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德文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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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部和群众对基层工作的认知，有极大差异
干部觉得自己很忙，群众不理解；群众觉得自己总见不着干部，干部在尸位素餐。[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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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争论寻衅滋事罪，不如关心为何法律很难在基层有效执行
吉林浮桥案的当事人其实在多年内不断违法，有关部门也一直在处罚治理，但最终都无法解决，所以演变到这个地步，其核心问题是法律和法律的实践存在无法触及的层面，没有办法有效规制基层的灰色利益及其违法行为。[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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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书记、指导员、工作队…五花八门的领导都来了，还要村干部干嘛呢？
关键是，这些驻村干部，他们还是照拿工资，而他们单位往往也是人员紧张。就笔者的调研情况看，除了极少数机关事业单位可以人员相对宽松，就没有哪个单位不觉得人员紧张的。几乎所有单位领导都抱怨，实在是派不出人去驻村了。[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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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干部“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太久了吗？
我们现在的很多治理活动都变成政府科层体系内部的活动，这样哪怕基层干部再了解情况，也只在科层体系内部进行循环，不可能有效的反馈给群众。[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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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事找事、政治恐吓、技术霸权……当前基层治理十大怪现象
“精准治理”这个毒，必须拔掉。辅助精准的技术和制度设计，最好都废除，回归到群众工作的本质就行了。上级还是少用各种系统，慎用卫星图斑，让驻村工作队早点回自己单位上班。[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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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在折腾基层！逼村干部种田，逼群众砍茶树，深山老林开荒喂野猪…
人们讲政治的结果是机械执行上级命令，但浪费了行政资源，脱离了群众，失去了民心，这个账得好好算算。有关部门还是不要太依赖于技术了。技术用好了，是提高效率；用坏了，就是制造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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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男性青年正面临终生单身的问题……
这些乡村地区男性单身青年仍有较强的结婚动力。对他们来说，若父代无法有效支持，便很可能无法缔结婚姻；哪怕缔结了婚姻，在城市安家了，也可能因为生活无法维系而出现婚姻解体。[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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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启强，原型在这
笔者在某城郊村调查时，有个在当地长期经营的房地产企业，已经驻扎了十年之久。该村早就列入了开发规划，但因政策变动，迟迟不得开始。该企业为了获得先机，就提前组建了一个项目组，驻扎在该村，帮村民交社保，甚至连村委会的开支也由公司承担。 [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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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小品很解气，但误解基层了
基层在实际工作中已经背锅了，他们在舆论叙事中还背锅，这不正常。反官僚主义主要是反“官僚”，但靶子不打“领导”，却打向了“下属”，实在悲哀。[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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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医疗体系面临“双重夹击”，如何应对返乡潮？
一方面县级医疗资源本来就很有限，另一方面，像以前指望外部支援也不太可能，所以农村医疗体系可能面临“双重夹击”，社会面感染人数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多。[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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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生了五个子女，老了还是一个人在家，有什么用？”
这话挺伤人。母亲语拙，道理却明白，忙说“谁家不是这样呢？子女要工作，能怎么办？”然后，举了身边的一大堆例子，说明老人独居的普遍性。她倒不是要为自己辩解，证明自己并不凄惨，而是要为她的子女辩解，说明她的子女足够孝顺。[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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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误读的供销社，一直在默默做着这件事
我们还要注意到供销社的作用比大型国企更大，因为它是一个商品流通体系，本身就具有行政职能，行政职能要通过这个体系中的市场行为来实现。我们在平时感受不到它的重要性，但在特殊时期，它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设施就能发挥出特殊作用。[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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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山“打人事件”背后：一个更为隐蔽的黑社会江湖
对于黑社会而言，与一些拥有“社会控制力”的地方官员形成特殊利益与权力联盟，是保护自己的最好方式。混混一旦拥有财富，并垄断地方特定行业或产业，便摇身变为成功商人。而以商人身份与基层政权形成结构性关系，则是黑社会老大成为地方势力的最后一步，这无疑威胁着国家治理和社会安全。[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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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山打人事件，我们真正要关心的是什么？
这起暴力事件之所以恶劣，并不是性别暴力，而是施暴者在光天化日之下公开恃强凌弱——性别差异只是“强弱”的自然表现而已。类似案件中的施暴者，并不特别针对女性，而是针对所有的“弱者”（包括男性）。[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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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乡治理中重视“人治”，并没有过时
站在国家的角度，“县官不如现管”当然不是一件好事。因为，它意味着正式权力很可能被非正式权力所歪曲、架空，国家治理的统一性和有效性都无法实现。时至今日，“县官不如现管”仍然是一个有待解释的国家治理命题。[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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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出国际排名，事出有因
一些办学资源匮乏的大学，反而能够把学校办得有声有色；但一些靠钱砸出来的新兴大学，表面上排名很高，将很多人主观上认为的杰出大学甩得远远的，这到底“科不科学”？[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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