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成功的根本原因

马克思主义就是在符合客观实际的框架内直接提出的。中国共产党取得非凡成就的全部基础，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基础之上的。正如习近平强调的，中国共产党成功的根本原因是其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能力：“1921年，五四运动之后，在中华民族内忧外患、社会危机空前深重的背景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进程中，中国共产党诞生了。

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这一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深刻改变了近代以后中华民族发展的方向和进程，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¹²

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这种能力，使得打败长达百年的外来直接侵略和开辟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成为可能。确保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民族独立，构成了中国共产党最初的国际政策的大目标。正如习近平指出：

“这个伟大历史贡献，就是我们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28年浴血奋战，打败日本帝国主义，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伟大历史贡献的意义在于，彻底结束了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彻底结束了旧中国一盘散沙的局面，彻底废除了列强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和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实现了中国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¹³

因此，正如习近平所强调的，中国共产党能不断走向成功有赖于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点紧密结合起来。¹⁴

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背离或放弃马克思主义，我们党就会失去灵魂、迷失方向。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这一根本问题上，我们必须坚定不移，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有丝毫动摇。”¹⁵ 习近平总结道：“我们要建设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¹⁶

五四运动的两年后，1921年，在中华民族内忧外患、社会危机空前深重的背景下，中国共产党诞生了 （来源：电视剧《觉醒年代》）

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并不是基于抽象的讨论。这是因为每一个政治立场，都在激烈的社会斗争过程中，得到实践的检验才确认。由于斗争规模太大，犯错受到的惩罚也极大，符合实际的政策则被证明是正确的——正如毛泽东在其名著《实践论》中所概述的那样。习近平为此精辟地总结道：

“1911年，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旧的制度推翻了，中国向何处去？中国人苦苦寻找适合中国国情的道路。君主立宪制、复辟帝制、议会制、多党制、总统制都想过了、试过了，结果都行不通。最后，中国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¹⁷

的确，中国共产党党内也是经过激烈的斗争，才确立了正确的路线。在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发展阶段，就犯了教条式地听取苏联意见的错误。后来经过激烈的斗争后，毛泽东的思想通过了实践的检验，他才在中国共产党内部拥有了难以挑战的主导地位。1981年6月27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印证了这一点。正如该决议指出：“主要在本世纪二十年代后期和三十年代前期，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和我们党内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曾使中国革命几乎陷于绝境。毛泽东思想是在同这种错误倾向作斗争并深刻总结这方面的历史经验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中国共产党是激烈的社会斗争的产物

这确实是社会主义和共产党的发展规律。因为资本主义的抵抗力度是如此之大且绝对残忍无情，只有通过激烈的社会斗争才能推翻它。进步势力最初不可避免地试图通过看似“更容易”的方式或其他途径，而非艰苦的斗争获取胜利。只有当这些虚假的“捷径”导致失败时，才清楚哪条路线是正确的，进步势力才能确立正确的路线。中国的发展历程也证明了这一点。列宁就对俄国走过的类似历史进程指出：

“一方面，布尔什维主义是1903年在最坚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上产生的。而这个──也只有这个──革命理论的正确性，不仅为整个19世纪全世界的经验所证实，尤其为俄国革命思想界的徘徊和动摇、错误和失望的经验所证实……在将近半个世纪里，大约从上一世纪（19世纪）四十年代至九十年代，俄国进步的思想界在空前野蛮和反动的沙皇制度的压迫之下，曾如饥似渴地寻求正确的革命理论，专心致志地、密切地注视着欧美在这方面的每一种‘最新成就’。俄国在半个世纪里，经受了闻所未闻的痛苦和牺牲，表现了空前未有的革命英雄气概，以难以置信的毅力和舍身忘我的精神去探索、学习和实验，经受了失望，进行了验证，参照了欧洲的经验，真是饱经苦难找到了马克思主义这个唯一正确的革命理论……

