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兰国”在伊拉克肆虐十数年，不仅让前总理努里·马利基（Nouri al-Maliki）与美交恶，最后于2014年辞职下台，也令伊拉克爆发了三年内战。这场内战把美国、伊朗与俄罗斯都牵扯进来，更让伊拉克的部落化态势难以挽回。

萨达姆时期，伊拉克还能在国家部落主义与社会部落主义间摆荡，换句话说，中央权力大时，便只有萨达姆的部落得势；但中央权力下降、或有政策需要时，便适时放权给其他部落首长，使其能自行征税、甚至享有一定的司法自治权。

然而美军入侵后，伊拉克经历了长年叛乱与内战，其部落主义已染上浓重的暴力色彩，各方民兵、武装势力俨然成了现代新部落，其中还夹杂着伊朗等外部势力的支持，其于伊拉克境内建立起大小不等的势力范围，以军事实力维持统治正当性，并能自行收税、执法、贸易，中央难以管束，其中包括复兴党武装势力、逊尼派民兵、什叶派民兵、库尔德民兵、土库曼民兵、亚述民兵、亚兹迪民兵，以及数不清的“圣战”团体，库尔德斯坦地区还在2017年内战末期举行非正式独立公投，意图独立建国，最后因遭伊拉克政府军攻打才作罢。

入侵之初的美军，挟着帝国的坚船利炮，攻无不克，伊拉克几乎沦为其殖民地；然而时间久了后，随着伊拉克国内叛乱、“伊斯兰国”肆虐、内战爆发，中央政府的权力逐渐碎片化，美军也没能幸免于历史力量的宰制，沦为无数“部落”之一，只不过这支“部落”坚定支持中央政府、而且讲英文。

2017年12月，“伊斯兰国”老巢摩苏尔被攻占，败军大举溃逃叙利亚，伊拉克中央政府宣布内战结束，虽说往后的暴力事件减少、血腥程度也大幅下降，却留下大片权力真空，引发美国与伊朗竞相蚕食鲸吞，且国家部落化局面已定，中央政府虽有心统整各方势力，却实在力不从心。

在前总理马里基下台后，美国又前后扶植了海德尔·阿巴迪（Haider al-Abadi，2014-2018）与阿卜杜勒·马赫迪（Abdul-Mahdi，2018-），但这两人有一共同特色：缺乏强大的政治基础，也没有民兵势力支持，因此上任后做得相当辛苦。以2019年伊拉克内阁难产为例，什叶派、逊尼派、库尔德三大政治集团争执不休，22位内阁成员名单因而久悬未决，马赫迪虽想保住自己在国防、内政、司法三大部的决定权，却保到几乎吐血。政治尚且如此，军事的整合之路便更是荆棘丛生。

美国先后扶持的海德尔·阿巴迪（左）和阿卜杜勒·马赫迪（右） 

2017年内战结束之际，台面上光是叫得出名字的大型什叶派民兵就有十七支，其中许多都受伊朗支持，大的逊尼派民兵也有六、七支，更别说一向难以管控的库尔德人等少数民族民兵。

即便中央自2014年起便创立了“人民动员部队”（PMF，Popular Mobilization Forces），能调动包括“真主党旅”在内的40支民兵与“伊斯兰国”作战，甚至深入叙利亚的一级战区阿勒颇，但其与中央政府的互动本质却只是暂时合作的露水姻缘，而非听命指挥的从属关系。

2018年，前总理阿巴迪推动“人民动员部队”改组计划，欲让“人民动员部队”成为新的伊拉克共和国卫队，并让民兵武装国家化，结果可想而知，就是阳奉阴违、有名无实。以此次事件要角“真主党旅”为例，其领导人穆罕迪斯具有伊拉克与伊朗双重国籍，“真主党旅”表面上是伊拉克境内的什叶派民兵，受政府调度，但暗地里却受伊朗“圣城旅”（Quds Force）资助，可谓伊朗在伊拉克的代理人之一。在后“伊斯兰国”的部落化时代，伊朗想深化自身在伊拉克的影响力，美国则想由“部落”重回帝国，加上美伊交恶许久，伊拉克自然而然成了双方交火的第一线。

空袭之后，两伊意外解套

现下的美伊关系与1978年相比，实在难言优劣，或许自伊斯兰革命、人质危机爆发以来，深入骨髓的耻辱感便始终横陈在美伊之间，日渐酸化、发酵，并在特朗普上台后一夕炸裂。2018年5月，特朗普退出伊朗核协议（JCPOA），并对其施加更高级别的经济制裁；2018年11月，特朗普把狙击镜移到了石油经济上，宣布除中国、印度、日本、韩国、土耳其、意大利、希腊和台湾地区外，其余从伊朗进口原油的国家和地区都将被美国经济制裁，国际上一时风声鹤唳，各国自是避之唯恐不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