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三、四年躲债和到处寻找机会的历鍊以后，父亲终于东山再起，在1945年的三次股票买卖中赚了大钱，把所有债务还完，并在唐山买了房子，而且把叔祖父和叔祖母从农村接来奉养（祖母已在父亲到处躲债时过世）。这时候的父亲终于摆脱了败家子的恶名，成为人人赞扬的成功的股票商人。1947年，父亲又在股票市场中挣了大约一百两黄金，决定把全家从唐山迁居北京，因为从北京到唐山和天津交通便利，又可以让儿女得到更好的教育环境。这是一次非常正确的选择，对儿女的将来影响非常深远。

1950年，新建立的共产党政权决定在北京开设股票市场，幺老师的父亲再一次展现他敏锐的眼光，又挣了一百多两黄金，他因此买下了小茶叶胡同一座非常宽敞的房子。但这一次的成功却种下了失败的种子。1947年父亲刚迁居北京时，曾为一位商人朋友的儿子李济新开设的信义染织工厂投注资金，到了1950年，这一家工厂的资本已经赔得精光。手中正有钱的父亲，已经了解了新社会的舆论，知道做股票是投机倒把的行为，他想转而投资工厂，把工厂办好，让自己进入民族资产阶级的行列，因此，再度投资信义工厂。

1951年年末共产党开始“三反运动”，主要整肃党干部的贪污行为。由于三反，又引发了“五反运动”，主要针对资本家和奸商的行贿和脱漏税。在三反、五反运动期间，工厂要停厂，以便清查，但同时不许解雇工人，不许停发工资。这项运动历时将近一年，一些小资本的工厂厂主根本撑不住，信义工厂也就倒闭了。身为最大投资者的父亲，负责偿还所有债务，他只好把股票赚钱以后买来的小茶叶胡同的房子卖掉，再到兵马司胡同租房居住，从而结束自1945年东山再起以后的黄金岁月，时为1953年春天。

从1953年春到1958年底，幺老师的父亲以“行商”的身分来养家活口，为此他跑过天津、山西、陕西、东北、广州等地，从价低的地方进货，再到价格高的地方卖出，他非常勤勉努力，把一家人的生活维持得不成问题。但是在1955年的肃反运动中，他却被牵扯进来了。年轻的时候他奉叔父的命令加入五台山普济佛教会，被推为理事，并为其募款。他很快就发现佛教会的许多大理事生活糜烂，就不再为佛教会募款，也不再参加活动。1950年镇反运动的时候，普济佛教会被共产党列为“反动会道门”，领导人李俊杰被枪决，父亲心里还为共产党喝采，觉得做得很对，他完全没想到他必须向共产党坦白交待这一件事情。1955年肃反运动发动以后，他突然意识到，应该交待，所以就写了一份材料交给当地的派出所。从1955年到1958年，他前前后后写了三十份资料，共150多页。最后被定性为“一般历史问题”。

1958年12月，幺老师的父亲接到派出所的通知，要他参加公安局组织的生产队去当装卸工，以便“通过劳动改造思想”。当时即将进入建国十周年，为了庆祝，首都要完成十大建筑作为献礼。当时被征调的多达五千余人，都是一些有轻微历史问题的人，他们所承担的都是重劳动。父亲虽然已经不是壮劳力，但做事认真，吃苦耐劳，一年之后就被任命为班长。这些装卸工都是有薪水的，工资每月八十多元，粮食定量每月四十五斤，要不是后来碰到三年困难时期（大饥荒），是足够维持全家七口人的开支的。

