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伦·卡斯（Oren Cass）以阿片类药物危机为切入点，揭示了美国政治精英对这一问题的忽视和漠视。他不仅对精英阶层的自我正义和脱离现实进行了批判，更深入探讨了其对美国社会经济状况的影响。精英阶层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政策上的失误，导致社会大众的不满和政治动荡，而这种震荡也对精英阶层在现代社会中的角色构成巨大挑战。

【文/奥伦·卡斯（Oren Cass），译/王宏泽】

我首次了解到阿片类药物的危机是在三次总统选举前的2011年秋天，当时我是米特·罗姆尼竞选活动的国内政策主任。新罕布什尔团队询问我们的计划是什么。

那时，阿片类药物已经引发了持续多年的美国历史上最致命的药物流行病。我很惭愧，我当时甚至不知道阿片类药物是什么，可能就像鸦片？我在网上查了一下，是某种药丸。我告诉大家这是优先问题，奥巴马总统并没有在解决这个问题。那一年，全国有近23,000人死于阿片类药物摄入过量。

我也没能置身事外。美国的政治阶层正处于自我正义的脱离状态，脱离了它所统治的国家的经济社会状况。

奥巴马先生和罗姆尼先生在旧金山（2008年）和博卡拉顿（2012年）私人募款活动上发表的臭名昭著的“苦涩依附者”和“47%”言论很好地反映了当时的氛围，这些言论显示出他们对生活在这两个地方之间的选民的轻蔑。

阿片类药物危机在选举后的几年中获得了更多关注，尤其是在2015年，安妮·凯斯和安格斯·迪顿的研究关注了“绝望之死”。

当然，2015年最引人注目的政治发展是唐纳德·特朗普总统竞选的开始和他随后在共和党初选中击败了16名坚持党派正统的对手。

在2016年的大选中，他以微弱优势击败了前第一夫人、参议员和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而后者也并没有掩饰自己对美国人的看法：在公开讲话中，她欣然将支持特朗普先生的一半选民归类为“可悲的人”，她的听众们也对之大笑并报以掌声。

那一年，全国有超过42,000人死于阿片类药物摄入过量。

当地时间2023年4月12日，美国俄勒冈州波特兰市中心，一个人在吸食芬太尼。视觉中国

在美利坚合众国这样的民主共和国，人民选举领导人代表他们治理。投票机制是对一个不响应、无能或腐败的统治阶层——或者，正如民主党可能正逐渐意识到的，一个坚持选用领导能力被选民质疑的候选人的统治阶层——的制衡。如果那些掌权的人开始相信他们是唯一合乎逻辑的选择，人民总是可以证明他们是错误的。对于沮丧的民众来说，一个反建制的局外人制造混乱的能力是一个特性，而不是一个问题。将这样一个候选人提升到高级职位应该立即在政府、法律、媒体、商业、学术等领域的高学历领导者中引起深刻反思和根本改革——总的来说，就是精英阶层。

不幸的是，对特朗普先生成功的反应恰恰相反。在特朗普当选后，面对他很可能再次当选的现实，大多数精英加倍下注。背后的思维逻辑是：我们没有失败，是美国人民让我们失望了。在一些叙述中，心怀不满的美国人只是没有珍惜他们的繁荣。在另一些叙述中，他们无法做出明智的判断，使他们容易受到煽动和外国操纵。或者他们只是太种族主义了，根本不在乎——更不用说根据民意调查，大多数特朗普的支持者是女性和少数族裔，而且他比以往的共和党领导人吸引了更多的黑人和西班牙裔支持。

特朗普先生绝不是民意的理想代言人，特别是考虑到他在2020年总统选举后自己就努力违抗民意。但举国人民，在充分了解这种行为后，似乎更喜欢他了——至少与其他的选择相比。不知怎的，精英对这种羞辱性的领导力指控的反应是加倍的固执：他们宣称，如果选举结果不如他们所愿，民主本身就会受到威胁，即便他们在追求明显反民主的策略。那进展如何呢？一项针对摇摆州选民的最近民意调查发现，大多数人认为“对民主的威胁”是即将到来的选举中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他们更有可能相信特朗普先生能够很好地处理这个问题。

结果是令人震惊的不负责任的国家级斗鸡游戏。从一边冲过来的是仍然完全致力于自己的偏好、为了自己的利益操纵权力杠杆、为两个党派提供候选人以维护现状的精英。从另一边冲过来的是普通人，大多数美国人，他们拒绝精英的偏好，但感到无法主张其他的，除了民主给予他们的最后手段。双方都尽可能大声地鸣喇叭。

当地时间2024年7月17日，威斯康星州密尔沃基市，美国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持续举行。视觉中国

人民不会靠边，也不应该靠边。正如西塞罗在2000多年前所说：“政府的管理，就像受托人的职责一样，必须为了那些托付者的利益，而不是为了受托者的利益。”任何关心美国民主未来的人，首先应该关注的是精英们奇怪的信念，即道路是属于他们的。这是当前不稳定的根本原因，也是对共和国最严重的长期威胁。

