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执政理念问题，也是政治方向问题。要始终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让人民群众成为奔小康的主力军，成为实现中国梦的筑梦者。同时，“要始终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人民”。一句话，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共和国不能忘记自己的人民，奔向“两个一百年”这趟追梦列车不能把劳动大众给丢下。否则，中国梦就不可能实现，或者只是实现少数人的“美国梦”。    

七

中共十八大以来，同是“共和国一代”的新一届领导人所展现出的坚定信念和强大魄力，给国人以坚持中国道路的信心。前所未有的反腐业绩，也赢得了点赞，凝聚了民心。然而，当下中国正面临严峻挑战，前面的路崎岖不平。一度创造了发展奇迹、证明“中国为什么能”的中国道路，正在经受风雨考验。中国能不能走出这个峡口，重现广阔前景？终结了“历史终结论”的中国模式，能否经受住历史的考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百年梦想，能否最终成功实现？这是今天关注中国前途命运的人们最忧心的问题，也是中国严肃的思想者们深刻思考的问题。在此艰难下，“向前走”需要汇聚更多的信心、智慧和力量。幸运的是，不管是在体制内还是体制外，中国都有一大批宁守家国、深明大义而不动摇的人。

这也是我作这本书的意图之一——探寻这代人的心志，也就是担当。采访中，我在挖掘思想观点的同时，也和专家学者谈他们的个人经历、感悟和追求。回顾这一代人的心路历程，自始至终，他们都把个人的理想、事业与整个国家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不论身处顺境还是逆境，都在自觉坚守，自觉担当。在经历风雨和磨砺后，支撑他们始终不悔、至今不渝的内在坚持，是浓浓的家国情怀。“时穷节乃见”，共和国这代人，他们的信念、思想和情操，正是中国战胜当下危机和迎接未来挑战最宝贵的资源和力量。

黄平研究员说，我们解决“挨骂”的问题，绝不是在思想和文化层面向别人求饶，在价值和制度层面缴械投降，而是要向世界证明中华文明本来就有的正当性，让世人看到和认可中国道路的正当性。如果说改变舆论环境是一场无硝烟的战斗，那么可以借用一个词，这是一场“文化上甘岭”。今天的中国，一方面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最近的时候；但另一方面，在国际环境尤其是舆论环境层面，在对话语权的竞争中，我们还在延安，还是游击战。但越是游击战越要讲主动性，越要分清敌我友，越要抓住文化领导权。在发展道路和国家安全这样的大是大非问题上，不仅要积极争论，还要敢于亮剑。

秦天将军说，今天军队的职能和使命，其内涵外延都有了很大变化。但是我们始终不变的，也是永远不能变的，就是这支军队要真正肩负起对党和国家、对人民的使命担当。老一辈完成了他们的事业，我们是他们的传承者。这个传承不光是事业的传承，也是精神的传承。当前我们最重要的就是，围绕实现新时期强军目标，破解军队建设的诸多现实问题，实现人民军队的本色回归和精神重塑。我相信，当这支军队回归本色，重塑精神，就永远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一定能肩负起党和人民的希望与重托。

余永定研究员说，中国经济学家的目标应该是国家利益最大化、公众利益最大化，而不是为了某个特定利益集团或社会层级的利益。如果你同某个特定利益集团接触较多，谁能保证你在不自觉中不会把这个集团的利益当作国家利益了呢？绝对超脱是不可能的。如何才能保证你确实是从国家利益和公众利益出发？对我来说很简单，就是你提出的政策主张是否有利于中国的经济安全？是否有利于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在这个原则下，当你提出某种政策主张的时候，你的出发点自然不是某个特定集团或层级的利益。你也会讨论收入分配问题、贫富差距问题，但你关于这些问题的主张，出发点也应该是国家利益、公众利益的最大化。

高柏教授说，中国高铁要走向世界，就必须积极开展针对出口对象国的国际研究，并动员社会科学的各个学科领域为此提供智力支援。发展这样的软实力不仅是中国高铁走出去所提出的要求，而且也是中国崛起的重要前提条件。一个国家的知识生产必须反映它所处时代的根本需求，中国在21世纪迫切需要支持“一带一路”大战略的国际研究。我现在最关心的是“一带一路”战略在具体的有关国家如何落地的问题，我们的研究课题都是围绕这方面的问题展开的。我们希望在高铁走出去和“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过程中，做些有价值的研究工作。    

王湘穗教授说，中国要成为美国的朋友，首先要当美国打不败的敌人——不打不成交。打，主要不是军事交锋，而是战略博弈，是精神、物质、行动的博弈，在博弈中实现合作。这样可能促使美国承认中国的崛起，以分享的姿态重新跟中国建立战略合作关系。如果是这样，中美还能走得更远，在太平洋共同发展，甚至形成新型大国关系。中国与美国是有不同战略利益的两个国家，绝不是“夫妻”。中美之间，以博弈求合作，合作就可能出现，因为他认为你是合格的对手。如果我们以退让求合作，就没有合作。中国的战略家们要看到这一点，坚持博弈论和辩证法，所有的利益都要靠博弈来获得。

祝东力研究员说，当今世界，与民主宪政相比，民生和发展至少也是一种同样重要，甚至可以说更为重要，也更为根本的价值。我们要有自信。凭借“政府主导+社会协同、举国体制+市场机制”这种中国特有的制度优势，以及世界上最庞大的生产和建设能力，围绕“民生和发展”，我们完全可能构建一套既是中国的，又是普世的新型话语，与西方那种口惠而实不至的“民主和宪政”相对抗。那么在意识形态领域，中西之间的力量对比就将发生扭转。

