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国大义——共和国一代的坚守与担当》是我的第三本访谈录。前两本，一本是2008年出版的《战略高度——中国思想界访谈录》，另一本是2013年出版的《道路自信：中国为什么能》。几本书写下来，感觉像是走过了一段长路。路上没有很多的热闹和精彩，有的是一路走来的那种心境——宁静致远。

我做国是访谈十几年了。这件事说来是偶然，其实是必然。偶然，是当初机缘巧合的那个开始；必然，是十几年来不言放弃的一份坚持。偶然，是专业能力和职业特点所致，采取了访谈这个形式；必然，是家国情怀和理想信念使然，选择了“国是”这个课题。

2008年出版的《战略高度——中国思想界访谈录》

我的第一篇访谈文章《崛起的印度赶超中国？》，作于2004年3月。2004年初，“印度发展将赶超中国”在国内成为一个热点话题。看好印度的学者和媒体普遍认为，印度在未来发展中将不让中国，主要在于它的“软件”，即所谓的“体制演进比较优势”——相对完善的民主制度、行政制度和法律制度，使这个“软件”大国的发展后劲会更足。

当时，我从美国留学回国不久。凭着在研修比较政治学时对印度民主的了解，我意识到，所谓“软件”之说，相当程度上是意识形态使然的“一叶障目”。这种对印度民主缺乏全面理解和客观表述的热炒，难免会对社会大众产生误导，因此有必要给予反驳，加以澄清。于是，我求教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陈峰君教授、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金安平教授、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系王绍光教授和美国乔治亚理工学院纳恩国际事务学院飞凌教授，同他们就印度的“体制优势”进行对话，写了《崛起的印度赶超中国？》这篇文章。

现在回头看，那是我第一次挑战国内主流舆论，给当时一哄而上的热炒泼了一盆冷水。那也是第一次从我的文章里反映出，尽管我全部的民主政治理论都是在美国学到的，我却不是一个西方“普世价值”的追捧者。不过在当时，我并没有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我更多是在围绕热点话题做新闻。

那篇文章发表后受到好评，因为对问题的观察和分析明显超出了一般媒体报道的深度。这给了我一个启发：回国后，由于进入媒体而非学界，被认为“十年一剑”白磨了。采用与学者对话的方式，我可以将传媒与学术“合璧”，把这种“撂荒”变为收获。就是说，利用自己的学术背景和媒体平台，通过通俗易懂的口语表述，反映当代顶尖人文社科学者最关心的话题，特别是热点政治话题，向社会各界传输有真知灼见的学术思想。

那以后，我就明确了一个定位：以对话的形式谈学术，形成一种兼有理性和感性的通俗理论，深入浅出、雅俗共赏。十几年了，我一直在做高端访谈，往来于媒体和学界之间，求教中国出色的人文社科学者。我希望把他们的思想记录下来，传播出去，为政府决策层提供战略性思路和政策建议。同时，这种“口语化学术”要面向社会大众，有可读性和传播性，有启迪心智、培养家国情怀的作用。也就是说，它是理性的，但也不乏感性，既要讲“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的大道理，也要有“祖国终将记住那些奉献于祖国的人，祖国终将选择那些忠诚于祖国的人”的肺腑之言。

这样一个定位，与我对自己的定位是一致的。我是一个新闻人，尽管有政治学背景，我不是研究者，也不是分析家。我对自己的定位是，一个“中国思想”的记录者和传播者。作为一个新闻人和政治学人，我希望自己手里的这支笔能够成为一杆旗，汇集坚持中国道路的思想，使之成为中国的主流。我也希望向世界表达和传递这样的中国思想，为建立“后西方话语时代”的中国话语体系尽绵薄之力。

二

有人问我，你的几本书，书名是怎么起的？我想了想，除了“顾义思名”以外，其实每个书名都表达了一种心志。这种心志和写书的时间相联系，每个写书的时间段，又和国家所处的大环境相联系。

《战略高度》收集了我从2004年到2008年四年间的21篇访谈文章。之所以强调“战略高度”，因为这些文章讨论的是国家大事。我们知道，“战略”一词在今天已经超出了军事范畴，涉及政治和经济领域，其涵义是指决定全局、左右胜败的策略。《战略高度》全书分为改革篇、政体篇、国际篇和社会篇四个部分，内容涉及中国改革与发展的方向、路径和目标，国家产业安全与战略，三农问题与新农村建设，中共执政能力建设，民主政治建设，地缘环境与外交战略，中美关系，中国民族主义，社会核心价值观，中国文化大国形象等话题。这些都是关涉国家未来和发展方向、关涉国计民生和内政外交的大问题。

2013年出版的《道路自信：中国为什么能》

强调“战略高度”还因为，中国在新世纪之初迅速崛起，亟需与之相适应的战略思想以及这种思想的表达和传播。就像我在书的《自序》中所言，中国之崛起是21世纪地缘政治的重要事件。因为中国的崛起，因为这种崛起必将挑战和改变当今世界的政治格局，对于中国来说，今天是一个大时代；对于世界来说，今天也是一个大时代。《诗经》曰：“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以中国的文明规模、历史规模和人口规模，只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对现有世界体系的挑战和改造就不可避免。这就需要大的国家发展战略——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文化的，需要大的文明发展蓝图。这就需要大的战略思想家，需要来自官方和民间各界出色战略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