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没想到，18岁的曹菊英对这个方案行使了否决权：

不久前，曹书记的女儿考高中又没考上。看来这孩子的书不能再念下去了。于是，书记老婆才把少平的事提到了女儿的面前。不料，菊英学习不中用，找对象的眼头倒蛮高。她说她看不上孙少平！话说回来，这也难怪。菊英虽然是农村户口，但一直在黄原城里长大，怎么可能看上一个乡下来的揽工汉呢？她对父母亲表示，她决不可能和这个叫孙少平的乡巴佬结婚；她要在黄原城找个有工作的对象哩！

曹书记两口子四只眼大瞪。他们决没想到，他们各方面都平庸的女儿，竟然看不上他们精心挑选的孙少平！

这里的细节很耐人寻味。从后面的情节看，在孙少平肯定不会入赘曹家的前提下，曹书记为孙少平要一个招工指标依然不犯难。那么可以想象，如果孙少平真的当了上门女婿，曹书记绝不会让他一辈子当农民。而是会发动自己的关系网，为孙少平在城市里找一份足够体面的工作，保证自己的女儿生活无忧。所以，“找个有工作的对象”这个要求，恐怕不仅仅是经济诉求，而主要是对城乡文化背景差异的担忧。

前面谈到那时县城和乡镇的天壤之别。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城市和农村，区别不仅仅在于电灯和煤油灯、柏油路和泥巴路，还有20年来城市迅速工业化带来的生活方式革命。县城以上的城市，集中了绝大多数八小时工作制、家里有电灯、有读写能力的人口，这意味着有时间、有机会、有能力参与现代文化活动的人都在城市，城乡文化因为城市的迅速进步而出现了断裂。即便毛泽东发动了一波又一波的文艺下乡、知青下（回）乡，也只能在局部缓解矛盾，无法弥合城乡之间的鸿沟。这也正是中学生孙少平对城市的向往和敬畏的来源。

城乡鸿沟可以说是时代的必然。8小时工作制、电灯、普及教育的经济基础是工业化高效劳动，农业村落的经济效率无法支持这样的生活。中国暂时还没有足够的机器工具把所有人装备起来，为了保证工业高速增长，为了保证最优秀的青年随时乐于被抽调进城市，中国必须让城市里的工业人口优先享有现代化生活。可以说，孙少平和他的同学们对城市生活的渴望，曾经是中国高速发展的重要动力源。直到最近几天，中国最大的农业省份河南取消了城乡户口区分，孙少平们熟悉的城乡鸿沟才开始逐步被填平。

这一制度的副产品就是“城二代”对农村的歧视。

建国前，除了上海天津沈阳等几个工业中心外，大多数城市都只是附近乡村的中心，是一个“超级集镇”，在文化上和乡村区别不大，直到工业化建设在几乎所有内地城市铺开，城乡文化才出现明显区分。在工业化进程中，第一代被招工提干的城市人口大多来自农村或者生活无保障的城市贫民，他们即便认识到农村生活的落后，也能接受至少是容忍身边人的农业社会生活习惯。等到他们的子女长大，这些年轻人从记事起就把准现代化生活当成必需品，看待进步相对缓慢的农村就是另一种眼光了。对他们而言，上山下乡已经是值得哭爹喊娘的惨事；和农村人结婚？那想都不要想！

平心而论，这种看法并不能简单地归结为“优越感”和“特权思想”。毕竟几十年后的事实证明，现代化生活消灭落后的农业社会习惯是一种必然。曹菊英是个18岁的少女，没有义务考虑全社会的公平问题，没有资格讨论正在取消的知青下乡政策，对于在80年代前期达到顶峰的城乡差异和歧视问题，她应该只是直观地理解为：“要找个能说上话，生活习惯不冲突的男人，农村的多半不行”（我代她做总结）。

这个简单的择偶观，既反映了建国前30年中国的根本性转变，也说明了当时中国的大多数地区还没有体会到工业化的成就，还需要另外一个30年来解决问题。直到30年后的今天，农村出身的“凤凰男”到城市生活，依然会激发无数的家庭矛盾。在书中描写的80年代初，我们必须承认，曹菊英的判断的确有一定道理，即便她因此错过了比她优秀许多、更适应现代社会的孙少平，这也只能算是小概率事件，无法否认城乡文化差异也是择偶“初选”的重要客观标准。

