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莱明：当然。我们一直在倡导人工智能的公平使用，这也是联合国秘书长和整个联合国极为关注的问题。去年9月，我们通过了《全球数字契约》（Global Digital Compact），其中提出建立类似“气候变化政府间专门委员会（IPCC）”的机制。IPCC的作用是让全球共享气候变化方面的科研成果和解决方案。我们希望在人工智能领域也能实现类似的目标：让每个国家都能平等地获得人工智能所带来的发展机遇，用它来解决问题，推动本国的发展。

这正是联合国所扮演的一个重要角色：我们代表那些在技术与资源方面相对薄弱的国家，为他们争取平等获取先进科学技术的机会，因为这些技术同样能够极大地改善他们人民的生活。

韩桦：太好了，这正是让所有参与者站在更公平舞台上的一种努力。你刚才提到非洲的创新与发展，我非常认同，也想特别回应一下。最近，中国举办了与非洲国家的会议，共有53个非洲国家参与，并签署了一项新的自由贸易协定，其中包括对非洲最不发达国家的产品实施免关税进口。这非常有意义，它不仅体现了中国对非洲国家的开放与合作态度，也说明非洲确实有许多极具潜力和价值的产品——无论是工业制品，还是文化创意产品。中国民众也越来越希望能够与非洲的这些项目有更多直接的接触与合作机会。

弗莱明：非洲有美味的咖啡。

韩桦：是的。

弗莱明：非洲不仅有美丽的花朵，更有许多创新。我记得之前在肯尼亚的时候，他们就已经有了M-Pesa（移动支付系统），那时候很多其他国家都还没有类似的系统。人们可以通过它进行小额转账，支付小费、缴纳税款等，非常便捷。这种创新真的很了不起，他们的银行也非常先进。

韩桦：他们的电子支付其实是非常发达的，对吧？

弗莱明：是的，而且走在全世界的前面。而且肯尼亚的能源大部分都来自可再生能源，但很多人并不知道这一点。其实，非洲许多国家找到的解决方案完全可以被转化并适用于其他地区。

韩桦：是的，我有一个案例想跟你分享，也想听听你的看法。

我之前和一位非常有名的伊朗教授谈到全球南方国家的发展以及其他相关议题时，他提到：“我了解到的中国的大部分信息，还是来自西方媒体。” 这说明，即便全球南方国家之间希望发展友好关系、加强交流合作，但他们获取彼此信息的渠道，往往仍然是所谓的“西方媒体”。那么，面对这种现实，我们该如何应对？怎样才能让信息传播的场域更加公平呢？

弗莱明：你提到的这一点很有意思。因为我去非洲出差的时候，发现那里的中国记者反而比西方记者还多。这是因为现在传统的“外派记者制度”正在经历一场危机——无论是我所在的国家，还是欧洲，都很难派出足够多的驻外记者了。而我很惊讶地看到，尤其是中国的新闻机构，在非洲各地都有常驻记者，持续进行报道。

但在全球范围内，我们正面临“公共利益媒体”的危机。很多重要的故事根本没有被讲述出来。因为在社交媒体崛起之后，传统独立媒体赖以生存的商业模式几乎崩塌了。

我不太了解中国的情况，但在许多其他国家，媒体大多依赖广告收入来维持运营。随着内容分发渠道逐渐转向Facebook等社交平台，媒体的收入开始大幅减少。因为这些平台掌握了流量和广告投放的主导权，而媒体自身却难以从中获得足够的收益。这种变化给媒体的生存带来了巨大挑战。在这种情况下，最先被削减的往往是关于外国事务的深度报道。

2024年6月，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记者会上奉劝会员国不要宣传虚假信息，多家媒体：是在不点名地“敲打”以色列 视频截图

同时，很多国家本身也缺乏能够持续产生高质量新闻的土壤。因此，去年6月，联合国发布了《全球信息完整性原则》（UN Global Principles on Information Integrity）。其中，我们提出了一系列建议，旨在帮助各国建立健康的信息生态系统。其中一个核心建议是：在每个国家都要加强对自由和独立媒体的支持。同时，我们也针对科技平台和广告商提出了多项建议。因为我们坚信，一个真正健康的社会必须建立在“知情的公众”之上——事实必须优先于谎言，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重建公众对信息的信任。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在推动全球和平、可持续发展、应对气候变化等议题时凝聚共识，让这个世界真正变得更美好。

韩桦：好的，最后一个问题：关于你提到的这个大胆的构想。如果要简要总结一下，面对这个体系性问题，结构性变革应该从哪几个核心方向入手？能否请你快速概括一下？

弗莱明：我们在《联合国全球信息完整性原则》中提出了一系列建议，旨在构建一个健康的信息生态系统——让人们能够自由表达观点，而不必担心被攻击或恶意中伤。但与此同时，必须对有害信息进行更有效的管理和调控，尤其是非法内容。此外，还有一些虽不违法但极具伤害性的内容，我们也认为需要加强适度监管。我们呼吁社交媒体平台切实履行它们自己制定的服务条款。同时，我们也呼吁广告商确保自己的广告不会无意中助长虚假信息的传播。当前的广告环境非常复杂，很多广告主甚至不知道自己的广告最终会出现在什么样的内容旁边，结果可能反而助推了有害信息的扩散。如果我们能够从这个环节切断虚假信息的资金来源，这将是迈向健康信息生态非常关键的一步。

