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梅华龙】

此轮巴以冲突在很多层面上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期，将引发人们对巴以军事冲突的重新思考。

以方的反击和报复，其实并未超出预期太大。正如加沙方面的突袭造成了部分平民伤亡一样，十几年来以方的轰炸也夺去了数以万计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加沙民众的生命，此次也不例外。

当然，这次以色列的态度更为坚决：断水断电，轰炸加沙撤离车队，乃至多次阻挠人道主义援助进入加沙。一定程度上，这种报复超越了军事层面的理性判断，夹杂着比以往更明显的发泄意味。在美国和西方的军事、舆论支持下，以方已无需理会国际舆论的呼声和国际法的基本准则。这场冲突所带来的人道主义灾难，也会达到新的高度。

在战略层面上，加沙方面孤注一掷，确实有“一鸣惊人”的意图，而他们的目标已达成。巴以问题重新回到了焦点。

巴以问题的历史梳理——“回归”神话与“原住民”之争

除加沙外，两周来约旦河西岸也已经有上千名巴勒斯坦民众死伤。因此，这不是哈马斯或加沙的行动，而是得到了巴勒斯坦社会整体认可的行动。这体现的是哈马斯的号召力吗？在一定程度上或许如此，但我们不能忽视的是巴以社会框架下，巴勒斯坦人面临的本质问题和巴以矛盾的历史沿革。

长话短说。犹太教徒曾经是欧洲经济、政治和文化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然而，犹太教徒和基督教世界在经济交往和神学对话的过程中，也爆发了诸多矛盾。19世纪后期，欧洲各地民族主义兴起，地方民族谋求建国，欧洲犹太人也不例外。由于在欧洲缺少连续领地，他们只得将目光投降欧洲之外。虽然现代锡安主义的早期领导人大部分不信教，但他们敏锐地认识到“圣地”在犹太教世界观中的核心地位和吸引力，号召全世界流散中的犹太人“回归”巴勒斯坦，建立自己的国家。

问题是，那时候的巴勒斯坦绝非“无人之地”。二十世纪初巴勒斯坦的七十万穆斯林、基督徒和奥斯曼本土犹太人，很难坦然地接纳自称“无地之民”而又带着很强政治抱负的欧洲锡安主义移民。经过初期的相安无事，在英国委任统治下，阿犹围绕土地、控制权和话语权爆发了一系列纷争。这些纷争与欧洲人移居美洲、非洲、大洋洲所造成的矛盾并无本质区别。

锡安主义运动所制造的“回归”叙事，其实也颇耐人寻味。这需要满足若干条件：

一，两千年前罗马人真的赶走了所有巴勒斯坦的犹太人。但是，事实是一直到公元六世纪，巴勒斯坦北部仍然有犹太人居住，《巴勒斯坦塔木德》就在这几百年成书。罗马帝国强调的是耶路撒冷不能再有犹太人长期居住。

二，后来在全世界、特别是欧洲的犹太教徒，均是罗马时期犹太大起义失败后，被驱逐出的古代巴勒斯坦犹太人后裔。但实际上，公元后几个世纪内，犹太教都和基督教一样是向外传教、允许皈依的宗教。从罗马帝国内部到也门，乃至中世纪时期的可萨汗国，都有大量外族人改宗犹太教的情况。当然，绝不是说欧亚非的犹太人都是改宗者后代，只是我们很难证明他们的祖上全都来自巴勒斯坦。

三，19世纪到20世纪巴勒斯坦的阿拉伯语居民，不能是古代犹太人改宗其他宗教之后的后代。实际上，中世纪巴比伦的犹太领袖还会慨叹自己在巴勒斯坦的“同胞”为何积极地接受了伊斯兰教新信仰。而在此之前，很多犹太人也可能接受了基督教——实际上，最早的基督徒主要就是犹太人。

没有任何证据表明，阿拉伯大军到来之后，巴勒斯坦残存的犹太人都被驱逐出境了——我们想一想，现在的巴勒斯坦还有很多基督徒，为什么当初伊斯兰征服时，他们会只驱逐在神学上明显比基督教更接近自己的犹太教信徒呢？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至于为什么后来本土的犹太人没有留存下来而是几乎完全接受了伊斯兰信仰，这也可能是历史的巧合：须知，在也门，曾经有规模不小的犹太教社团和本土基督教社团，但到20世纪，几乎只有犹太人留了下来，本土基督徒都消失了。

总之，20世纪初巴勒斯坦的本土居民，很可能有很大部分血统来源于古代的犹大、撒玛利亚王国。有些可能直接变成了穆斯林，另一些可能祖上信过几百年基督教，另一些可能现在仍然是基督徒——所谓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是古代犹太人后代这个说法，一度受到以色列首任总理本·古里安的支持。只不过后来局势变了，锡安主义的历史研究和历史教育也随之发生了本质变化。

如果上述三个条件都很难满足，那么“回归”叙事就不那么能站稳脚跟了。

以上，其实都是精简版的以色列左翼历史学家所罗门·桑德的学说，加上一些个人的理解和补充。笔者没有桑德教授那么广博的学识，但学习了那么久巴勒斯坦地区上古史，经受了一些历史研究的基本训练，我认为他的著作远不如其中文版题目（《虚构的犹太民族》）那么石破天惊——其实这是一部勇敢但扎实而且中规中矩的著作。

巴比伦之囚也并没有把所有犹大王国的子民全都赶走，这是《旧约》和考古信息都能证明的——为何要相信罗马帝国或阿拉伯征服者的政策有区别？至于希腊化和罗马时期犹太教向外传教，这是哪怕只上过一门犹太史课程的人也会学过的常识。

说实话，很多研究上古史的人对于大卫、所罗门是否存在的分析，远没有桑德对于“流散”与“改宗”的论述严谨。他从没说“一定”如何，他只是提出“并非一定”如何。这在学术上是站得住脚的。

至于巴以分治和几次中东战争的故事人尽皆知，不再赘述。

总之，笔者只想强调只是一点：巴以问题的根源并不在1948年或1967年。巴以问题是巴勒斯坦地区现代化进程的一部分。故事的开始至迟在1917年的《贝尔福宣言》，更早则可追溯至19世纪上半叶巴勒斯坦身份认同的形成。我们考虑巴以之间的任何一次冲突矛盾，都不应被具体事件的技术细节吸引全部注意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