当然，即便曹菊英如此有主见。如果在一个父权制至上的传统社会里，她也不可能拗过为选婿付出了巨大努力的父亲。曹菊英能一口否决用心良苦的父母，和孙兰花坚决要嫁给王满银，侯玉英苦追孙少平一样，也是现代化社会逐步摧毁传统社会的表现。

从前面引用的段落可以看到，曹菊英其实对孙少平颇有好感，和孙少平的相互了解程度远远超过了包办婚姻时代大多数夫妻的婚前了解。但对于一个准现代化女性来说，这绝不意味着你可以指定我嫁给这个看上去不错的男人！1956年，新凤霞和赵丽蓉的成名作、评剧电影《刘巧儿》就讲了一个类似的故事：

巧儿我自幼儿许配赵家，我和柱儿不认识我怎能嫁他呀。

我的爹在区上已经把亲退呀，这一回我可要自己找婆家呀！

上一次劳模会上我爱上人一个呀，他的名字叫赵振华，

都选他做模范，人人都把他夸呀。

从那天看见他我心里头放不下呀，因此上我偷偷地就爱上他呀。

这个经典唱段，说的是刘巧儿拒绝了和未谋面的赵柱儿的包办婚姻，又对赵振华（正是赵柱儿）暗生情愫。无数台下的少女从中认识到：在新社会，男人优秀不优秀，终归要自己决定才算数，而且自己决定就算数！

《刘巧儿》电影是一部优秀的宣传片，宣传目的是配合1950年5月1日公布的新中国第一部法律——《婚姻法》。新婚姻法第一章第一条即规定：

废除包办强迫、男尊女卑、漠视子女利益的封建主义婚姻制度。实行男女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权利平等、保护妇女和子女合法利益的新民主主义婚姻制度。

但在实际执行中，传统婚姻习惯和新社会还要经历一代人的搏斗。直到全书的第三部，曾经对社会变革最热心的孙玉亭还会拿出父权的威风来压制子女自由恋爱

过了一会，孙玉亭红脖子涨脸对金俊武说：“这事弄不成！我怎能把卫红给了犯罪分子的后代？就是这话！你们是白日作梦！妄想把我的女儿拉入那个黑染缸？我一千个不答应！一万个不答应！”

孙玉亭最终没能阻止女儿嫁给金强，曹菊英也对父母的包办婚姻行使了一票否决权，经过一代人的斗争。新中国建立以来，和工业化建设同步推行的文化革命，到此算是开花结子，落地生根，再也不可能反转了。从孙兰花的例子来看，文化革命的成果要比工业革命传播快得多。

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孙兰花、侯玉英还是曹菊英，在这几位准现代女性的考虑中，文化背景已经是至少可以和经济因素相提并论的择偶条件，甚至有所超过。而他们的父母，在择偶等问题上明显要比她们“现实”，会更多地考虑经济问题。孙兰花的父亲希望女儿嫁给殷实农民，曹书记把能干的雇工选为女婿，侯玉英的父亲则为了讨好县城显赫家族，主动告发了郝红梅。

“代沟”两侧的差异无所谓对错，只是分别应用了工业文明和农业文明两个不同的参照系。管仲说“仓廪足而知礼节”，几千年后，当工业文明创造出的财富远远超过“仓廪实”这个阶段的时候，新的“礼节”也就是生活方式自然也会纷纷涌现。整本书的主线就是主角孙少平在这新旧交替的大潮中奋力向前的经历。不过，大潮卷来的时候，学游泳的不止是主角，还有无数运气或好或坏的配角。20年前的我喜欢看主角弄潮，如今我更喜欢看配角们笨拙而真实的泳姿。

6 笔下春秋

在这篇书评里，我从背景中拽出来的配角基本都是女性。这不是巧合，而是我预先确定的“取样”标准。因为我在重读小说的时候发现：“主角光环”不止会修正孙少平的人生，对于其他男配角，尤其是那些和孙少平、和王卫国年龄相近的配角，路遥在写作中显然也产生了代入感，也会不时地让他们用一下“主角光环”，多享受几分人生的亮色。

