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我列举了这么多的抱怨，但我绝对无意否定《平凡的世界》的巨大艺术价值。相反，我重读之后，对这本书的评价反而比当年更高。20年过去，我从娃娃变成了中年人，虽然远不敢自诩读懂人生，至少对大多数事情也不会只看皮毛。书中描述的那个年代，我第一次读的时候，距我不过六七年，许多细节和身边的现实几乎一样，所以对时代背景并不在意；现在，路遥描述的年代已是30年前的旧事，我对那个年代的理解反而更深了。除了开篇令所有读者印象深刻的“欧洲馍、亚洲馍、非洲馍”之外，我又读懂了许多原来看不懂的配角生活细节，发现每一件都是时代的铭牌。

比如说，公社副书记徐治功宁愿平调回城，也不愿意就地提拔，体会当公社书记一言九鼎的地位。这个情节当时只是一眼看过。现在参照80年代的回忆，才知道这反映的是80年代县城和乡村的天壤之别，以及当时交通条件的恶劣。

那时候的县城虽然又小又旧，但的确是一个功能齐全的现代文明“据点”，有电影院，有图书馆，有百货公司和定期发往大城市的班车，偶尔还有专业艺术团的巡演。几千甚至几万有稳定收入的受教育人口聚集在这里，既享受着最低限度的工业文明，也为彼此提供了一个完全不同于封闭乡村的文化环境。

与县城相比，那时最繁荣的乡镇也不过是一条土路两侧的几排砖瓦房，在最热闹的十字路口向四周望去，几乎肯定可以看到农田和猪舍。至于普通的乡镇，就如书中所说：“一条约摸五十米长的破烂街道”。如果通往县城的电话线断掉，整个乡镇和外面世界的联系立刻就退化到了大清朝的水平，必须在土路上颠簸好几个小时才能和现代文明恢复最低限度的联系——这在现代足够飞机飞过半个中国，高铁跨越整个省区了。换句话说，那时的普通乡镇，距离现代文明比现在的西部荒野还要远。

这样的乡镇，如果从供销社调剂一些物资，在物质生活上未必不能接近县城，但对于受过教育，见识过现代生活的人来说，乡镇完全不能提供城市的精神生活和归属感，完全不是一个让人长期安心生活的地方。所以就算是公社书记也不愿留在这里，更何况比他年轻许多，对现代文明认识更多的孙少平？有了徐治功书记作时代背景，孙少平拒绝留在农村和哥哥一起经营家业，宁愿背上布满血疤当小工也要留在城市的选择才符合逻辑：

“谁让你读了那么些书，又知道了双水村以外还有个大世界……如果你从小就在这个天地里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那你现在就会和众乡亲抱有同一理想：经过几年的辛劳，象大哥一样娶个满意的媳妇，生个胖儿子，加上你的体魄一定会成为一名相当出色的庄稼人……”

不读《平凡的世界》，今天那些坐在村委办公楼里上网的驻村大学生、下班就坐通勤车回县城的乡镇干部恐怕很难理解孙少平当年的心情

又比如孙少平和田晓霞在日落后坐在山顶，看着黄原城（延安城）的灯火憧憬梦想。这实际上需要另一桩事实做背景——80年代初的中小型城市，白天的俯瞰景色实在不敢恭维。少数灰色的混凝土建筑和破旧的平房混杂在一起，激增的人口对道路和下水道系统施加了破坏性的压力。若非以怀旧的眼光去看，白天的景色实在没法用来承载浪漫的约会。所以男女主角对着夜晚的灯火反而能有最奔放的思绪；所以第一次进入铜川矿务局的年轻工人们会为灯光欢呼。在贾樟柯的《站台》中，从小县城走出来的主角也会对着远方工业城市的光亮久久凝视。或许非洲、印度的当代年轻人也有类似的约会场景吧。

重读小说，新发现的时代印记不计其数。比如80年代初，地级市师范专科学校的学生，在普通人眼中毫无疑问地是“天之骄子”，是正牌大学生。比如煤矿招工提供“公家人”身份，在普通农民看来说宛如鱼跃龙门，地级市近郊的富裕居民（仍是农业户口）却视之为贱业……若非它们填满了整部小说，《平凡的世界》绝不会成为伟大的作品。

