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他当临时工的状况，幺老师是样叙述的：

父亲的勤勉认真和“人前人后都一样”的品性，把“临时工”也干得勤劳刻苦：他做过给下水道和水暖工当下手的“管工”，存留至今的在一叠元书纸上面画的“低水箱坐式粪恭桶做法规格”、“楼上高水箱蹲式恭桶做法规格”、“多连小便斗自动冲水做法”……粗细水管、弯头、三通的连接走向和尺码都标示得清清楚楚……证明了父亲希望从外行到内行曾经的努力和用心；父亲做过给锅炉工打杂的“推煤工”，到后来父亲可以一个人又推煤又烧锅炉，而且做到把医院手术室里的温度烧到恒定，以至于父亲被人民医院留下来烧暖气不再换人，据说那主要是手术室的要求……（155页）

五十岁的父亲不得不下乡种田，从未做过农活的他，刚开始非常的辛苦，什么活也干不了，但父亲

一如既往的勤勉和认真，对所有的农活都从不敷衍了事，几年下来也就学会了锄地、薅草、耪地、铡草……而且也学会了像农民一样养了猪，每天收工都带回家一捆猪草……（183页）

幺老师所描绘的父亲的形象，一直缠绕在我的头脑中，让我突然想起幺老师在另一地方对父亲所下的评论。父亲股票生意失败，因负债而远走他方，写了一封信给他的太太，表达他的忧心与痛苦，同时谈到对于未来他是如何考虑的（见34─5页）。这是当时一个高小毕业生的文笔，阅读起来非常有意思。就在这个地方，幺老师评论到：

这封保存到今的信，是把一个男人在事业上的成败，和自己对于家庭的责任心完全融合在一起的一种表述，在父亲二十三岁的年轻的心里，已经担当起了自己作为“丈夫”、作为“儿子”，作为“兼祧男”，作为“女婿”，对妻子、母亲、叔父、婶母、岳母所有的责任……（34页）

这一评论可谓精当。父亲是中国旧社会伦理培养出来的男人，作为一个男人，他知道自己的责任，也一直在尽最大的努力做自己认为应该做的事。最有趣的，是他对太太的态度。他很意外的娶到了城里书香世家的女子（其原因见56─61页），虽然他是农村财主的继承人，但还是高攀了。因此他一直认为赚钱养家是他的事，太太只需要在家中主持家务。按照新中国的政策，女性可以要求分配工作，但不论家庭经济如何困难，父亲总不让母亲到外面工作，而实际上母亲很有能力，也很想出去工作（230─33页）。这可以看出父亲的顽固与保守。他们到北流村落户种田时，虽然经济更是困窘，父亲仍然坚持不让母亲下田，这时母亲身体日趋衰弱，这又表现了父亲的体贴，而这一切都是中国传统教育培养出来男人的性格。

这个传统婚姻中的传统家庭，在生活最困难的时候，把所有传统的美德都发挥出来了。三年困难时期（1960─62，即所谓大饥荒），父亲在生产队当装卸工，是重体力劳动，全家生活就靠他一个人，他的身体绝对不能出问题，所以在母亲的主持下，家中的每一个人主动扣除自己的份额，以便让父亲能够吃饱肚子去干活（148─53页）。为了筹钱去黑市买粮票，父母都尽了最大的力。当父亲在生产队时，母亲整天不停的修改旧衣服，“把旧旗袍修改成为短褂、把衣服里子染成黑色，做成棉袄，把穿不出去的衣服面子（绸缎之类）用糨糊裱成袼禙，纳成鞋底……”。父亲每月可以回家休息四天，一回到家的当天深夜，避开别人的耳目，用自行车駄着母亲所做的那一大包衣服上路，去京东郊县悄悄地卖给农民，买回高价粮食、豆子和全国粮票。第三天深夜从郊县骑一夜车，第四天凌晨到家，往返三百多里，第四天白天睡一天觉，傍晚回生产队报到（146─47页）。这是全书最动人的两段，可以看出主外的男人和主内的女人如何精诚合作，让全家度过新中国建立以来最艰困的三年。

看到幺老师的父母不论面对怎么样的艰难条件，都以最认真的态度去面对生活，解决困难，决不气馁，我不禁在想，他们的动力来自哪里？后来我看到，幺老师的女儿，父亲的孙女在给“姥爷”的一封信中就问过这个问题：

上次我问姥爷：“活着为了什么？”姥爷说：“一为事业成功，二为抚养教育儿女，实际上第一条也是为第二条服务的，总而言之，就是要教育好子女。”听了这话我有些愕然了，真的，我还没听说过这种对于人生意义的解释。（216页）

