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美国人试图让所有人都改信耶稣。事实上，不只中共领导人，当今中国社会的许多人都认为美国人是西方最热衷传道的民族：其他人不过是和你做生意而已，美国人却想让你改变信仰。以前是基督教，现在是美国版的人权和民主！中国领导人管它叫做“人权”帝国主义。

西边的太阳没那么快落山

加德尔斯：在邓小平政策的作用下，西方500年来首次不再对世界事务具有主导性影响力。据世界银行预测，中国将在2020年到来前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这是否是最后一个“西方的世纪”了？

李：没有这么快。我不同意这种末日论。首先，当我们谈论亚洲时，实际上我们谈论的是中国。没有中国，亚洲在世界上不会有这样大的影响力。中国可能很快就会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但它会成为最受尊敬、最有影响力的社会吗？它会拥有令他人艳羡的技术、生活水平、生活质量和生活方式吗？它拿得出具有凝聚力的歌曲、歌词和思想吗？这个过程需要时间。

相较于上面这个较长的过程，中国以及亚洲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可以向西方说“不，别再对我们指手画脚。”当年，英国让出世界头号大国地位，美国毫不费力地继承了这个位置。英国人虽然不舒服，但他们仍不失风度地让出了头把交椅。在两次世界大战中，英国需要美国的帮助。为此，英国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并且被迫拆散了大英帝国。因此，美国是在崛起大国和守成大国的互相迁就中优雅上位的。

正如英国前首相哈罗德·麦克米伦说的那样，既然美国要成为新的罗马，英国便决定扮演新的希腊；换句话说，就是像希腊人帮助罗马人治理罗马帝国那样，帮助美国吸收英国的经验。至少在根源上，英美两国有着共同的语言和文化。

但现在，如果美国要让位于长期受鄙视的亚洲人——那些腐朽、软弱、腐败的亚洲人，不要说在全世界范围内被亚洲人取代，就算只是让出西太平洋地区，美国人的感情上也很难接受。由于美国人的文化优越感，这种调整无比困难。美国人认为他们个人至上、自由至上、不受束缚的言论自由等理念是普世性的——但它们不是，过去也从来不曾是。

事实上，美国社会之所以能在如此长的时期里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功，原因不在于这些理念和原则，而在于得天独厚的地缘政治条件，丰富的自然和人才资源，移民从欧洲带来了雄厚的资本和先进的技术，再加上美国东抵大西洋、西临太平洋，旧世界的冲突离美国本土非常远。

正是这种文化优越感，使美国媒体专门给新加坡挑刺，批评我们专制独裁、过度统治、过度限制、造成社会上万马齐喑。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没有遵从他们的说教，没有按照他们的意思来管理国家。在整个东亚，不管在台湾、泰国还是韩国，美国的原则和理论还未被证明成功过。如果这些国家在未来五至十年能变得比新加坡社会更美好，那我们再引进他们的实践经验，再迎头赶上也不迟。

如今的美国充斥着普遍的犯罪和暴力：儿童持枪杀死另一个儿童；社区邻里缺乏安全感；老人们感到被社会遗忘；家庭分崩离析。美国媒体不但肆无忌惮地攻击本国领导人的诚信与品格，指责所有的当权者，还怨天尤人，唯独不进行自我反省。

加德尔斯：布热津斯基曾说过，“对于美国，我最担心的是美国文化的自我腐败，我们百无禁忌的文化大杂烩可能会削弱自身的能力，使我们不但无力维持世界政治领袖的地位，甚至最终在各方面都不足以为人师表。”

李：我说话不像他那样妙语连珠，但他基本意思说对了。这样的事已经发生了。个人至上和言论自由的理念一旦过了头，便会产生反效果，它们使美国难以维持社会凝聚力。亚洲人看得很清楚，美国的方式不管用。

加德尔斯：换句话说，“以自由为名的极端主义是一种恶。”

李：要建设一个健康的社会；要让每个公民安全地享受自由；要让女孩和老妪都能晚上上街散步；要使年轻人不沦为毒贩的猎物，我们不会追随美国模式。我们环顾四周，发现日本和德国做得更好，值得我们学习。

虽然美国的社会秩序并不理想，但其他许多方面显然值得我们效仿。美国人如何筹集风险投资，如何承担风险，如何创建新公司，都值得我们效仿。这是我们从法国、德国和日本都学不到的。

它不仅是创造理念，而是一种把新理念变成现实、并将其投入市场测试的能力。全世界都非常钦佩美国的这个优点：让所有好点子去自由竞争、百舸争流，才会发出耀眼的光芒，带你找到真理——原来在此！

2015年的新加坡

加德尔斯：在一个让所有人自由发挥创造力的社会中，难道创新精神和主动性不是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吗？

李：不，事实并非如此。社会中最顶尖的3-5%人群在思想的自由竞争和碰撞中如鱼得水。对他们来说，你可以把鸡蛋竖起来，问：“这么放可以吗？”但亚洲广大的人民群众超过半数是文盲，另外接近一半刚脱盲。如果你让他们这么做，会造成一个无法收拾的烂摊子。