这些看似琐碎的生活细节和台词不是路遥坐在书桌前想出来的，而是他几十年人生的积累，是他写作期间深入一线调查，用苦功夫换来的财富。更重要的是，与主角的人生不同，路遥不会去刻意修饰、删改这些源于真实生活的细节。从这个角度来说，它们比主线情节更“真”，更能反映那段历史，甚至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主线情节的生硬转折。重读《平凡的世界》，我最大的收获就是读懂了次要人物们短暂的场上表演。

3 读书人 老百姓 孙兰花

孙少平家兄妹四个，最没有存在感的是长女孙兰花。其他三兄妹都是主角或准主角待遇，唯独孙兰花除了一次未遂自杀外，几乎始终是以背景模式存在，主动出场的机会还不如丈夫王满银多，只能算是一个重要配角。甚至儿女“猫蛋”、“狗蛋”都比孙兰花更“出镜”。

孙兰花当配角的理由很简单——《平凡的世界》是一本写给新时代的书。它的作者、读者都是从农业文明走向现代社会的中国人，多数接受过现代教育，都知道在日常琐碎的谋生之外还有一个壮丽的大世界。所以主角也必须是这样的人物。在路遥笔下，“读书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身份，以至于完全可以用“读过书”和“老百姓”这个分类衡量所有中国人。借孙少平之口，路遥有这样一番自白：

【甚至想某一天，他也会成为一名包工头，嘴里叼着黑棒卷烟，到东关大桥头去挑选工匠……嘿嘿，他就是成了包工头，为什么一定要嘴里叼根黑棒卷烟呢？不，他不会象现在这些工头一样，神气活现地把自己搞得象电影里的保长一般；他要和他雇用的工匠建立一种等的朋友关系，尤其是要对那些上过学而出来谋生的青年给予特别的关照……】

“尤其”二字，充分反映了路遥对自己的人生定位，也说明了路遥划分主角和配角的标准。孙兰花虽然是两位主角的亲姐妹，但既不读书，和外面的大世界也没有直接关系，所以只能屈居配角。

当然了，没读书不影响孙兰花做一个优秀的传统农村姑娘。为了弟弟妹妹能上学读书，孙兰花没有进过学校门，早早在家操持农活。用王满银的话来说：

“那女子长得还俊样！再说，身体又壮实，将来砍柴担水种自留地都行……”

孙兰花的心里只有小小的双水村和亲爱的家人。至于外面的那个大世界，在她看来可以完全不存在。

不过，虽然孙兰花不在乎外面的世界，外面的世界却主动找上门来。走南闯北，到处胡混的王满银盘算了一晚，断定自己按照传统的模式找不到媳妇，转而用上了新式“恋爱”手法。他不找媒人，主动对孙兰花发起攻势。“穿戴一新，脸洗的白白亮亮”，截到田间地头， “热心和她说些叫人耳热的话”。撩得孙兰花“心里倒不由得直跳弹”。这样反复多日，终于瓜熟蒂落：

“在双水村的后河湾里抱住她，把她狠狠亲了一顿。在她丰满的脸蛋上啃下许多牙印子后，这家伙就把挂包里准备好的一身外地买来的时新衣裳塞到兰花手里。”

而孙兰花并没有勃然大怒，而是很有主见地回答：

“这衣裳我现在不敢拿回家。你先拿回去，让给家里大人把这事说了再……”

在70年代的陕北偏僻山村，这种私定终身的方式显然是大逆不道。更何况王满银是公认的二流子。但孙兰花坚定地坚持自己的意见：

“平时一直对父亲羔羊般温顺的兰花，这一次却强硬地一边哭，一边和父亲顶嘴，说她死也要死在王满银的门上”。

在僵持之时，来自外部世界的现代文明力量再次站到了孙兰花一边——

“孙玉厚急得脱下一只鞋要打她，被当时十七岁的儿子少安挡住了。已经是一个成熟庄稼人的孙少安，那时就在家里开始主事了。他上过几年学，虽然现在还是这么个年龄，但理解事情无疑要比他父亲开阔一些。他已懂得要尊重一个人的感情，因此竭力劝说父亲不能干涉姐姐的选择。”