比如说那个前半程的反面角色周文龙，当了工农兵大学生又主动要求回乡务农；以公社主任身份当造反派，推行“极左路线”却让父亲享受吃肥肉的特权；攻击田福军的“修正主义”政策，并顶替了田福军的副县长（革委会副主任）位置。这显然是个按80年代政治风向做了“脸谱化”处理的人物。

“周文龙就已经散布说邓副主席还搞修正主义那一套！”张有智也把筷子搁在了桌子上。

然而，周文龙这个角色的人生经历和现实中的王卫国有很多重合之处。两人都是文革初的中学生，都参加过武斗，都在70年代初被推荐为工农兵大学生，都曾回乡务农，都有过政治上的大起大落。所以，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到了第二部田福军复起之时，周文龙做了一个180度大转向，而且准主角田福军并没有把他的急转弯视为谄媚：

文龙特意把他拉在一边，说：“田主任，我过去实在对不起你……我知道这种道歉太肤浅了，我自己过去在迷途中走得太远，我很希望到省党校去学习一两年，你能不能帮助一下我……”

他亲切地拍了拍文龙的肩膀说：“年轻人走点弯路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能反省自己，这是一个人成熟的表现。年轻人，甩掉包袱吧！你是国家未来发展的主力。象我们这样的人，理智地说，是为你们下一步大显身手做个过渡……你要去省党校学习的愿望我一定设法满足你！”

在周文龙党校毕业后，田福军再次展现了自己的宽宏和用人不拘一格，为此不惜和自己曾经的最佳搭档张有智翻脸：

“文龙已经从省党校毕业回来了。据地委组织部的老察和省党校方面的介绍，小伙子这两年学得不错，表现也很好。我想让他回原西县去给你当个副手……”

“怎安排？”张有智的脸沉了下来。

“副书记兼县长。”

“什么？”张有智冲动地从沙发里站起来，“你把一个造反派弄来给我当县长？”

“有智，你坐下，先别激动。”文龙在‘文革’中是造过反，前几年在柳岔公社也搞过极‘左’的东西。不过，他是个青年嘛，‘文革’中他还是个中学生，才十几岁。这几年来，小伙子对自己进行了严厉的反省，照我看那是真诚的。对待青年，我们不能总是揪住过去的一些事不放。只要认真改了，我们该使用的还要用。

到了最后，为了证明周文龙的成功转型，张有智反而充当了反面典型，丢掉了政治前途：

张有智同志已经不是原西县县委书记了……据说，有智同志将被安排任原西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只是县上有些中层领导担心，弄不好，他在人大代表上很有可能落选……几年来，原西县各方面的工作一直在全区处于最落后的状态。说实话，责任很大程度上在于县委书记张有智没有一点开拓精神。岂止是没有开拓精神，他连最起码的负责精神也没有！工作应应付付，整天把大夫叫到办公室或家里为他看“病”。

县长周文龙倒跌跤马趴地扑着抓工作。但因他在文革极“左”时期犯过错误，思想包袱很沉重，整党几乎过不了关。在张有智等人的坚持下，还是给他定了个“犯有一般错误”。“一般错误”也是错误，因此小伙子不太敢放开手脚工作。周文龙这几年一直在乡下跑，倒很有些设想，但有智不支持他。

这段情节除了再次验证全书“认真读书就有好人生”的总原则外，很明显弱化了整党、抓“三种人”的政治风暴，轻描淡写地让周文龙过了这一关，重新拿到大好前程。而实际上，翻出当时的中央文件可以看到，整党条款简直就是为周文龙量身定做的：

邓小平：最危险的是“三种人”。这些人已经清查和处理了一批，有些在思想上和行动上已经有所改正。但是确有相当一批立场没有改变而在党内隐藏了下来。说他们最危险，是因为：一、他们坚持原来的帮派思想，有一套煽惑性和颠覆性的政治主张；二、他们有狡猾的政治手腕，不利时会伪装自己，骗取信任，时机到来，又会煽风点火，制造新的动乱；三、他们转移、散布和隐蔽在全国许多地方，秘密的派性联系还没有完全消灭；四、他们比较年轻，也比较有文化。他们当中有些人早就扬言十年、二十年后见。总之，他们是一股有野心的政治势力，不可小看，如果不在整党中解决，就会留下祸根，成为定时炸弹。