孙女是在改革开放之后长大的，那时候大陆已开始流行资本主义、重视个人选择、发挥个人才性的教育理念，所以对姥爷的回答会觉得不可思议。我父母那一代所秉持的生活理念，和幺老师的父母是完全一样的。因此，我恍然大悟，原来一向被新文化运动和共产党革命理论斥为“封建道德”的人生观，也是中国老百姓坚靭的生命力的来源。不管共产党如何搞运动，不管老百姓要面对多少生活上的变化，他们仍然按照祖祖辈辈的教训，为了养育子女，咬紧牙关，认真生活。原来，“封建道德”也是中国文化绵延不绝、生生不息的生命力的主要来源。想起来不免觉得荒唐，中国几亿的老百姓所以禁得起折腾，竟然也靠共产党一直想要“消灭”的“封建道德”。应该说，这是我读幺老师回忆父母这本书最大的体会，我终于看到了中国历史流变中的某一个症结点。

四、

那么，很多人一定会问，共产党在建国以后的三十年间，为什么要不断的发动各种政治运动，来不停的“折腾”中国老百姓呢？现在还有很多人对共产党在这三十年的作为持负面评价，主要就是对于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的不满。

我们先来看建国以后第一个全国性的政治运动，即土地改革运动。前面已经说过，土改结束以后，三亿左右的农民分到了土地。自从清末中国开始内忧外犯以来，许多农民无地可种，无以为生，即使能租到土地，也要受到地主严重的盘剥。许多学者已经指出，在这种情况下，年轻力壮的农民只好投靠各种军阀，靠打仗为生。所以，重建社会秩序的第一步，就是让每个农民都有地种。农民生性保守，只要种地可以勉强养家，他们就会安定下来。在这种情况下，采取斗争地主的方式让农民能够无偿的分到土地，地主无法反抗，政府又可以得到农民的拥护，可以说是政治上的最佳选择。前面说到的我的两位大陆朋友，都出身地主阶级，他们当然对这种斗争方式很反感，但他们也无法否认这是共产党高明的政治运作。

其次谈到新政权与西方势力的关系。社会主义是以反对资本主义为目标的政治运动，它认为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在中国的设厂投资，都是利用中国的廉价原料和劳工，来赚取巨额的利润，外资的剥削更甚于地主对农民的剥削。所以，新政权就毫不客气的没收外资工厂，冻结它的股票，而且拒付赔偿或利息，所以幺老师的父亲所买的开滦煤矿的股票就形同废纸。这样，新的社会主义政权跟发达国家的资本主义政权必然形成对立，发达国家当然要撤人撤资，让新政权独自去面对没资金、没技术、没人才，难以发展的窘境。所有团结全国人民、以反帝国主义为目标的社会主义国家都必须面对这种困境。如果它们选择跟外资妥协，最终革命成果仍然会被外资庞大的力量所吞噬掉，如果选择排斥所有外资，就会变得无钱、无人、无技术，最后寸步难行，经济反而会比革命前还糟糕，如非洲的莫桑鼻克和津巴布韦。

因为种种原因（这里就不细谈），中国新政权选择与苏联合作，由苏联提供设备与技术人才帮中国发展经济，这样，中国跟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就断绝了一切关系，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也对中国采取围堵政策，期望以此困死中国。1950年代中期，中苏关系恶化，苏联把他们的设备和人才都撤走，中国只能“自力更生”。著名的美国历史学家斯塔夫里亚诺斯曾引述美国经济学家，1973年诺贝尔经济奖得主列昂季耶夫，说到：

这些国家（按，指欠发达国家）必须积累起国民收入的30％到40％才能实现自力更生的发展。列昂季耶夫还强调说，要达到这种积累，必须采取“意义重大的社会和制度方面的变革”，其中包括“更平等的收入分配”。（《全球分裂》875页，商务，1995）

这意思也就是说，全国老百姓，不分阶级，每个人都要过苦日子。如果旧社会中的地主精英阶级、城市知识分子和各种技术人员都要过着以前那种优渥的生活，即使全国农民都支持新政府的政策，政府也无法控制国民收入的30％─40％，这样，就无法集中全国的力量来自力更生。因此也就必须搞政治运动，让既有的富裕阶级一方面承认他们以前是过着剥削式的生活，另一方面激发他们的爱国热情，他们才会比较乐于接受低薪政策（实际上他们的生活水平虽然降低了，比分配到土地的农民还是好多了。有一个右派分子被下放到农村，只领半薪，当农民知道他的工资以后，开玩笑的说，你的工资给我领，我代你被斗争。）可以说，前三十年的许多政治运动所以主要针对知识分子和城市中产阶级，就是要他们甘于过苦日子，好让国家争取在三十年内搞好基础建设、工业建设和军工业，以保障国家的经济未来能独立发展，同时也保障国家安全，让资本主义国家不敢再入侵中国。50年代的口号，“不要裤子要核子”，就是这种精神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