潘维教授说，立足中国国情，创新社会主义理论和话语体系，是中国共产党在21世纪一项重要而紧迫的任务。这是我党巩固执政地位，树立理论自信，在国内国际争取话语权所必须面对的挑战。我们创建“中国学派”的社会主义理论，既是为了改善中共与本国及外国民众的交流沟通，也是为了与世界主流政治话语系统竞争，获得与中国硬实力相匹配的话语权利和地位。“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生力军，也是世界社会主义思想的生力军。

李玲教授说，坦率说，我们这些坚持中国道路的人相对势单力薄，而否定中国道路的势力太强大了，双方力量对比极不对等。但是我们生逢这个时代就应该尽力，尽力了，即使不能扭转乾坤也无悔。如果没尽力，我们将辜负这个时代，愧对这个时代。我很乐观，人类社会将不断往前走，人类追求美好社会的探索是不会停止的。20世纪所向披靡的资本主义制度遇到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把世界带入了一个政局动荡和社会冲突多发期。在这个重要转折时期，中国怎么能抓住机遇？我们需要新一轮的或新版的社会主义。唯此才能解决中国面临的问题和挑战，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苏力教授说，中国的学界一定要研究中国。一定要知道，我们不是在复制外国的制度，我们是在创造一个制度——一个覆盖和造福近14亿人的制度。就像毛泽东60年前讲的，“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中国近代以来，一代代的志士仁人百年奋斗，好不容易走到今天，就快要做成一件大事了，我们这代人应该继续努力，去做成这件事。哪怕再艰难，可以说是“逆袭”，但是当我们把肩上的担子交给下一代的时候，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已经实现。这太伟大了，你说一个人一辈子还能干什么事比这个更伟大？！

八

我写“共和国一代”的坚守与担当，因为我也属于这代人。我们坚持中国道路、追求实现中国梦的理想信念是共同的。曾经有媒体记者在采访我时问过一个问题：中国今天的主要思想派别有自由主义、民族主义、新左派，你属于哪一派？我说，看过我书的人，一般认为我是新左派。我有左翼情怀，注重平等，主张共同富裕。但另一方面，我的全部民主政治理论都是在美国接受的，对“民主政治+自由市场”的美国模式的优长之处，我有深入了解，我也认同自由主义理念。在这个意义上，你可以说我是自由主义左派——尊重民主但不迷信民主，尊重市场但不迷信市场，尊重科学但不迷信科学。

其实我觉得，本土派、民族主义、新左派或自由主义左派，都不足以概括我的思想立场，我更愿意定义自己为“中国派”。有位很有名气的网络写手在对我《亲历美利坚》一书的书评中写道，“千秋不改，家国情怀”。就家国情怀而言，就从中国立场出发思考问题、发表意见而言，可以说，和我志同道合的思想界、舆论界的朋友们，都是“中国派”。我非常认同潘维老师提出的“中国学派”主张。我认为，中国学派的使命，就是高高举起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思想大旗。

也许因为我留学美国的经历，有人评价说，玛雅看着也像个纽约客，竟长了一个“西柏坡的脑袋”。说实话，我喜欢这个评价。但我也觉得，这个评价太高，我受之有愧。“西柏坡”那代人是无敌于天下的。共产党那时是朝阳，马上就要建立新中国，实现鸦片战争以来几代中国人的梦想。我希望中国强大，很多我的同时代人都和我的想法一样。就像曹锦清老师说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我们这些有着近代记忆、有家国情怀的人是认同的。只要对近代有点感觉，对追赶有点热情，对这个梦的成功实现是寄予深切期望的”。（《中国为什么能》）包括今天的80后、90后年轻人也都有中国强大的梦想，要这么说，长“西柏坡脑袋”的人多着呢。

我猜说这话的人可能是不理解，我在美国被洗脑多年居然还这么爱国，这么正统。这和我的成长环境、从小受的教育有关。我出生在军人家庭，自己也在部队入党，这决定了我对中国传统和中国革命理想有所继承，我不是数典忘祖的人。所以我作《中国为什么能》和这本《家国大义——共和国一代的坚守与担当》没有悬念。对我来说，共产党不能变质，红色江山不能变色，这个信念与生俱来，是流淌在血液中的。就像黄平老师所说，“只要长江长城还在，黄河黄山还在，中国就在，我们的希望就在，就不会失去底气和信心”。

再说我出国学习也不是为了西化，而是为了提高和强健自己，回来报效祖国。尤其我在美国生活多年，经过不断比较，知道西方文化中要学什么，对自己的文化要珍惜什么。我的这种认识也许从一个侧面解释了，为什么很多从美国学成归来、深知“市场+民主”美国模式的人，包括我采访的多位学者，并不是美国的追捧者，不是所谓的“普世派”，而是坚定不移的“中国派”。

当今世界，中国崛起已是不争的事实。由于中国的崛起，世界已大不相同。美国人一向认为，20世纪是美国的世纪，21世纪仍将是美国的世纪。的确，过去半个多世纪美国强大的一个根本原因，是它扶持并成就了一个发达的西方；有能力“输出富裕”，这是它软实力最坚实的根基所在。然而，进入21世纪以来，美国的这种能力在衰退，中国在国际舞台上部分取代了美国的这种角色。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句话在国际关系领域意味着，谁能够创造财富，推动世界经济增长，谁就能拥有话语权，拥有制定规则的权力。按中国的人均收入水平，本来还不足以担当这种分量的角色，但由于中国人多体大，由于共产党有上下动员的能力，由于举国体制具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长，中国可以提前参与到划分全球蛋糕的游戏中。这就是人民共和国的制度优势所在，是社会主义中国能够影响世界、对人类有所贡献的根本所在。当然，前提是，中国能够保持自身经济的可持续增长，让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同时要具备与所希望拥有的话语权相对称的自我保护能力——经济上的、军事上的、思想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