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隔与压缩——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政策的逻辑内核

今天的巴以地区一共生活着720多万巴勒斯坦人，与犹太人（包括源源不断的外来移民）人口旗鼓相当。他们当中有些人的家乡在第一次中东战争中被以方吞并，经历军事统治后，逐步成为了以色列公民，但仍然在就业选择、生活水平和社会形象上受到区别对待（详见伊兰帕佩教授的《被遗忘的巴勒斯坦人》和王宇教授的《以色列阿拉伯人》）。每次巴以冲突也提醒着他们，他们仍然是这个社会中的“他者”。

在西岸、加沙甚至东耶路撒冷，巴勒斯坦人的生活境遇更加压抑。在隔离墙的另一边，人员、物资和资金的流动都受到严格控制，人民的基本生存权和发展权难以得到保障。此外，普通外国人不被允许进入加沙。但不论是联合国的调查，还是少数人道主义和媒体工作者的见闻，都能揭示十几年封锁、对峙和轰炸带来的结果。无需笔者多谈。

图源：中国新闻网

一样的国土，一样的风景和资源，双方却有不一样的命运。隔开二者的不仅是连绵不断的隔离墙，也是两种语言、两种舆论、两套不同的世界观和历史观，更是对未来两种不同的期许。

抵抗意味着暴力、牺牲和灾难。这一点，巴勒斯坦民众和我们一样明了。然而，他们的日常也并不轻松美好。他们需要先看到一个可实现的、更好的选择。否则，面对一次次失望，面对黯淡的未来，巴以很难走出恶性循环。

为了实现和平和公平正义，有什么能让巴以双方都接受的选择呢？

有人会问：巴勒斯坦人何不放弃抵抗，积极融入以色列社会？

然而，以色列不仅号称中东唯一的西方“民主”国家，而且也要维系其“犹太”国家的地位。以色列内部的200万巴勒斯坦已然对此构成了巨大挑战。2005年撤出加沙，也是为了降低自己管辖境内巴勒斯坦人的比例。一旦接纳所有巴勒斯坦人，那么几百万巴勒斯坦难民是否和很多上溯很多代也从未踏上“圣地”土地的欧美犹太人一样具有天然的“回归权”？这些都是非常复杂的问题。

只要以色列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和历史观不发生根本变化，巴勒斯坦人“融入”就还不是一个选项。

回到战事本身：了解了双方矛盾的历史根源以及二者在立场、目标上的根本差异，我们就能大体推想以方此次可能的作战目标。

以色列并不希望自己控制的区域内巴勒斯坦人比例“超标”。2005年撤出加沙的动机之一，除了管理成本，也是希望在尽量小的区域内集中尽量多的巴勒斯坦人。以色列需要的是土地，而不是管理乃至服务巴方居民的责任。

因此，考虑到以方要求北部加沙110万居民24小时之内撤离到南部，再加上拜登对以方占领加沙全境的劝阻，有可能以方本次有意在进入加沙、消灭或大幅削弱哈马斯的前提下，仅占领北部加沙部分领土。此次以方损失惨重，进入加沙可能加剧这一点。将北部加沙人赶到更狭小的区域并占领其过去的家园，将是以方平息国内舆论不满的有效方法，成本也较低。

以色列和加沙交界地带 图自路透社

2021年12月7日，以色列国防部宣布，经过3年多施工，沿巴勒斯坦加沙地带的“智能”隔离墙修建完成。该“智能”隔离墙全长65公里，分为地上和地下两部分，沿隔离墙安装有数百个摄像头、雷达系统和传感设备。隔离墙还延伸至海上，配备有侦测海上越境人员的系统和可远程控制的武器系统。新华社发（以色列国防部供图）

放眼长远，有没有更好的方法呢？

划界而治，和平共处，是全世界爱好和平人士的共同期望，但难度不小。

一，巴勒斯坦在西岸地区没有连续的领土。《奥斯陆协议》以来，西岸的犹太定居点建设没有真正停止过。以色列是否有意愿和能力将几十万定居者撤出？

二，加沙和西岸领土不相连。巴勒斯坦想做正常国家，这个问题如何解决？以色列能否保障两地的联系？

三，几百万巴勒斯坦难民能否回归，能否被补偿？

四，以色列会允许67年边界内的巴勒斯坦成为有军事力量和完全主权的国家吗？

如今，国际社会在推进和平进程上也缺少共识。仅就这次冲突而言，各方的表态就体现了截然不同的立场和价值观。两次呼吁停火、释放人质和打开人道主义援助通道的提案，在安理会都未能获通过。加沙的人道主义危机，放眼望去，已经到了“离谱”的地步。以色列的发泄意图已经相当明显。有些事发生在21世纪第三个十年，真的是莫大的讽刺。

连停火和让平民活命，西方社会都会阻挠。以上的四个问题，在什么框架下才能公平且有效率地得到解决？谁来保障协议的实施？

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个世界对于许多事情也有着截然相反的解读和期许。

因此，真正的转机或许仍然系于巴以土地上和头脑中那道有形和无形的墙。

为了实现永久和平，无论将来这片土地上存在几个国家，双方都需要被视为平等的人。双方需要重新探讨对现代乃至古代历史的理解，重新探讨一种相处方式，建立共同的未来，共同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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