幺老师的父亲在政治上背了两个包袱，“逃亡地主”和“一般历史问题”。其实父亲在早期股票生意失败时，已把祖父和叔祖辛苦赚来的五十亩地几乎败光，只剩下六亩地和两座旧宅留给叔祖的女儿，股票生意成功以后，他迁居唐山和北京，早就脱离农村。但是土改时当地农民仍然把他定性为“逃亡地主”，这样，根据政策他们就可以把叔祖的女儿扫地出门，把六亩地和旧宅分掉，而且以往所欠“双盛永”商号的一切债务都可以一笔勾消。那时候父亲在北京的股票市场赚了很多钱，他根本不会在意这一点损失，但“逃亡地主”的帽子一直戴在头上，让他每次在政治运动中都戒慎恐惧，深恐被递解回乡，接受农民的斗争。

父亲的历史问题其实一点都不严重，因为他早就看出普济佛教会有问题，早就不参与募款。但他前前后后还是写了不计其数的坦白交待，每一次的坦白交待都会提醒他自己是有历史问题的。他到生产队去进行三年半的“劳动改造思想”以后，恢复自由了，但也因此失去了重新分配工的机会，不得不做临时工。好不容易成为长期临时工，在文革的时候又被取消，最后还下乡种了近十年的田。幺老师对于这段过程有极详细的记载，而且还选载了好几段父亲非常长的坦白交待资料。幺老师深深为父亲被列为革命对象感到不平。我觉得父亲也许还算不上被革命的对象，但他那么轻微的历史问题，却也把他们全家折腾得够呛。在这个地方，任何人都会对父亲的遭遇和幺老师的感受深表同情。书中所附父亲的坦白资料也许有人会觉得太多，阅读本书的时候也许可以先跳过不看，但我每一篇都细读了，也因此对共产党的政治运动印象非常深刻，对于共产党藉由政治运动控制使用一些所谓有问题的人有更清楚的理解。文革时，当地管区警察张玉珮对父亲的评论是，“幺霭光胆儿小，他那点儿问题都交代了，又没有新问题”，以此为理由，不让纪婆子抄家。这个评论同时也反应了，父亲是如何小心谨慎的在新政权底下过日子。

认真追究起来，这三十年中日子过得最苦的，其实还是分配到土地的农民。共产党不久之后就开始办农业合作化，即所谓人民公社，后来改为生产大队制，农民一起劳动，按工分分配所得，这种体制是为了把生产大队的收获最大比例的缴交给国家。反过来，国家又以比较高的价格把各种农具和日常用品卖到农村。坦白的讲，这是对农民进行双重剥削，党内外有不少人坚决反对过。但当时国家收入的最大来源还是农业，只能从农业挤出更多的剩余，来从事国家的整体建设。所以，在文革末期，农村是非常贫困的。改革开放初期，高晓声的两篇小说《李顺大造屋》和《漏斗户主》就非常生动的表现了当时农民的生活状态。

更有甚者，当全面性的经济危机发生时，农村就会成为泄洪的缓冲地。1960年大飢荒开始蔓延，即将冲击城市，共产党决定把几千万（具体数字我不记得了）的城居民赶到农村去，而那时候的农村并不比城市好到哪里去。1968年12月又有一次全国性的城镇居民上山下乡运动，幺老师的父亲就在这一次运动中“自愿”下乡种田的。按照温铁军在《八次危机：中国的真实经验》中的说法，新中国面临的前六次大危机，都是推给农民去承受的。还有，除了种田以外，农民还要承担额外的劳动，譬如兴修水利，而这一切都是无偿的。应该说，当新中国需要万众一心，忍飢埃饿来从事建设时，农民的牺牲远超过一切阶级。

但奇怪的是，这一切农民都忍受了下来，而且还一直拥护共产党，至少是不反对共产党，这实在是历史上的“奇迹”。这让我想起苏联在新经济政策之后开办集体农场以后，引发农民大反弹，苏联政府不得不出动军队镇压，还把许多农民流放到西伯利亚。从此以后，苏联的集体农场始终存在着问题，从而导致苏联时期生活用品一直处于匮乏状态。中、苏两个社会主义政权把农业集中生产与管理，都是出于同样的目的，以农业所得来发展工业，但两个政权和农民的关系却完全不同。我至今也不能理解，中国共产党是怎么跟农民打交道的，可以肯定的是，农民的拥护是他们一切政治运动可以发动的基础。从纯政治的角度来看，这是中国共产党最大的成就。

以上是要说明，共产党在建国前三十年以政治运动的形式来动员群众，发挥整体力量，集中所有资源，这一切都是为了让中国能够“自力更生”。但群众运动的潜能也有它的极限，现在已能了解，文革后期群众的热情已大不如前。我们可以说，经过前三十年的刻苦奋斗之后，群众的耐力已经发挥到极点，再也不能持续下去了，这个时候就需要政策的大调整，所以就有了改革开放。改革开放让中国民众获得了相当的自由，可以朝着另外一个方向发展，可以发家致富了，然后他们在前三十年的长期折腾中所锻练出来的各种能力，也就完全爆发出来了，是“井喷式”的爆发，超出所有人的意料，包括中国人自己。但我们还必须强调，如果没有前三十年全体民众刻苦努力打下的基础，后三十年的发展根本就完全无法想象。

如果我们只是从一般的社会和历史知识来论证新中国前三十年的成就，那可能会流于抽象、空洞，正如司马迁引述孔子所说的，“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着明也”，幺霭光的一生就是新中国前三十年“见之于行事”的一个最好的例子。他从成功的股票商人，一路沦落，做过行商、临时工、还下乡务农，但在这么艰苦的条件下，他养育了五个子女，其中三个考上大学，而全部五个子女都有很好的职业，最后还重回股票市场，帮三个女儿赚了十几万到二十几万元。虽然他只是新中国几亿民众的其中一人，虽然他这三十年的经历也只是新中国三十年历史的极其微小的足迹，但从这里扩大想象，就可以窥视到三十年历史的大概。

我以这样的方式来论述幺书仪教授这本书的价值，肯定会让幺老师大吃一惊。记得以前台湾的颜元叔教授曾经发表过一篇轰动一时的文章，《向建设中国的亿万同胞致敬》。他对新中国前三十年的认识，跟我的看法很相似，但那时我只想到共产党的领导，而颜教授却更进一步的想到生活在这三十年中的亿万中国民众，因为没有他们的忍飢埃饿和刻苦奋斗，就不可能有今天的中国，所以他要向所有中国民众的致敬。我读幺老师这本回忆录的时候，幺霭光先生的形象非常鲜明的出现在我眼前，他就是我应该向他致敬的中国民众的一员。我也希望现在已经生活在幸福中的中国人，不要忘记新中国前三十年许许多多像幺霭光一样牺牲奉献的善良的中国老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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