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我认为，《中国为什么能》的出版十分有意义。就像书的封底说的：“世界需要中国的声音，中国需要积极的能量。”我很高兴这本书已被翻译成英文出版，让世界听到“中国学派”的声音。

四

“中国学派”是当代中国思想界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理论的中流砥柱。正因此，这是我在选择采访对象时最重要的一个标准。选择与这些专家学者对话，因为他们是以“中国立场”在思考，在探究，在求真。他们的思想具有国家战略意义和政策参考价值，也有助于启迪心智，培养家国情怀。

有人建议我采访一些外国学者，包括某些知名的美国中国问题专家，以求“从更开阔的视角来阐述对三个自信的理解”。我没有接受这个建议，因为不符合我的初衷。近30多年来，关于中国发展、变化和现状的解释、论述多如牛毛。但这些论述很多都存在两个局限：在分析工具上，多沿用从西方历史情境中提炼出的既有理论和方法，少见从中国实际出发的创新；在观察立场上，囿于西方“普世价值”观念，惯于从个人与政府对立的角度出发，罕见对中华民族国家整体利益的维护与坚守。《中国为什么能》所要体现的是全新的“中国视角”，所要表达的是鲜明的“中国立场”，而非海外视角、海外立场，否则就和其他很多思想作品一样，突破不了上述这两个局限。 

同样，《中国为什么能》也没有遵循中国官方的表述和逻辑，而是从民间独立的视角出发，探讨中国发展的轨迹以及走向强大的奥秘。它遵循的是思想学术界的“独立之精神”和求真原则，而不是服从某种既有的结论或目的。

《中国为什么能》汇集的15位专家学者的思想和主张，在当代中国思想界有相当的代表性。尽管他们的观点不尽相同，却都在思想和文风上排斥官八股和洋八股，展示了“中国学派”的独立思想境界。不仅如此，这本书的中国视角也并非自说自话，明显有同西式主流话语体系沟通对话的优势。由于这种对话是平等的，不是跟着人家走，因而是新颖独到的，对西方读者也是有吸引力的。 

中国社科院黄平研究员评论说，“中国为什么能或不能？”是这些年来中国政界、学界人士在国外经常被追问的问题，甚至是难题。然而很多时候，我们都对此三缄其口，要么因为固有的谦虚，要么因为不必要的顾虑。当然也有胡言乱语的，尤其是在大众媒体上。但是大多数时候，总是外国的专家和记者们在那里发挥聪明或不聪明的才智和想象力。《中国为什么能》这本书，是不多见的由中国学者自己发出的声音，却并没有多少自吹自擂，更多的是他们的专业分析，也有各自不同的角度和论点。

从这个事实本身也可以对“中国为什么能”看出一点道理，这就是所谓的自信。在这本书里，不论学者们的学科、视角、观点有何不同，自信这一点是共同的，而且是文化上（也包括学术上）的自信。而在这种文化自信的背后，更是从事实来看中国的建设、发展、改革和进步的亿万中国人民的道路自信，否则，那就只能是“为什么不能”了。这本书的受访者都是目前国内最优秀的学者，无论是专业水平还是爱国立场，都是难能可贵的。相信这本书的英文版一定能引起国外关心中国的读者的高度重视，也能改变关于中国的故事总是由外国人喋喋不休的现状。

而另一方面，也有人认为，由于我采访的专家学者情感、立场和观点趋同，对中国的发展前景乐观自信，因此可以想见，会遇到某些批评甚至抵触。我觉得，批评和抵触很正常，是意料之中的事，国内外唱衰中国的大有人在。比如章家敦那样的人，唯恐中国不崩溃，喊了多少年了。这种人已经失去理性，连为了证明“普世价值”都谈不上了。他们是为了证明“中国崩溃论”，所以见不得中国好；中国好了，“中国崩溃论”就成了胡说八道。其实那就是胡说八道，是他们的一厢情愿。用曹锦清老师的话说，“那些叽叽喳喳的负面声音，是一个民族成长当中的正常现象。就是一点小杂音，不足为虑。”国内很多人也一样，一旦祭旗，就没了退路，不惜让中国崩溃，也要证明他们心目中的“普世价值”是历史的终点。

当然也有善意的批评。这些批评者忧国忧民，也希望中国好，只是他们看问题的一面比较多，对国家的现状和未来比较悲观。我非常理解他们。中国今天的问题确实不少，而且有些积重难返。就像我在《中国为什么能》的序言中说的：“我们国内的问题很多，困难重重，诸如思想上对道路、制度和方向认识不一致，经济上进入了结构调整的困难阶段，社会建设也遇到大的阻碍，尤其是，腐败正严重侵蚀着执政党的肌体，破坏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国际上需要我们与其他国家相互适应，寻求建立新型国家关系，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创造有利于和平发展的外部环境。”所以，我们唱响中国，但并不回避问题。《中国为什么能》的主调是乐观向上的，同时也不乏忧患意识。

