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是对国家利益的坚守。没有国就没有家，没有国家，13亿中国人就没有依靠。看看今天中东的乱局和难民潮就知道，什么叫做国破家亡。强权可以任意欺凌弱小，操弄别国的命运，这个世界就是如此不公！中国是个还在发展中的大国，发展严重受制于资源、环境等硬约束。13亿人在自己的土地上追求梦想，化解发展过程中遇到的所有问题，艰难而悲壮。即便这样，外部还有人不愿意看到中国强大，从软的硬的方面遏制我们的发展。因此，从整体来说，坚持国家利益至上，就是坚持中华民族全民族的利益至上。因为，一个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强大中国，是13亿人安身立命之所在，是全体中国人民共同的家园。

从个人来说，国家利益或许不是目的，但它却是一切个人价值得以实现的前提。今天的人讲梦想，如果没有国家，我们每个人就没有根，而一个人没有根，也就意味着没有梦。从这个意义说，所谓国家利益，其实就是所有中国人共同分享的利益。就像我们常说的，只有把整块蛋糕做大做好，每个人才有可能得到更多更好。换个角度说，没有大我，何来小我？因此，即使是从个人利益的现实立场出发，也应该将国家利益摆在最优先的位置。

在坚守国家利益的同时，是对人民福祉的坚守。国家强大为了什么？是为了全体人民的利益，归根结底要落实到人民的福祉上。中国是人民共和国，蛋糕做大以后怎么分配？应当遵循“人民福祉最大化”原则，也就是社会主义原则。以人民福祉为总的价值方向，真正将“不断增进人民福祉”作为改革发展的总目标，让人民群众有更多的获得感。只有这样，国家才有凝聚力和竞争力，才能真正强大。广大社会成员也才能真正体认到家国一体，国家和人民乃至个人的利益是一致的，因而也才会认同，国家利益是值得优先守护的。

那么，怎样坚守国家利益和人民福祉呢？答案是，唯有坚持中国道路。过去半个多世纪的人类社会史，尤其是亚非拉国家的发展史和苏联东欧的演变史充分证明，服膺所谓“普世价值”、追随西方发展道路，解决不了大多数后发展国家自身的问题，反而会带来新的危机和灾难。各国唯有走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才有希望、有未来。而中国的成功就在于，走出了一条自己的路。从1949年到今天，一甲子时光，中国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在世界民族之林昂然站立起来。曾经积贫积弱的穷国，成长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强国。这条成功之路，就是我们的中国道路——一条既不同于前人，也不同于他人，既是史上，也是世上独一无二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

六

这条中国之路有三个基本支撑点。

支撑点之一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正如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所说，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这是半个多世纪前历史和人民的选择。半个多世纪以来，虽历经风雨、波折与苦难，大多数中国人对这个党、对这个政权，仍然有着较高认同。时至今日，已经没有任何政治力量，可以取代共产党在中国的领导地位。

前车之鉴，后事之师。今年是苏联解体25周年。从苏东颠覆性转型的失败经验看，没有共产党的领导，中国必然四分五裂。国家利益将无以为继，个人境遇也会一落千丈，甚至很多人可能陷入生存危机。这种选择的唯一性，正是坚持中国道路离不开共产党领导的原因，也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之所在。

但是，共产党执政地位的稳固有两个前提：第一，必须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第二，必须遵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也就是说，要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这一方面要求加强党的自身建设，保持中华民族先锋队的性质。“如果管党不力、治党不严，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党内突出问题得不到解决，那我们党迟早会失去执政资格，不可避免被历史淘汰。这决不是危言耸听。”（习近平语）

同时，要真正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将保障和改善民生、增进人民福祉作为治国理政的总目标。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民心是什么？民心就是老百姓的信任和支持。如果执政党长期偏离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目标，蜕化变质为利益集团，与资本集团沆瀣一气，就必然会失去民心，从而失去政权，沦落到苏共亡党亡国的境地。“这决不是危言耸听”。道理很简单，马上打天下，马上却不能治天下。因为这个天下不是你的，你是代天下守天下。天下交给你了，你不能只为自己，你要守护这个民族，照顾好天下百姓。    

如此就导入了中国道路的第二个支撑点：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建设一个社会主义共和国是毛泽东一代中共领导人对中国人民的承诺，也是当年历史和人民选择中国共产党的原因。1954年在第一届全国人大开幕词中，毛泽东指出：“我们有充分的信心，克服一切艰难困苦，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共和国！”“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我们的目的一定能够达到！”

就人类历史而言，社会主义是一条新路，必然经历曲折求索。新中国在这条路上，也经历过一次次挫折、震荡和损失。但不论怎样跌宕起伏，都未构成对方向本身的否定。当邓小平一代中共领导人开启改革开放道路时，仍毫不动摇地确立了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目标。

邓小平说：“共同致富，我们从改革一开始就讲，将来总有一天要成为中心课题。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富起来、大多数人穷，不是那个样子。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他还说：“如果搞资本主义，可能有少数人富裕起来，但大量的人会长期处于贫困状态，中国就会发生闹革命的问题。中国搞现代化，只能靠社会主义，不能靠资本主义，历史上有人想在中国搞资本主义总是行不通。”