无论任何一次选举的结果如何，美国宪法都应该能够弯曲而不断裂。它以前是，将来也会是这样。用一般认为是詹姆斯·麦迪逊的话来说，“对人民的依赖无疑是对政府的主要控制；但经验已经教导人类辅助预防措施的必要性。” 比如权力分立、制衡、州与联邦权力的相互制衡。但是，没有一个系统能够从如此不响应的统治阶层中拯救一个国家，以至于它会选择加速走向政治崩溃。

认真对待多数人的偏好，即使它们与更精明的专家的偏好相冲突，通常被诽谤为民粹主义。即使当选官员和他们的技术顾问可能对如何最好地实现人民的目标有特殊的洞察力，但也只有人民才能决定这些目标应该是什么，以及它们是否正在被实现。

阿片类药物死亡不仅仅是一个可怕的悲剧。它们也是一个国家衰败和绝望的标志。普通工人的工资几十年来一直停滞不前，我在我工作的智库American Compass进行的研究发现，普通工人的收入不再足以为家庭提供中产阶级的安全感。

我们还发现，只有大约五分之一的美国年轻人能够顺利地从高中过渡到大学再到职业，对于年轻男性来说，这个数字甚至更低。反贫困学者Scott Winship已经发现，对于25至29岁的男性，经过通货膨胀调整的中位数收入和报酬在2020年比50年前更低。特朗普先生当选前的几年，是有记录以来美国人18至34岁更有可能与父母同住而不是独立与重要的另一半居住的第一次。

以拥有的平板电视数量、接受的医疗治疗和摄入的卡路里来衡量，美国人一直在向上发展。但是，尽管流行媒体经常将美国梦解释为在物质上比父母过得更好，但American Compass与YouGov合作进行的民意调查显示，18至50岁的美国人更有可能认为“挣足够的钱来养家糊口”是最重要的。

相关的，我们的民意调查发现，绝大多数美国父母认为“能够在一个家长的收入上养家糊口”是中产阶级生活的重要或基本标志。对于所有关于“向上流动”的讨论，超过90%的美国人在2014年皮尤调查中都认为“财务稳定”比“向上流动”更重要。

请注意，相比之下，拥有大学学位和最高收入的小部分上层阶级美国人将美国梦更多地看作是他们的才能和努力能带他们走多远，而不是支持家庭甚至结婚生子。他们更倾向于让两位家长全职工作并全职使用付费托儿服务，并认为提供“最可能的职业选择但离家很远”的中学后教育比提供“离家近的好职业选择”的更可取。尽管所有其他群体都说他们更倾向于后者。

在一个又一个问题上，同样的模式反复出现。尽管政策倡议通常旨在最大化效率和增长、将人们推向机会并从经济赢家向输家再分配，但典型的美国人对地方有着依恋，关注家庭，致力于制造事物，并愿意为了这些优先事项而接受经济权衡。

公共教育过度地将资源投入到让学生进入和完成大学，而不是他们最终选择的其他道路。但American Compass的调查发现，美国父母几乎以三比一的比例认为，更重要的任务应该是"帮助学生发展在他们生活的社区建立体面生活所需的技能和价值观"，而不是帮助学生"最大化他们的学术潜力并追求进入声誉最好的学院和大学"。大多数人更愿意让他们的孩子提供三年的学徒制，通向好工作，而不是全额大学奖学金。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亚当·波森最近评论说，对美国制造业的关注反映了“对保持受教育程度低的白人男性在城市外占据强大地位的迷恋”，他认为这些人一直在美国占据这种位置。但对大多数人来说，制造业的重要性只是常识。

另一项American Compass的民意调查发现，美国人以10比1的比例同意“我们需要一个更强大的制造业部门”，最常见的原因是它“对一个健康、成长、创新的经济很重要”。当被要求选择时，大多数人宁愿支付更高的价格来加强国内制造业，而不是应对气候变化。只有上层阶级在这个问题上是平均分配的。

当地时间2024年5月8日，美国总统拜登在威斯康星州斯图特万特的盖特威技术学院。拜登吹捧两党关于基础设施和半导体补贴的立法，声称立法为美国各地的社区带来了新的投资，并刺激了国内制造业的复兴，并批评特朗普看着美国就业机会流向中国。视觉中国

“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吗？”， 也许是。尽管大多数美国人相信移民对国家有好处，但在记录上从未有超过三分之一的人希望提高移民水平；赞成减少移民水平的声音几乎总是更强。

所有这些偏好的重要特征在于它们本质上是有效的。没有任何一位专家提供的可能拥有更高访问权限的统计分析会比人们实际重视的东西以及他们选择做出的权衡更加重要。领导人可能寻求塑造公众舆论并改变偏好——实际上，这是领导的一部分——但他们也必须服从于结果。他们的义务是追求群众的优先事项，而不是他们自己的。

民主党庆祝工人力量，但对执行移民法几乎没有偏好，更不用说降低低技能移民的合法水平了。其教育政策努力偿还受过大学教育的人的债务，却放任不管创造债务的破碎的系统本身，同时对大多数没有获得大学学位的人都照顾不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