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特朗普胜选之后，公认的美国左翼最伟大历史学家之一、左派评论杂志《异议》（Dissent）名誉主编迈克尔·卡津（Michael Kazin）发表《民主党的未来：美国左翼民粹主义的复兴将至》一文，一边痛骂特朗普为“卑劣至极的提名人”，一边明确主张放弃偏重少数族裔政策。

而且，从更长时间跨度上看，这一胜利显著巩固了共和党近年来全面整合成为“特朗普党”的趋势，特朗普-共和党阵营又涌现出了一批年富力强的生力军，在这次竞选中发挥出色，特别是年仅40岁的万斯异军突起而被众多人视为未来的美国共和党及美国人民领袖。由此，特朗普决定的不仅仅是未来4年美国内政外交，而且将影响未来8年、12年、乃至更长时间的美国政策路线。

在国际上，特朗普第二次胜选和他即将推行的变革政策，必然通过大国政策溢出效应和示范效应波及世界其它许多国家。与1980年代的“里根-撒切尔革命”导致其他国家政治变局，以及后冷战时期颜色革命主要发生在社会主义阵营和发展中国家不同，那些奉行特朗普猛烈抨击政策的西方国家，将很有可能发生右翼主导的社会和政治动荡，如果该国现政府、执政党还曾经在今年美国大选中支持过特朗普对手，这种政局动荡风险就更高。

如身为联合国安理会五常之一的英国，其外来移民冲突、逆向歧视政策等问题比美国更严重，在本土主体民族中招致的怨恨相应也比美国更甚，以至于特朗普的副总统万斯在今年7月10日公开讽刺工党领导的英国可能成为“第一个真正拥核的伊斯兰国家”，其经济表现又明显不如美国。

2024年4月26日，在法国北部敦刻尔克附近的格拉沃利讷海滩，移民乘坐橡皮舟准备渡海前往英国。 新华社

这些问题本已孕育着要求变革的巨大压力，但在今年的大选中，这种压力并未像美国大选特朗普胜出那样得到体制内的释放。相反，“白左”倾向比保守党更强的工党，借保守党施政极度失败而大胜上台。但上台不足两周，工党就在7月底8月初的全国性动乱中，对本土主体民族抗议者从重从快镇压，甚至大搞文字狱；而对引爆动乱的尼日利亚移民后裔凶手却百般庇护，连凶手拥有恐怖组织“圣战”训练手册和自制剧毒的情况也隐瞒了将近3个月方才公布。

败选的保守党也未能更好地代表本土主体民族大众呼声，而是在相当程度上转向效仿工党的某些“白左”举措，甚至更有过之，还特意推选了一个黑人女性接任党魁。在这种情况下，2025年英国若发生右翼主导的政治动荡，并非不可想象。

中国应对新冷战新阶段的关键

与抗日战争相似，中国应对新冷战的整体战略理应采取“总体战+持久战”的策略，发展壮大自身实力是战略相持期的头号工作重点，在特朗普卷土重来的这个新冷战新阶段尤其如此。

自2018年贸易战爆发以来，总体而言，中国经济在应对新冷战方面就取得了不少成就，大局稳定。中国经济应对新冷战关键在于“关键3+1”，即粮食（粮棉油肉）、能源、IT高新技术这三大关键产业，外加防范财政金融潜在系统性风险。

就三大关键产业而言，贸易战爆发之前的2017年至2023年，粮食产量从66161万吨增长至69541万吨，油料产量从3475.2万吨增长至3863.7万吨，肉类产量从8654.4万吨增长至9748.2万吨，水产品产量从6445.3万吨增长至7116.2万吨，一次能源生产总量从35.8867亿吨标准煤增长至48.3亿吨标准煤，……就连遭受美国封锁打击最严厉的芯片产业，产量也从1564.6亿块增长至3514.4亿块，翻了一番多，出口量从2043.51亿个增长至2678亿个。

就财政金融潜在系统性风险而言，同期我国外债风险指标偿债率、负债率和债务率均远低于国际公认警戒线，从而保证了中国不会如同1980年代债务危机以来的苏联东欧集团、其它众多发展中国家一样，爆发系统性货币金融危机而打断经济社会发展进程。

但近两年因周期性因素和经济发展新旧动能转换阵痛期叠合，外加疫情、西方收紧制裁、乌克兰和中东战争等外部冲击，中国经济遇到了一系列困难.2022、2023年人民币兑美元年均汇率连续贬值两年，预计2024年年均汇率仍将继续贬值，导致以美元现价计算的中国GDP连续两年与美国GDP差距拉大，2023年（177009亿美元）甚至低于2021年（177593亿美元）；在2021、2022年GDP连续超过欧盟之后，2023年又被欧盟反超。

在这种情况下，面对特朗普及其“MAGA”运动试图复制“里根-撒切尔革命”国内成功与对外胜利的企图，在这个新冷战新阶段，我们更加需要以苏为鉴，坚持以推进改革、增强国家实力为核心，将外部压力转化为加速改革开放的内部动力。

有些改革措施，比如放松过度管制和改革福利制度，可以与特朗普新政府相互借鉴、相互促进；而有些改革措施，我们早已领先于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比如对逆向歧视的拨乱反正，这些领域需要我们巩固并扩大领先地位。对于西方“白左”思潮所推崇的某些理念、如ESG、DEI等，我们不能盲目视之为“先进文化”，并将其不加甄别地塞进我们的“高质量发展”、“包容性增长”等概念之中，近年来，国内兴起的ESG和DEI热潮已暴露出一定的经济政治风险，因此，我们需要及时刹车、调整方向。

在对外战略方面，在这个阶段里我们要适度有所作为，但必须避免形成“美国适度战略收缩固本培元+中国过度扩张虚耗国力”这种对我们最为不利的组合，尤其需要吸取历史教训，避免在中东等地陷入我们的“阿富汗坟场”。

在军事方面，我们需做好应对正规战争与游击战（或非正规战争）的双重准备。一方面，汲取乌克兰战争经验教训，提高我军应对正规战的能力；另一方面，需要充分意识到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意味着敌人对我国发动游击战/非正规战争的“性价比”上升，许多对我海外利益的威胁正是来自游击战，当前中东的战争态势，显现了未来我国可能遭遇的许多游击战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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