和家庭政策上的立场表明了不同的优先事项。他们还将这一经济议程与毫不掩饰的爱国主义和对热点问题（如警务、种族偏好和跨性别运动员）的更传统观点结合起来。

有两个线索贯穿这种民粹主义、保守派经济学，为美国人民的繁荣、自由和安全服务的资本主义提供了最好的希望。第一个线索是创造生产性市场，这需要首先承认许多市场并非是生产性的。资本主义的关键在于，正如亚当·斯密用他的无形之手的隐喻所观察到的，追求自身利益的私人行为者可能会以推进公共利益的方式行事。但这只有在带来最大利润的活动也是带来广泛利益的活动时才成立。

但这只有在资本主义者更偏好“国内而非外国工业的支持”，并且“以这样的方式指导该工业，使其产品可能具有最大价值”，这也会“为其本国最多数人提供收入和就业”时，斯密非常明确：无形之手才能起作用。

这些是很实际的约束，现代经济学家却设法忽略了。当通过将生产外包到剥削工人或引进愿意接受更低工资的外国工人的国家可以获得更大、更容易的利润时，公司就会这样做。

《华尔街之狼》电影剧照

当最高报酬归华尔街投机者和成瘾性社交媒体算法的开发者所有时，最有前途的商业领袖将追求这些职业。

常春藤联盟毕业生中有多少人将他们的才华用于职业，帮助提高没有大学学位的人的收入，并在贫困地区创造蓬勃发展的新企业？

生产力增长对于提高工资的作用已经不再显著，甚至在制造业中发挥负面影响，这不足为奇，美国经济发展中较贫困地区赶上较富裕地区的长期模式不再存在。

悲剧，但也是好消息的是，这些趋势不是不可避免的。它们代表了愚蠢的政策选择，这意味着我们可以做不同的选择。

与其像无人购买的库存一样抛弃工人并使社区空心化的全球化相比，我们可以设计我们的贸易和工业政策，确保利润的路径通过国内投资，从而在全国范围内创造生产性工作。

与其允许非法移民和雇主剥削他们，我们可以严格执法，进一步限制低端劳动力市场的进入，迫使雇主向美国工人提供好的、高效的工作，而不是削弱他们。

在金融领域，放松管制、税收和破产法规、国际协议和管理公共养老金的失误都鼓励了聪明钱和顶尖人才流向操纵和交易大量资产，而不是构建任何东西。曾经用来广泛部署国家积累财富的资本市场，现在却从企业和社区提取价值，重新在狭小的飞地中积累。金融部门不断增长，薪水和利润不断上升，然而我的研究表明实际投资一直在减弱。这不是任何一种自洽的经济学会认可的资本主义。一些右翼领导人现在加入了左翼，认为其过度行为必须受到抑制、监管、征税，甚至禁止。

贯穿这种新的保守派经济学的第二个线索是支持社区。每个人都依赖他们周围的机构，从他们的家庭开始，塑造他们成为有生产力的公民，帮助他们建立体面的生活，并帮助他们自己抚养孩子。但正是最需要支持社区的美国人往往最无助。精英对家庭支持的看法往往是带薪休假和托儿补贴，这推动了所有父母在劳动力市场中的职业优化和GDP最大化的安排。适当的家庭政策，正如一些共和党人现在提议的，将直接向工作家庭提供资金，帮助他们承担抚养孩子的成本，并让他们自己安排他们的生活。

美国印第安纳州加里市的卫理公会教堂（City Methodist Church）网络图片

公共教育同样也会更少关注填补从高中到大学再到职业的管道，这条管道只对少数人有利，而非更多地关注提高大多数人实际走过的路径。

另一个关键机构是工会。有组织的劳动力可以成为在劳动市场中赋予工人权力、在工作上有代表权和在社区中得到支持的重要力量。不幸的是，在美国，劳工运动现在经常作为与大多数工人的优先事项无关的进步政治活动的力量运作，这可能有助于解释为什么近四分之三的潜在工会成员说，他们更情愿工人组织只关注工作场所问题，而不是也参与国家政治。一些保守派通过与较少党派的工会直接合作，并提出可能将工人代表纳入公司董事会或鼓励行业范围的集体谈判而不是一个公司一个公司地对抗，正在取得进展。

在2023年，美国有81,000人死于阿片类药物摄入过量。其他形式的药物过量死亡上升得更快：过去十年中，致命的可卡因过量死亡人数增加了六倍，达到30,000人。精神兴奋剂死亡人数增加了十倍，达到36,000人。总的来说，现在美国的药物过量死亡率与苏联解体后十年俄罗斯酒精使用异常的平均死亡率相似。

美国的精英们是否能超越他们自己的偏好？他们能否承认，他们所重视的并不一定是对所有人最有利的——尽管他们提出的理由可能站不住脚？他们决策的时刻——像是即将迎面驶来的汽车——似乎正迅速接近。虽然有退出的机会，但只有他们能决定是否选择走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