2012年十八大召开前，党内理论界有人想丢掉共同富裕目标，让中国走向资本主义道路。但是他们失望了，他们错把自己的愿望当成了中国未来的走向。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又有人解读说，全面深化改革就是西方化、资本主义化，就是在经济上完全市场化、私有化，在政治上实行西式民主化。但是他们也失望了，他们低估了新一代共产党领导人在政治上、思想上和道路选择上的坚定性和成熟性。

习近平说：“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治理体系，是由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决定的，是由这个国家的人民决定的。我国今天的国家治理体系，是在我国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我国国家治理体系需要改进和完善，但怎么改、怎么完善，我们要有主张、有定力。”

这是什么意思呢？我理解，就是十八大确立的，坚定不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党和人民90多年奋斗、创造、积累的根本成就，必须倍加珍惜、始终坚持、不断发展。所以，“我们的方向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绝不是要西方化、资本主义化。全面深化改革要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始终坚定“三个自信”不动摇。咬定青山不放松，任尔东西南北风。

尽管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贫富分化不可避免，尽管中国今天贫富分化已经相当严重，几代中共领导人始终没有放弃共同富裕的目标。时至今日，执政党更强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人民”。这些思想，直指社会主义的核心内涵。

由此就导出中国道路的第三个支撑点：坚持发展经济。社会主义顾名思义，是以全社会的利益作为最高目标。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和社会福利水平，是社会主义的真义，也是共产党和政府的应尽之责。

1997年2月邓小平去世时，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撰文回忆，邓小平在古稀之年带领中国步入改革发展之路，因为他相信，他的人民deserve a good life（值得拥有一个好生活）。为了中国的发展，为了老百姓能过上好日子，邓小平奉献出他的全部精力和才华。直到晚年，他都没有忘记自己的责任。他在南方谈话中反复告诫全党：“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

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中国正在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努力。习近平说，全面实现小康社会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小康，不能出现有人掉队。他明确提出，到2020年，要使7000多万贫困人口全部脱贫。目标已经明确，发展经济是实现目标的必要手段。在今天，发展仍然是硬道理。

人类历史不断证明，不同的主义和制度各有其不同的合理性和适应性，在不同发展阶段、不同环境下表现出不同的优劣。但有一点是共同的，谁能更好地发展经济，谁就能更好地保障和改善民生、增进国民福祉，谁就能在国际竞争中占据优势。

实践证明，中国的制度是有优势的。从改革开放开始到2014年的36年间，中国经济平均每年以9.7%的高速持续增长，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其间没有发生战争，没有对外扩张掠夺，内部保持了稳定。这在人类现代发展史上是前所未有的精彩一幕。虽然现在中国经济的增速有所放缓，但只要政策对头，仍然可以稳定在中高速水平。美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不超过2%。中国作为第二大经济体，如果能保持6%上下的增长速度，同其他大的经济体比，我们还是最快的，跟美国的距离会越来越小。

我们都目睹了汶川地震后的大规模重建过程：19个省市以不低于1%的财力对口支援重灾县市，政府主导+社会协同，举国体制+市场机制。仅仅两年时间，崭新的城镇村庄就拔地而起，原来的灾区实现了经济、社会、文化、生态建设的全方位跨越式发展。反观日本，2011年发生的大地震距今已5年过去，受核事故带来的重建高难度以及资金短缺等问题限制，重建之路仍然任重而道远。这说明，以中国现有的经济实力和制度优势，我们完全有能力解决民生和发展问题。关键的问题是，如何把我们的制度优势充分发挥好、利用好。

中国的制度优势何在？在于我们人多体大，在于共产党有上下动员的能力，在于举国体制具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长。只要全党、全国人民团结一心，共同努力，我们就没有过不去的关、搬不动的山。因此，要把我们的制度优势充分发挥利用好，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发挥政府主导作用，而不是由市场决定。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中，有些内容作为社会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是不能改变的。例如政府对市场进行有效监管，谨防“市场失灵”冲击正常的经济秩序；国家介入分配，更好地做到“限高，扩中，扶低”；在社会集团的利益博弈中，更加注重维护劳动者和消费者的利益，等等。尤其在当前经济形势下，维护消费者的利益有着特殊意义——既然要使消费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动力，就要把作为普通消费者的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摆在核心位置。

客观说，这方面我们做得很不够，一些方面如民生保障，还不如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也不如一些发展中国家。中国今天民生问题十分突出，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的不平等一直在扩大。这个矛盾是市场化解决不了的，政府推动均等化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民生难题虽然有发展阶段性的原因，但毕竟在世道人心方面产生了不利影响。这方面的“欠账”不容忽视，亟待弥补。

事实上，即使是资本主义国家，很多事情也不是市场能完成的，要靠政府来完成，何况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城乡二元结构、贫富悬殊结构，这些中国今天最大的失衡都是市场调节不了的，是政府的职责所在。当前采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增加基础设施投资，等等，也都得靠政府来做。不断增加和丰富我们的社会制度、社会现实中的社会主义元素，把社会主义的蛋糕做大做好分配好，这是党和政府责无旁贷的义务，必须全心全意履职尽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