和王卫国不同，周文龙在文革初期不是“保”派，而是挑战老干部的“反”派，以这样的身份参与武斗，又在文革中当了回乡典型，还公开批评过“邓副主席”，他在80年代初的政治气氛中没有不判刑、没有死在专案组已是祖上积德。保留公职？保留级别还要提拔任用？想都别想！所以我很有把握的推断，周文龙的救星是路遥暂时借给他的主角光环，而不是现实中个别干部的任人唯贤。

从全篇来看，路遥给对70年代的知识分子干部、男性知识青年大多安排了远超现实的好结局。哪怕是周文龙、武惠良这种小配角也不例外。至于那些文化水平不高，为人比较传统的人物，以及大多数女性角色，路遥写起来却杀伐果断，毫不留情，赤裸裸地展示了命运的冷酷。对此，我在重读的时候只能解释为路遥在部分角色身上寄托了太多的个人情感。凡是能找到王卫国影子的角色，人生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改良”。只有那些次要女配角，路遥绝不会在写作时把自己代入她们的角色，所以，我更倾向于在女配角的人生中寻找真实的时代色调。

7 九十年代要来了

即便有作者这个“上帝”一次次地伸出援手，但从总体上看，孙少平身边的主要配角的人生依然谈不上圆满。在全书终了时，大多数配角生活的主色调甚至还是悲剧——田晓霞和秀莲都死了，孙少安把自己的精神寄托转向村小学，金波没有找到他心爱的姑娘，安锁子继续打光棍，田润叶和李向前、田润生和郝红梅都用怜悯当感情基础，王满银也在繁华的大上海忽然幡然悔悟，扔掉过去十几年的人生，回老家帮厨。所有人转了一个大圈，大多回到了他们走出来的地方，却没有一个人走到自己最初期望的生活里。

即便是主角孙少平，全书最后一个场景就是他当初的梦想吗？

他远远地看见，头上包着红纱巾的惠英，胸前飘着红领巾的明明，以及脖项里响着铜铃铛的小狗，正向他飞奔而来……

从前面孙少平的精神历程和雄心来说，我只能说，这是孙少平眼下能接受的最好的妥协方案。回到铜城煤矿，惠英嫂会为他操持一个温暖的家，已经被镇服的下属能保证工作业绩，他努力学习的采煤技术能带来工人技师职称，大城市的诸多朋友提供和外部世界同步的精神生活……孙少平被招工的时机非常好，70年代末、80年代早期的工人、尤其是重工业国企的工人正处于生活黄金时期。企业领导们刚刚获取一定的自主权，就争先恐后地发福利，扩大职工数量，增加后勤服务人员，为此透支企业乃至国家的积累也在所不惜。在这个阶段，历史上第一次，没读过大学的的普通工人可以用工薪参与丰富的业余活动，以“青工”的身份了解乃至参与最前沿的文化事件。

接下来几年，孙少平或许不会遇到他期盼的技术改造，但凭借生产骨干的身份，他多半会在一栋四五层的砖混住宅楼里得到一个两居室，平时有工人俱乐部和图书馆供休闲。逢年过节，他会分到许多北方少见的蔬菜水果，隔几年还可能去一趟煤炭部设在风景区的疗养院，甚至去北京参与一次全国性的职工运动会。孙少平30岁的生活听起来似乎还不错，足以让工会干事上门拍出系列照片、绘成宣传画，塑造一个理想化的“劳模”生活典范。直到路遥封笔的1988年，这种可靠而富足的日子似乎还会天长日久的持续下去，为孙少平的精神生活提供稳固的“后方”。

但是，作为21世纪的读者，我们都知道90年代要来了。

我曾不止一次地和人讨论孙少平在《平凡的世界》结束后的命运。但从来没讨论出一个让读者皆大欢喜的结果。90年代国企全面崩溃，铜城（铜川）市的煤矿就是重灾区。工人的地位随着国企福利的消失而飞速降低，甚至谋生都困难。陕西省1/5的下岗人员集中在铜川。1994年，总理朱镕基视察铜川时感叹：“我不可想象这里的群众将怎样生存”

