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新加坡只是地处马来半岛顶端的弹丸小国，但其国父李光耀却得以跻身塑造亚洲世纪的巨人行列当中。这并不仅仅因为他奇迹般地把新加坡这个贫困不堪、毒品猖獗、妓女泛滥的殖民地中转港改造成了耀眼的21世纪城市国家之典范，还因为他所推行的软性威权资本主义启发了邓小平在中国的“改革开放”，为东亚的兴盛与崛起奠定了基础。

我与李光耀先生见过几次，在1992年和1995年，见面地点都在闷热的新加坡。当时我们坐在前英国总督官邸伊斯坦那（观察者网注：新加坡独立后，该官邸成为新加坡总统府和总理办公室）那间冷气逼人的会客室里，一边眺望窗外修建齐整的草坪，一边深入探讨着儒家社群主义与西方个人主义之间的差异。我们最后一次会面是1999年，在瑞士达沃斯冰天雪地里的一间小木屋。那时的李光耀已正式卸任“国务资政”，成为“内阁资政”（观察者网注：实际上李光耀2004年才卸任senior minister，转任minister mentor，增加了内阁资政这个头衔，改称senior minister为国务资政）——王座后面的那个贤人。】

以下对话均出自《世界邮报》主编内森·加德尔斯与李光耀的访谈：

内森·加德尔斯：现在冷战是结束了，但在东亚“社群化的”资本主义与美国式“个人化的”资本主义之间，不是又起了一种新的冲突？进一步说，难道这种经济冲突不是根植于不同文明间深层的裂缝：暨儒家文化的威权倾向与西方自由主义发展出的极端个人主义之间的分歧？

李光耀：这个问题看上去很小，实际上是经济全球化造成的后果之一。工业发展的后来者必须探索道路，缩小与先进国家之间的差距。

事实已经证明，在这个赶超过程中，东亚人——日本人、韩国人、台湾人、香港人和新加坡人——所践行的社群主义价值观体现出明显的优势。东亚文化推崇的价值观将集体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为高速发展提供必需的集体支持。但我并不会把你所描述的冲突视作两大封闭体系之间的竞争。

在中国大陆，儒家社会原有的那种社群主义已经堕落，退化成某种裙带关系和家族利益的网络。而在台湾、香港，甚至是新加坡，也残存着社群主义系统中固有的弊端。香港和台湾当然与中国大陆不同，分别经历了100余年的英国统治与50年的日本统治，两地的儒家道统已被削弱了许多。如今中国大陆正处在一个蜕变过程，它不仅在脱离旧时的共产主义体系，还抛弃了儒家文化里过时的东西，以便快速吸收知识，适应新的生活与工作方式。所以我把这种冲突视为世界互动与演化的一部分，各种体系的发展并不是孤立的。

话虽如此，但美国与东亚的文化毕竟大不相同。中国文化独立于世界地发展了几千年，之后又拓展到韩国、日本和越南。而亚洲大陆另一头的印度文化则传到了泰国和柬埔寨。这样看来，我们可以大笔一挥，把韩国、中国、越南和日本纳入东亚文化体系，而把巴基斯坦、印度、孟加拉、斯里兰卡、缅甸以及东南亚归到印度文化体系。

在这两种文化的重合部分，还有伊斯兰文化，它与印度文化截然不同，如今也扎根在巴基斯坦、孟加拉，以及印度的部分地区。东南亚有1.9亿穆斯林人口，他们主要定居在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泰国和缅甸一样，受佛教文化影响更大。在看了这幅古老而繁复的文化地图后，你认为我们能一下子就接受美国所定义的普世价值——民主和人权吗？我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价值观形成于民族的历史与经历当中。我们是从母亲的乳汁中汲取这些观念的。

作为新加坡总理，我的首要任务就是把这个贫穷、无知、疾病缠身的国家拔出泥淖。既然生存的最低要求是摆脱赤贫，那么致富就必须放到首要位置。

1949年的新加坡

由此可见，我们的价值观不一样，一直以来都不一样。可现在，电视、网络、卫星和飞机把我们带入了同一个世界。我们各自踽踽独行数千年后遇到了一起，随之而来的就是全然的误会。

我曾置身于两个不同的世界：新加坡虽然经历英国的殖民统治，但它总体说来是个亚洲人的社会。我了解到何谓英国标准，并将其与亚洲标准作比较。我也曾在英国留过4年学，看到了英国人是如何处世、如何治理国家的。我是身负两种文化的人，从我自己的经验可以知道，人不会因为短时间接触了另一种文化，便在一夜之间重塑自己的核心价值观。

我认为在接下来的一个、两个，甚或三个世代（以20年为一代）里，亚洲将不得不作出调整。所以，一百年后，我确信欧洲人、东亚人和美国人的普世价值与规范会趋于同一。

普世规范

加德尔斯：你是指人权问题上的普世价值吗？

李：叫普遍的“人类行为”更加恰当。也许穆斯林是唯一的例外，因为类似通奸者要被石头砸死，或者偷盗者要被斩断双手这样的宗教禁令是写在《古兰经》上的。我不确定穆斯林会否像佛教徒或印度教徒那样相对容易地做出改变。但他们也不可能一成不变。说到底，就算穆斯林只为了轰炸以色列，只是想在武器现代化上跟上这个时代，他们也必须训练和装备整整一代年轻人，让这些人学会解决问题的科学方法。而这种批判性科学思维方式会不可避免地改变他们对自身核心价值观的看法。但这是一个漫长而缓慢的过程。总而言之，我不认为美国国会的某项决议能改变中国或其他任何人。

加德尔斯：原则上，你是否相信人权和言论自由存在某种单一标准？

李：其实，这不是原则问题，而是实践问题。科技使当今世界互联互通，每个人都能从电视里看到天安门事件。如今我们乘坐的是亚音速飞机，但20年后你儿子乘坐的将是超音速飞机。不用15小时，只消几个钟头他就能从纽约飞到新加坡。

在这样的世界里，没有任何社会能免于其它社会的影响。但这并不代表所有西方价值观最终都将占据上风。我能说的就是，如果西方价值观能让社会运作良好，并帮助它在竞争中得以生存，那么西方价值观就是真正优越的。但如果一个社会因为拥抱西方价值观而遭遇生存危机，那么它必将拒绝西方价值观。

举个例子，在中国这样人口高度密集的国家，如果过于宽纵的自由主义无助于个体生存，那它就不会被采纳。同样的，不管中国领导人如何指责美国的强权地位，他们很清楚，与从前的日本人和欧洲人相比，美国人对中国的剥削算是最温和的。这一事实深植于历代中国人记忆中。美国人给中国留下了培养高等人才的各类院校和奖学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