此外，我们希望独立媒体能够更具活力和可持续性。我们呼吁各国政府发挥自身作用，为本国社会营造一个健康的信息环境。最后，关于用户，我们并不想把所有责任都推到他们身上，但用户确实需要接受教育，学会在这个复杂的信息空间中辨别真假、理性判断。媒体素养教育应该在学校中开展，帮助孩子们从小培养这方面的能力。同时，我们也不能忽视老年群体，他们中有许多人花大量时间在社交媒体上，却不知道如何识别虚假信息，尤其是在人工智能时代，真假内容的界限越来越模糊。因此，我们需要加强对用户的教育，帮助他们无论年龄大小，都能掌握基本的信息识别能力，从而在这个数字时代更安全、更理性地获取和使用信息。

韩桦：否则，就会像你之前提到的那样，出现“信息腐烂”（spring rot）的问题，对吧？所以我认为，这种教育应该是一种“终身学习”，而不仅仅是学校里的阶段性课程。学校教育当然是一个很好的起点，就像你现在这样经常跟学生和年轻人分享，是非常有意义的。但更重要的是，这种信息素养教育应该贯穿人的一生，不断更新、不断提升。在这一点上，我也特别鼓励你多去不同的地方走一走。我相信你是喜欢旅行的人，对吧？

弗莱明：我真希望自己能一直专注于这件事，因为在北京的经历实在太令人振奋了。我刚刚在北京八十中学和一群非常出色的学生交流，他们让我印象深刻。还有北京书展，以及在Page One书店举办的世界难民日活动，那里的观众也让我非常感动。他们充满好奇心，愿意倾听、思考，并且深刻理解书籍的价值。书籍是跨越时间的存在，它不仅承载着知识，更能拓展我们的想象力，丰富我们的情感和同理心。这次的北京之行，让我更加坚信：人与人之间的理解和连接，真的可以从一本书、一次对话开始。

韩桦：我想再提一个角度，那就是你作为一名在联合国工作的人士，同时也是一位作家的这种双重身份。这种平衡的视角，再加上通过个人故事来讲述宏大议题的方式，可能是一种非常有效的传播手段。通过这种方式，你可以触达你想影响的受众，甚至扩大那些能够通过这些个人故事产生共鸣的受众群体。这或许可以成为媒体机构未来发展的一个亮点。

例如，当我们支持北京对话的专家们参加国际论坛，或者在主流媒体平台上发表观点时，我们总是鼓励他们在这些关于大国博弈、国际议程的宏大讨论中，融入一些个人经历或故事。因为这些个人的经历非常独特，往往能打动人心，传递出更具温度、更有说服力的信息。这正是叙事的力量，也是对话的希望所在。

弗莱明：这确实很明智，而且非常重要。公众演讲——你如何表达、如何呈现自己，以及你说了什么——这些能力在现实中常常被低估，也没有足够的重视和教学。许多对我们的世界和社会极为重要的人，比如外交官、官员、医生，他们往往并没有接受过真正有效的公众表达训练。

韩桦：我以为美国人会从小在学校里接受这方面的训练。

弗莱明：我觉得现在确实比以前更加重视了，因为大家逐渐认识到，无论从事什么职业，沟通能力都是至关重要的。比如我曾经就读的波士顿大学，当时我学的是新闻专业。现在，学校推出了一个跨学科项目，联合了全球健康学院、工程学院和传播学院。通过这种合作，学生们能够真正理解当今这个信息主导的世界。比如，从事公共健康的人也需要学习如何有力地沟通，才能真正说服公众、推动他们改变；工程专业的学生在研究数字技术的同时，也需要了解这些技术如何在传播中发挥作用；而新闻与传播学院则专注于思考：在这个时代，我们到底该如何有效触达公众。这是一种跨界协同的教育模式，其目的不仅是培养专业技能，更是培养“将专业语言转化为人类语言”的能力。

这种变化很好，只是我觉得这种转变的速度还是太慢了——数字时代发展得太快，而我们的教育和沟通方式却没有及时跟上。但现在人们又开始回归到“倾听”的价值上来。播客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非常受欢迎。过去有一种“传统智慧”认为年轻人只愿意看30秒的视频，其实不然。他们现在愿意听一小时、甚至两小时的播客。只要你是一个会讲故事的人，或者像你一样是一个优秀的对谈者，你就能够真正触达人们的内心，建立深度连接。

韩桦：是的，正如你所说，我真心希望我们能举办一些教育型的研讨会之类的活动，为我们的专家们提供更多的沟通技巧培训。就像你提到的，无论一个人从事什么职业，沟通能力都极为重要，它可能是打动人心、实现目标或达成愿景的最关键因素。非常感谢你今天的分享！

弗莱明：这次交流真的非常有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