1962年下半年，幺老师的父亲终于从生产队回家，结束了他的“通过劳动改造思想”的工作，但却碰到了新的困难。在参加生产队期间，“行商”已经被取消，为行商重新安排工作的部门也已撒消，父亲错过了安排工作的机会，变成了无业游民，只好到街道办事处申请当临时工。临时工工作时间不固定，工种不一，报酬也不相同。父亲仍然以认真负责的态度，去面对派给他的任何一项工作。因为他一个人可以既推煤又烧锅炉，把医院手术室的温度烧到恒定，因此被人医院指定留下来，成为长期的临时工，每天赚两块钱。这个时候他的长子已经就业，长女（幺老师）已经考进北京大学中文系，全家勉强可以过日子。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幺老师的父亲受到极大的冲击，他被勒令扫大街，同时长期临时工被取消，他只好捡马粪，收集马缨花、槐树籽、马齿菜、蚯蚓和土鳖什么的，以维持生活，他知道哪里收购什么，收购价多少。1968年12月，突然开始了全国性的“城镇居民上山下乡”运动，父亲因为在城市已是无业状态，所以就被迫“自愿上山下乡”，带着太太和两个小女儿到北京郊区昌平县的北流村下乡务农。这段时间几近十年，从父亲的五十岁到五十九岁。对于一个五十岁以前从来没有种过田的人来讲，那一种艰苦也就可以想象得到，但父亲最后还是学会了所有的农活。

1979年，共产党政府允许1969年上山下乡、而今已经丧失劳动力的、城里有住处的居民回城，这样，幺老师的父母又回到了北京城。虽然父亲年纪已经六十岁，子女都已成家就业，可以奉养他，但他仍然继续工作。在征得原来雇用他的人民医院的同意后，他回去当临时工。这时候大陆的经济体制已经开始改变，所以父亲又开始想要经商了。1981年父亲辞掉临时工，申请当个体户，每天拉车摆摊卖水果、花生，每个月挣一、两百元，一做就是十二年。股票市场重新开放后，1993年父亲决心回去做股票，他的三个小女儿都出资，他为每个女儿赚了十几万元到二十余万元不等，这在当时是相当可观的财富。十一年后的2004年9月父亲骑自行车摔倒，大部分时间昏迷不醒，2005年6月去世，享年八十五岁。

三、

从以上的简述可以看到，幺老师的父亲1950年以后的生活，完全随着共产党的各种运动而起起落落。他虽然已经练就了做股票的种种技巧，但他知道股票生意在新社会终究要被取消，所以就用买股票赚来的钱转投资到工厂去，没想到来了三反、五反运动，让他的工厂破产。他只好登记做行商，做得也不错。但他也知道，最终行商这一行业也会被取消，所以，当他因为“一般历史问题”而被征调到生产队当装卸工时，他就认真学习、认真工作。三年半的装卸工结束，他因为在这期间失去了重新安排工作的机会，沦为临时工。不过因为他的优良表现，他被人民医院指定为长期临时工。文化大革命发生以后，他的临时工被取消，在北京过了两年捡马粪、马缨花……以换取最微薄收入的艰苦生活，然后又因为国家政策下乡务农十年。在生命的最后二十一年，他终于又回到了他所最熟悉的行业，卖货物和做股票。他的本领在经商，但在新的社会主义体制底下，经商的行业被取消。他只念到高小毕业，除了经商之外别无其他才能，所以只好随着各种状况从事各种体力劳动。他在旧社会所学习到的本领，在共产党的新政权底下毫无发挥的余地。由此可以看到，新政权的建立对他的生命影响之重大，这是他所遭遇的“历史之命运”。而他只是一个例子，新中国的建立，对千千万万的中国老百姓来讲，都是他们在中国历史大变动中所必须面对的“命运”。

幺老师的父亲，幺霭光先生，最让人佩服的是，面对每一次生命的大变化，从不发牢骚，而只是老老实实的重新学习，努力工作。幺老师谈到父亲在生产队当装卸工时这样说：

父亲从小不会劳动，在很长的时间里都过不了劳动关：铁锹不会使，钢锭扛不起，箩筐抬不动，抬一天筐肩膀肿得抬不起胳臂，干完一天活以后两条腿疼得走不动路，四十岁虽然是正当年，却自认了三等劳动力进了“老头班”……（145页）

三年半的装卸工让父亲在体质上有了很大的收益：吃得香、睡得着，以前的胃痛和失眠都已经不翼而飞，拿起铁锹来就象是使枪弄棒，这使他后来对于体力劳动无所畏惧……（14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