孙兰花的选择因此得到了全家的默认。

70年代中期，新中国第一部法律——婚姻法已经实施了20多年，人民公社也搞了十四五年，但在陕北的山村里，壮年男性的肌肉（而不是大脑）依然是家庭的经济支柱。所以，婚姻习俗还是以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为重。父亲显然希望女儿嫁给另一个能踏实种地的农民，和几千年来的祖先并无差别。这是孙兰花青春年华的宏观背景。孙兰花虽然大胆地追求爱情，但在家庭生活的看法上，和祖先也完全一样——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无论王满银怎么不务正业，即便王满银一年只在家停留几天，孙兰花也死心塌地跟他过日子。甚至王满银带回一个“洋女人”，孙兰花还是忍气吞声为他们做饭，忍不下这口气只肯自己一死了之，绝没有离婚改嫁的心思。孙兰花、孙家大姐，王家嫂子或者说王孙氏终究是个传统农业社会的女人。

虽然孙兰花的故乡还停留在农业时代，但从她的婚姻来看，农业社会已经在经济和文化两方面出现了深深的裂痕。现代文明通过这两条裂缝快速地渗入传统社区，即将为传统社会敲响最后的丧钟——这一点在当时看来近乎天方夜谭，今天则是正在发生的现实。

从经济方面看，孙兰花一家依然贫穷，依然住土窑，盖破被，要为吃饱肚子而奋斗，甚至时不时还要借债过难关。这和几十年前的民国时代也没有什么大差别。但稍加分析就能发现，孙家在艰难度日的同时，让大儿子接受了高小教育，次子和次女都读完了高中。在整本书的时间跨度内，孙家只有一半甚至不到一半的壮劳力出工干活，让另外一多半劳动力脱产受教育，还能时不时的贴补一下出嫁的孙兰花。在最艰难的几年：

“老祖母年近八十，半瘫在炕上；父母亲也一大把岁数，老胳膊老腿的，挣不了几个工分；妹妹升入了公社初中，吃穿用度都增加了；姐姐又寻了个不务正业的丈夫，一个人拉扯着两个幼小的孩子，吃了上顿没下顿，还要他们家经常接济一点救命的粮食——他父母心疼两个小外孙，还常常把他们接到家里来喂养。家里实际上只有大哥一个全劳力——可他也才二十三岁啊！”

如此窘迫的条件下，家庭依然能勉强维持，能供养两个学生，甚至还能为去黄原（延安）的孙少平准备一身体面的衣装。这说明农业劳动的收益率比起上一代人有明显增长，在保证农民基本生活的同时，还有足够的剩余粮食让青年男女脱产上学，让王满银这样的“逛鬼”也有最底限的生活保障。

在孙兰花的婚姻问题上，起关键性作用的不仅是王满银从城市带回来的“新奇”求婚模式，还有孙家经济支柱——孙少安的教育经历。从经济和文化两方面传来的现代文明冲击着传统家庭，孙家破窑洞里的日子已经和过去上千年大不相同了。

当然，进步本身未必意味着立刻到来的幸福。可以想象，孙兰花少年时女伴的婚姻大多没有她这么“现代”。在父母安排之下，她们多半嫁给了附近的朴实农民。按照现代的标准，她们的婚姻未必谈得上美满，多半会在男尊女卑的秩序下生活一生，被丈夫殴打算是寻常之事。但无论如何，她们会有稳定的家庭，丈夫早出晚归，承担家里主要的体力劳动，也能在农村从不停息的日常利益冲突中为一家 “撑起门户”。过着这样相对安稳的日子，她们在农隙闲聊时，对孙兰花年轻时的“浪漫”会做如何评价呢？多半是同情兼嘲笑吧。就算孙兰花自己，对嫁给王满银的“疯狂”举动也不乏悔意。

但无论如何，孙兰花拥有那一代农村女子中罕见的一份财富——关于浪漫爱情的记忆

“不管别人对她丈夫怎么看，这个忠厚善良的农家姑娘，始终在心里热爱着这个被世人嫌弃的人——因为在这世界上，只有这个男人，曾在她那没有什么光彩的青春年月里，第一次给过她爱情的欢乐啊！”