我能想象，因为我见过90年代衰败的工矿城镇。

我生在矿区，长在矿区，见过父亲半夜套上棉衣下井，听过楼下给矿难送殡的哭声。我亲眼见过矿区从80年代繁荣跌90年代下岗年代的大转折。见过一个个文化设施在我眼前积灰、关闭，看过连片的繁荣工人住宅区变成鬼城。整整一代无事可做的年轻人在街上闲逛，夜晚则聚在一起赌博，。煤炭管理部门因为煤价太低而没钱烧自己的取暖锅炉。无论你当年是多么熟练的工人，多么有名气的社区明星，在这场灭顶之灾中也只能先考虑如何糊口，一切精神生活都要靠边站。

我还知道我生活的地方并不是最惨烈的下岗战场，至少我身边还没有听说频繁的自杀案例。买断工龄的时候，一些入职较晚的青工可以拿到每年工龄300块的补偿，不知道主角孙少平能拿到多少遣散费？孙少平不怕吃苦，不怕下岗再就业，不在乎去南方打工，但他已经不是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的揽工汉了，惠英嫂和他们的孩子怎么办？留在铜城的话，在人人下岗的时代，孙少平打零工能赚几个钱？能干什么？就算他不在乎重新回到街头揽工的阶段，这和他当初企盼的未来又有几分相似之处？

想来想去，在路遥逝去之后的年代，在一个至今尚未转型成功的矿山城市，实在很难为孙少平的无限梦想找一个安身之处。《平凡的世界》如果有现实主义的续集，主线剧情多半也会是悲剧。刘慈欣曾有一部短篇科幻小说《地火》以大下岗时代煤矿的城市为背景，或许孙少平可以在那个悲壮的故事中找到自己的归宿。

当然，我可以想象另外的结局。比如他携家带口，回乡投靠兄长，帮孙少安经营砖窑，操持农活，重新变成一个优秀的农民。比如他在大城市的亲友伸出援手，他被迫接受一个曾经拒绝过的体制内职位。甚至孙少平也可能凭借自己足够“硬”的高干关系，借国企破产的乱局，凭一张条子拿到几座矿山，在一系列眼花缭乱的“资产运作”后，和田晓晨、吴仲平携手成为亿万富翁，在经济重振、煤价回升的21世纪做一个传说中的西北煤老板。但无论哪种结局，孙少平似乎都不再是我们熟悉的孙少平了。田晓霞如果在天有灵，恐怕不会对这样的孙少平露出微笑。

一旦路遥逝去，即便是孙少平，面对时代大潮也只是配角。

8 梦想在前 物质在后

《平凡的世界》毫无疑问是几十年来最出色的励志小说。但我20年后的这次重读，居然把它读成了一部悲剧，从主角到主要配角概不例外。小说并没有变，角色没有变，变化的是我观察社会和读小说的视角。

当年读书的时候，我只有12岁，眼里只有自己的生活，在我那时看来，悲剧的定义很简单，就是失去已经拥有的东西。长大后，我才知道，世界很大，个人很小，你走过的地方很多，属于你的地方很少。于是，我又了解到另一种悲剧的定义：失去从来未曾得到的东西，丢掉曾经有过的希望。而眼看着未来消逝无能为力，亲手把曾经有过的希望掰碎，那就是悲剧中的悲剧了。

《平凡的世界》就讲了许多这样的故事。在一个生气勃勃的国家，新一代年轻人谋生比他们的祖辈父辈更容易，发展机会更多，本来应该庆幸自己生逢其时；但偏偏这个时代还有日趋普及的教育和越来越廉价的文化产品，反转了年轻人理想和现实之间的高差。当年刘邦项羽要见到秦始皇车驾才能冒出“彼可取而代之”、“大丈夫当如是也”。如今年轻人只要上了学、读了书、看过电影，就能知道家乡之外还有一个无比广阔的大世界，了解了各种各样的精彩生活，体面对生活的期望值再也不是“比父辈好一点”，甚至也不会把身边大队书记、公社干部的体面生活当做终极目标：