需要指出的是，中国今天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是我们自己对中国道路的认识问题。很多人，包括很多党政官员，对我们的道路和制度没信心，从骨子里认同西方的所谓“普世价值”。对改革的方向也有争议，很多唱衰者其实就是“改革者”们自己。习近平反复强调，“要把党要管党、从严治党落到实处，增强全党特别是领导干部理想信念的坚定性。”“全党同志要强化党的意识，牢记自己的第一身份是共产党员，任何时候都与党同心同德。”说真的，如果连党政领导干部都对我们的道路和制度没信心，中国就有可能倒在复兴的门槛上，成为永远的悲剧。

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今天并不容乐观。就像潘维老师指出的，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蒙昧主义流行于世界，也在我国流行。照流行的说法，从秦始皇到今天，中国两千多年都实行专制；近60年的制度则是“集权主义专制”，即最恶劣的一种专制。这种分类法掩盖了一个事实：西方模式的基础是侵略性的军事和政治、经济机器，是通过武力向全球殖民建国，实行种族压迫，直至发动两次世界大战。这些基础，中国不曾拥有，将来也不会拥有，也不应该拥有。令人匪夷所思的是，中国学界和政界居然有很多人把这种民主与专制“两分法”奉为圭臬。中华体制缺少“合法性”的说法就是这样变成了我国的流行话语，让“根本改革政体”成了解决一切问题的灵丹妙药。

忘记历史意味着轻薄，篡改历史意味着背叛。中国的复兴在于闯出了一条独特的发展道路。几代英雄满怀理想，前仆后继，浴血奋战才完成的中国革命不能否定。如果我们忘记了西方道路成功的基础和高昂“成本”，我们的国家就会走上不归路，就会死无葬身之地。所以，我们唱响中国，不是因为中国不存在问题甚至危机，也不只是回击国内外的唱衰者，最主要是为了坚定走中国道路的信念，防止东施效颦，走上失败之路。

五

坦率说，中国今天问题很多，面对着巨大挑战。不能不问上一句：“中国为什么能”的故事还能不能继续讲下去？怎么才能继续讲下去？

中国经济自2010年开始下行。国家在过去两年采取了新一轮的市场化改革，试图稳定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基础，但迄今为止成效不彰。与此同时，过去30多年积累的问题已经凸显：环境污染，资源枯竭，民生问题突出，贫富差距扩大，阶级矛盾、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加剧。在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十八大以来，中央以前所未有的决心和力度重拳反腐，但时至今日，仍有一些人顶风而上，不收手，不知止；还有一些人谈虎色变，不作为了。体制内外，追捧西方“普世价值”、否定中国道路的势力强大，思想舆论阵地严重失守。资本的力量在席卷中国经济领域之后，开始进军上层建筑。一些党员，甚至所谓的“优秀共产党员”，公开挑战政治底线，质疑党的执政合法性。家门外，以美国为首的外部势力恣意妄为，频频挑起事端，试图遏制中国发展……

诸多内外挑战叠加，将中国置于一种“未来不可知”的忧患之中。这一切都在考验着中国，考验着中国共产党。如果认识不清、定力不足，甚或方向不明、政策不当，不能带领广大人民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中国道路就走不长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将归于失败。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就是这本《家国大义——共和国一代的坚守与担当》产生的背景。这本书收入了我在过去两年对国内不同领域最具影响力专家学者的9篇访谈文章，由《苦难辉煌》的作者金一南将军作序。这些文章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看中国，看中国共产党、中国军队和中国社会，看今天中国所处的世界，力图回答一个问题：当今中国从哪里来，正在何处，意欲何往？

之所以称为“共和国一代”，因为这是与新中国共同成长和成熟起来的一代人。这10位专家学者中，有一位出生在新中国诞生前夕，三位生于60年代初期，其余都是“50后”——包括我这个采访者。作为继往开来的一代人，这代人最能体会，中国的今天来之不易。老一辈流血牺牲打下的江山不能断送，他们所开创的气壮山河的伟大事业，一定要在我们的手中传承下去。就像金一南将军所说：“我们曾经与那些伟人同时代，我们今天站在他们的肩膀上，我们必须让后人也能站上我们的肩膀。一代又一代人不懈努力，不惜奋斗，实现多少代人百年来梦寐以求的愿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中国为什么能》）    

那么，“共和国一代”想要坚守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