按照今天的标准，即便不考虑物质水平的巨大差距，旧日农村的生活也只能用乏味来形容。物质上的贫乏反映到文化和人际方面，就是单调和现实。在这样的生活中，用一辈子加倍的辛劳和寂寞来换一份鲜亮的“爱情”记忆，到底值得不值得？这个问题只能留给晚年的孙兰花自己回答。

4 郝红梅 侯玉英 八零年代的爱情

黄土高坡角落里的双水村尚且感受了现代文明的冲击，县城、地级市的居民更不必说。随着主角孙少平一步步远离农村，走向越来越大的城市。路遥借孙少平的眼睛展示了越来越多的新旧时代冲突。其中那些支线情节尤其动人。因为新时代的冲击不会只眷顾那些才貌双全的主角，更给千千万万普通人带来了新的生活选择。而多数读者，包括我，包括我的朋友，就是这样的普通人。

孙少平和他的中学同班同学占据了全书的一半篇幅。这些同学中有漂亮细腻的郝红梅，有才气逼人的田晓霞，还有个“跛女子”侯玉英。候玉英出场很早。就在第一章的“欧洲馍、亚洲馍、非洲馍”情节中，她就是负责向吃“非洲馍”的孙少平、郝红梅输出歧视的人。

只有高一（1）班的值日生一个人留在空无人迹的饭场上。这是一位矮矮胖胖的女生，大概是小时候得过小儿麻痹一类的病，留下了痼疾，因此行走有点瘸跛。她面前的三个菜盆里已经没有了菜，馍筐里也只剩了四个焦黑的高粱面馍。看来这几个黑家伙不是值日生本人的，因为她自己手里拿着一个白面馍和一个玉米面馍，碗里也象是乙菜。这说明跛女子算得上中等人家。她端着自己的饭菜，满脸不高兴地立在房檐下，显然是等待最后一个跚跚来迟者。

如此说来，候玉英倒无意中成为促成孙少平初恋的重要因素了。不过，很快她就从无名配角变成了标准反角。先是企图破坏孙少平读“反动书籍”，破坏对孙少平而言最重要的精神生活：

在生活中她最关注的是别人的缺点，好象要竭力证明这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是不完整的——你们的腿比我好，但另外的地方也许并不如我！侯玉英讨论时常常第一个发言，象干部们一样头头是道地解释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劳动时尽管腿不好，总是抢着干。当然也爱做一些好人好事；同时又象纪律监察委员会的书记一样监督着班上所有不符合革命要求的行为……

……低着头悄悄在桌子下面看小说。他根本没有发现跛女子给班主任老师示意他的不规行为。直等到老师走到他面前，把书从他手里一把夺过之后，他才猛地惊呆了。全班顿时哄堂大笑。顾养民不念报了，他看来似乎是一副局外人的样子，但孙少平觉得班长分明抱着一种幸灾乐祸的态度，看老师怎样处置他呀。

等到再次露面的时候，她不仅站在主角的对立面上，还对主角造成了实际损害——抱着报复（或是嫉妒？）心态毁了孙少平的初恋：

少平看她在大家面前伤自己的脸，就不客气地说：“铁锨都是这个样子，你嫌不好，就把你家里的拿来用！”“谁说都是这个样子？你看见谁好，就把好铁锨给谁！”“我把好铁锨给谁了？”

“给你婆姨了！”侯玉英喊叫说。

全班学生“轰”一声笑了，有些同学很快扭过头去看郝红梅。郝红梅把铁锨一丢，捂着脸哭了。她随即转过身跑回了自己的宿舍，干脆不劳动去了。

侯玉英一跛一跛地走到人群里，大获全胜地扬着头，讽言讽语说：“贼不打自招！”

…………

两个人都感到害臊，甚至在公开的场所互相都不理睬。而且由于他们处于一个不太成熟的年龄，相互之间还在心里隐隐地感到对方给自己造成了困难处境，竟然都有一些怨怨恨恨的情绪。跛女子达到了目的，感觉自己在班上快成个英雄人物了，平时说话的声音都提高了八度，哈哈哈的笑声叫人感到那是故意让孙少平和郝红梅之流听的。

脸皮薄的郝红梅接受不了这个打击，逐渐疏远了孙少平。当然，更准确的说法是郝红梅无法接受侯玉英逼她“做选择”的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