自由自在地在这个城市（县城）的四面八方逛荡。他在这其间获得了无数新奇的印象，甚至觉得弥漫在城市上空的炭烟味闻起来都是别具一格的。当然，许许多多新的所见所识他都还不能全部理解，但所有的一切无疑都在他的精神上产生了影响。透过城市生活的镜面，他似乎更清楚地看见了他已经生活过十几年的村庄——在那个位所熟悉的古老的世界里，原来许多有意义的东西，现在看起来似乎有点平淡无奇了。而那里许多本来重要的事物过去他却并没有留心，现在倒突然如此鲜活地来到了他的心间。

等到高中读了大半年，小小的县城已经容不下孙少平的人生目标：

“未来的某一天，他已经成了一个人物，或者是教授，或者是作家，要么是工程师，穿着体面的制服和黑皮鞋，戴着眼镜，从外面的一个大地方回到了这座城市，人们都在尊敬亲热地和他打招呼，他在人群里看见了顾养民和郝红梅……”

实际上，孙少平的精神世界还远不止此。虽然吃黑馍，喝冷粥，但他通过书籍构造的精神世界已经完全超越了身边的时空：

天黑严以后，他还没有回家。他一个人呆呆地坐在禾场边上，望着满天的星星，听着小河水朗朗的流水声，陷入了一种说不清楚的思绪之中。这思绪是散乱而飘浮的，又是幽深而莫测的。他突然感觉到，在他们这群山包围的双水村外面，有一个辽阔的大世界。而更重要的是，他现在朦胧地意识到，不管什么样的人，或者说不管人在什么样的境况下，都可以活得多么好啊！在那一瞬间，生活的诗情充满了他十六岁的胸膛。他的眼前不时浮现出保尔瘦削的脸颊和他生机勃勃的身姿。他那双眼睛并没有失明，永远蓝莹莹地在遥远的地方兄弟般地望着他。当然，他也永远不能忘记可爱的富人的女儿冬妮娅。她真好。她曾经那样地热爱穷人的儿子保尔。少平直到最后也并不恨冬妮娅。他为冬妮娅和保尔的最后分手而热泪盈眶。他想：如果他也遇到一个冬妮娅该多么好啊！这一天，他忘了吃饭，也没有听见家人呼叫他的声音。他忘记了周围的一切，一直等到回到家里，听见父亲的抱怨声和看见哥哥责备的目光，在锅台上端起一碗冰凉的高粱米稀饭的时候，他才回到了他生活的冷酷现实中……

孙少平的意志和运气都足够强大。接下来几年，虽然他身份上继续是农民，经济上挣扎在社会的中下层，但他没有放过任何提升自己见识和思考深度的机会。田晓霞这个“冬妮娅”不仅欣赏穷人子弟孙少平，还能源源不断地给他提供精神食粮，让他在远离城市的荒村也没有断了和文明中心的联系。到全书结束的时候，孙少平已经不再敬畏昔日眼中的“大世界”，而是带着自信和能力，堂堂正正地在这个“大世界”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自此以后，无论什么样的高官、名人、学阀来到他面前，他眼中最多只有敬重，绝不会受宠若惊，一味盲从——在第三部中，路遥甚至安排了一场和外星人的会面，孙少平亦是不卑不亢，丝毫没有穷乡僻壤小孩子面对省长视察的惊惶。有这份自信和底蕴，天下何处去不得？精神上 “从奴隶到将军”的成长历程，再加上无比真切的现实主义描写，就是《平凡的世界》成为一代励志作品之首的原因。

但这和全书的悲剧色彩并不冲突。甚至可以说，这一代人年轻人的成长越是“励志”，故事的悲剧色彩就越浓，浓到连路遥时不时抛出的曲笔和“主角光环”都无法掩盖。原因很简单，世界太大，个人生活的自由可能性太多。新一代年轻人在精神上的成长越快，认识的世界越广阔，对未来生活的期望值就越高。虽然这些期望未必意味着等比例的物质消费，但也需要一定的物质基础做支撑。就算年轻人志存高远不问薪水，也总得有个体面、稳定的职位，有足够的空闲时间参与文化活动，以及时不时外出游历增长见识的机会。如果孙少平揽工汉的身份一直保持到全书终了，有谁能想象路遥如何把故事讲通，如何保证作者的代入感和可读性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