另一方面，在这个坚如磐石的理论基础上产生的布尔什维主义，有了15年（1903─1917年）实践的历史，这段历史的经验之丰富是举世无比的。这是因为任何一个国家在这15年内，在革命经验方面，在各种运动形式──合法的和不合法的、和平的和激烈的、地下的和公开的、小组的和群众的、议会的和恐怖主义的形式──更替的迅速和多样性方面，都没有哪怕类似这样丰富的经历。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在这样一个短短的时期内，集中了现代社会一切阶级进行斗争的如此丰富的形式、特色和方法，而且由于俄国的落后和沙皇制度的残酷压迫，这个斗争成熟得特别迅速，它如饥如渴又卓有成效地吸取了欧美政治经验方面相宜的‘最新成就’。”¹⁸

显然，列宁的分析与习近平对中国如何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分析，有着相似之处。同样的过程也发生在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身上——只有经过激烈的社会斗争，政治路线经得起实践而非理论检验的政治势力，才能领导这种进步斗争。例如，在越南，领导越南人民反法反美救国存亡的越南共产党就是如此；在古巴，菲德尔·卡斯特罗在1959年领导古巴革命取得胜利之前，曾在攻打蒙卡达兵营时遭到失败。历史证明，只有屡经重大的现实社会斗争而非抽象理论探讨，这样催生的势力才能够领导如此激烈的社会斗争。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到目前为止，除了经历过十月革命的俄罗斯这一特例，只有在发展中国家（也称南方国家），包括中国和其他国家产生了为社会主义奋斗的领导力量；在帝国主义国家，也就是北方国家，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过于稳固，难以产生大规模的社会主义领导力量。

正是因为建立一个能够领导这些斗争的组织需要国家和社会付出巨大努力，所以中国共产党才如此值得捍卫和发展——推翻中国共产党的任何企图都是危险的。中国共产党是数亿中国人和数千万先锋战士拼死斗争的产物。正是经过如此激烈的社会斗争，才确立了决定国家命运的正确的政治路线。领导这些斗争的组织是这些激烈的斗争的结晶和具象体现——数亿人参与了这些斗争，并付出了巨大的努力才取得了成功。这就是为何任何削弱、诋毁或在内部腐化中国共产党的行动，对中国乃至全人类来说都是重大挫折。

苏共在历史性的腐化后被推翻，导致苏联解体，令俄罗斯陷入灾难。俄罗斯总统普京把苏联解体称为“20世纪最大的地缘政治灾难”。资本主义和分裂主义摧毁了苏联，使得它从一个人口2.88亿的国家变成了人口为1.43亿的俄罗斯。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经济下降近40%，1998年俄罗斯男性预期寿命下降6岁至仅58岁，2008年俄罗斯人口比1991年减少530万。从1991年（苏联的最后一年）到2013年，俄罗斯GDP年均增长0.8%，而中国这一数据为9.2%。

前苏联的第二大加盟国乌克兰的情况更糟。2020年，乌克兰GDP仍比1991年水平低31%——即乌克兰在这29年间的增长为负。苏前联地区内，车臣、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之间、格鲁吉亚、乌克兰相继发生重大战争。苏联解体摧毁了俄罗斯的地缘政治优势，俄罗斯可能永远也不会恢复昔日荣光了。如果中国共产党变质或垮台，导致中国共产党被推翻，中国也会重蹈苏联覆辙。

在政治领域，所有这一切都可以作为马克思关于人类社会目标的基本原理的注脚：“各尽所能，按需分配。”马克思不是感情用事的“平均主义”的追随者。他并未说“在未来社会，人人平等，人与人之间、社会力量之间没有差距”，而是说“各尽所能，按需分配”。或许毛泽东、列宁或者菲德尔·卡斯特罗均有非凡的能力——并用这种能力为他们的国家和全人类的利益效力。作为一个组织，中国共产党自身同样被证明是正确的。尊重这些领导人和组织，是人民对这些领导人和组织惠及群众利益的一种理性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