一个社会或许可以在先锋的引领下前进；但如果整个社会都变得和他们一样前卫，就会散架。让他们在前面开路，待道路铺平、系统调节有序后，其他人方可效仿。

在这种情况下，我说，来吧，让互联网来吧！看有多少新加坡人会接触到各种五花八门的想法——包括一些我们不希望他们接受的疯狂想法——也就5%吧？没问题。

在这种智力激荡之下，整个社会将更具有竞争优势。但如果全社会天天接触暴力和色情，任凭这些图像充斥屏幕，那整个社会就全毁了。

加德尔斯：在信息时代，这难道不是一种过时的看法？这里我引用以色列前总理西蒙·佩雷斯的话：“过去，政府权力主要来源于它对知识流动的垄断。后来，所有人都能获取知识。自此以后，出现了一种永不休止的新动态。每个公民都能成为自己的外交官、自己的管理员、自己的统治者。有现成的知识教他如何行事。他再也不会仰视高高在上的领导者，无条件地接受他们的驱使。人们有了自己的判断。”

李：这话说只对了一半。每个律师都知晓法律，但他们彼此都很清楚，到底谁更优秀、谁最优秀？掌握的知识越多，人们就越清楚谁最适合做某一份工作。在内阁会议上，每个部长得到的信息都是一样的。最终打破僵局促成决议的人，不见得是最善辩的，但经验告诉我们，应当尊重他们的判断，因为事实已反复证明他们是对的。影响世界的力量并不在于信息本身，而来自对信息更准确的判断。我们的天赋和才华各不相同。这一点即使在信息社会也不会改变。

世上再无孤岛

加德尔斯：美国最著名的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说，“我以前觉得李光耀代表着未来。现在，我认为他代表着过去。在今天这个时代，你无法控制信息的流动。”微软的比尔·盖茨说过类似的话：“新加坡希望兼得鱼与熊掌，他们既想接入网络空间，又想保持对信息的控制权，避免对当地文化造成影响。”

盖茨说：“然而今天，没有什么地方是一个孤岛了，”新加坡也不例外。你只要上网，便会接触到麦当娜猥亵的歌词；便会遇到《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威廉·萨菲尔这样的人把你称作独裁者。你到底代表着过去，还是未来？鱼与熊掌，你能否兼得？

李：我了解两条根本性事实：第一，在这个科技日新月异的时代，我们不改变就会落后，并成为历史的旁观者。所以，我们必须改变，并且要快速改变。第二，不管科技怎样变，我们养育下一代的方式一直没有改变。

从小部落到大国家，父母和子女的关系并没有改变。如果孩子不再尊重长辈，不再视家庭为神圣，整个社会将岌岌可危，甚至解体。世上没有任何东西能取代父母的爱，没有任何东西能取代邻居间的友爱，没有任何东西能取代统治者的权威。

如果媒体总是拆领导人的台，总是贬低他们；如果媒体都认为不能只看领导人的表面功夫，必须非难其动机、指责其人格，并且认为无人能比媒体人更洞察真相，那么这个社会将产生困惑，并最终走向瓦解。媒体的攻讦可能使报章销路大开，但将给社会运行造成困难。

即使在今天，成就良政仍然需要在不同观点间取得平衡，我们必须坚持一条基本真理：世上有对与错、善与恶之分。不管媒体或互联网的影响是好是坏，我们不能放任自流，任凭社会受其影响。如果每个人都通过卫星电视收看色情节目，那么世界各国政府必须有所作为，否则我们就是在摧毁人类文明，还拖累年轻人与其陪葬。如果一个社会不能保持平衡，它便没有未来。

加德尔斯：如此说来，网络审查是对社群价值的肯定咯？

李：要我来说，我会说得更重。这是涉及社群认同的问题。当我还在英国做学生的时候，曾在报纸上读到一则小通告，其中提到因为某某人离了婚，所以白金汉宫不能向他发出邀请。现在，白金汉宫已经向有婚外情的女子敞开了大门。

某种屏障已被拨开。但是，这种社会习俗和约束力有着重要的作用，那就是卫护社群里的标准。即使我想在自家院子门前交配，社会也不允许我这样做，不允许我用私事这个借口来搪塞。如果每个人都这样做，孩子们就会在困惑中成长。因此，政府和社会必须站出来说“停！”这便是社会约束力的价值所在——这些约束是必要的，因为它们能让人们明白，某些行为是超越底线的。

多元文化和空调

加德尔斯：回首过去的道路，构成新加坡最关键的部分是什么？

李：我们的社会不是单一的、同质的。如果新加坡像日本一样，那么很多问题就不会存在。但是，新加坡人民是被英国人扔到一起来的，每个人都在寻找着比过去更美好的生活。

不同种族的人们——印度人、中国人、马来人——需要达成某种相互包容的社会契约。否则，就不可能取得共同的进步。如果你想压制另一种人，坚持让他们遵循你的生活方式、遵守你的社会禁忌，那么整个社会就会瓦解。因此，相互包容、宽以待人的社会契约是我们这个社会的大前提。

加德尔斯：除了对多元文化的包容，还有什么其他因素使新加坡走向成功？

李：还有空调。对我们来说，空调是最重要的发明，也许是最具历史意义的发明之一。它使人类得以在热带发展，改变了文明的性质。

没有空调，你只能在凉爽的早晨或黄昏工作几个小时。我当上总理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在公务员机关大楼里安装空调。这是提高公共效率的关键。

（作者供稿，观察者网刘旭爽、杨晗轶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