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法》出版于加尔文去世（1564）后的第3年，当时的法兰西王国因宗教分裂引发的信仰冲突已经演变为内战，而法国的分离分子的精神资源正是加尔文教义。

毫无疑问，加尔文提供了法国加尔文主义者造反（不管我们视这个“造反”为防御性的还是侵略性的）所需要的神学上的推动力量，而且他继续组织、支持法国的胡格诺派（即加尔文主义者）的暴动，直到1563年生命将尽之时，他还因认为休战协定背叛了自己而深感遗憾。[9]

博丹20岁那年（1550）进图卢兹（Toulouse）大学学习法学，这所大学在当时以提倡人文主义学问闻名。大学毕业后，博丹因学业优异留校任教，但29岁那年（1559），他离开大学到巴黎的王室高等法院当律师，原因据说是他对政治实践更有兴趣（一说因为他未能在大学获得长聘教职）。如果真的是法兰西的政治危机让博丹离开了大学，那么，法兰西王国因加尔文教的影响而陷入内战状态就是博丹关切政治现实的唯一原因。

在思想史上，博丹以卷轶浩繁的《国是六书》（De Republica Libri Sex，旧译“共和六书”）留名青史，而其中的“主权”论最受思想史家关注。说到“主权”，我们马上会想到如今国际关系中的国家“主权”问题。其实，博丹论述的“主权”首先指国王的绝对权力，而这恰好是加尔文主义信徒非常憎恨的东西。

博丹《国是六书》（1594年版，日本东京大学藏）

加尔文大约在25岁时构思《要义》，27岁那年出版《要义》后，多次扩充：1539的第二版已经比3年前的第一版篇幅增加了3倍，依此而成的1541年法文本随即对当时的政治现实产生了极大影响，成了“新信条的经典之作”。[10]到1559年最后定版时，加尔文对《要义》的修订（调整结构甚至改写）长达25年之久，其间不断有简写本行世，以满足欧洲各地信众的需要（麦格拉思，页138-143）。

博丹的《国是六书》出版后同样产生了影响，“1600年前的多次重印就可以为证。”据说，甚至在18世纪下半叶，《国是六书》的节选本都还“风靡一时”。[11] 其实，无论《国是六书》有多大影响，都无法与加尔文的《要义》相提并论，所谓“风靡一时”的说法实属夸张之辞：这种书没可能“风靡一时”。

不仅如此，法国大革命之后，博丹迅速淡出世人的阅读视野。直到今天，400多年前（1606年）的《国是六书》英译本仍然是唯一的全译本，如今西方学界的一般学人所用的仅仅是节译本。[12] 加尔文的《要义》则不同，尽管篇幅巨大（1200页），英文全译本不断更新（沃格林/卷四，页353注2），甚至中译也有两个全译本，而且不断重印。[13]若算上台湾和香港地区的繁体字版译本，就更多了。

加尔文《基督教要义》的各种中译本

当然，这种对比未必公平。加尔文的《要义》属于“抗罗宗”信众读物，博丹的书则不是，需要阅读的人不多，并不奇怪。何况，加尔文的《教义》几乎是在凭“我信”解释《圣经》，仅仅最后一个部分谈到政治，显得与政治不相干，而博丹的著作几乎无不与政治相关，想要阅读的人不多，也不奇怪。奇怪的倒是：直到今天，对世界政治产生影响的是加尔文的《要义》，而不是博丹的《国是六书》。这意味着什么呢？

如果加尔文扮演着“具有卡里斯马天赋的教师”角色，自认为“负有向较为简单的心智传达圣经教义的职责”（沃格林/卷四，页348），那么，他的《要义》将会产生怎样的政治影响，也就不难推想：不外乎让“较为简单的心智”自以为知道何谓好政治。[14]

博丹思想的基本原理在36岁那年出版的《方法》中“已经确定了”。在后来的每一部著作中，博丹致力“特别突出”其思想原理的某一个部分，其他部分则“遭到不成比例的压缩”（沃格林/卷五，页226）。如果说君主主权论法理是博丹思想的基本要核，那么，在《方法》中，这一法理的确已经是核心论题。博丹致力于构建君主主权论，旨在为法兰西王国克制国家分裂危机提供法理依据，据说其史学思想具有“法兰西爱国主义”性质（布赖萨赫，页238）。

倘若如此，一个引人兴味但也让人挠头的思想史问题就出现了：博丹在大学所受的教育与加尔文早年在奥尔良法学院所学的东西并没有什么大的差别（麦格拉思，页53-63），但加尔文教义导致了绝非仅仅是法兰西王国的国家分裂，博丹则为法兰西王国如何克制国家分裂殚精竭虑，为何两者的思想如此南辕北辙甚至针锋相对？作为一个法国人，加尔文为什么乐于见到自己的国家陷入分裂？

政治体的主权与国家危机

《方法》第一部分的主题是“论史”或“论政治教育”（含5章），此后（第六章“论政体”）博丹开始谈他思考的主要问题：什么是最佳政体。这意味着，并不是谁都有资格来谈论这个问题：必须经过前面的心性品质磨炼，才有资格讨论这个问题。

如何理解博丹的君主主权论法理，迄今是政治思想史上的一大绊脚石，原因不外乎两点。首先，由于自由民主观念是如今的“普世价值”，学界已经很少有人关心君主主权论的自然法理。第二，由于现代的政治教育与博丹所理解的政治教育完全不同，很难期待有谁符合博丹所要求的条件与他一起讨论君主主权论的法理。

如果我们有兴味把博丹的君主主权论当做“史料”读着玩儿，那么，我们至少值得意识到两点。第一，博丹谈论君主主权论的优长时，他的心目中并非没有民主制和贵族制主权论的观念。毕竟，政体类型的比较是古希腊政治哲学和政治史学的核心论题，博丹的思考植根于这个传统。除非我们自己也熟悉这个传统，而非已经有坚定的加尔文主义式民主主权论信念，我们不可能与博丹一起思考。

进入第六章正题后，博丹首先讨论“什么是国民”和“什么是职官”，然后才提出什么是“主权”的问题（《方法》，页210）。换言之，博丹的论述并非是从君主主权论入手，而是从“主权”应该在谁手里的问题入手。

第二，我们值得关注，博丹在这一部分如何展示他的政治史学，即如何将他的“普遍法”或“自然秩序”原则应用于政治史材料。

博丹的历史阅读盯住的主要问题是政治体的“主权”[王权]的性质，因为他所属的政治体正面临这样的问题。他首先着重考察了古罗马皇帝和历史上的法国国王的权力形态，然后再转而研究历史上各种类型的政治体的主权形态，以便提炼出主权的共同原则。他相信，这些原则能够同时适用于民主制、贵族制和君主制，即使这三种制度会因时因地有这样或那样的变化。

我们看到，题为“国家的变迁”一节出现在考察历史上的各种政体之后（《方法》，页246）。随后出现了“帝国”主题，而紧接这个主题之后的是“与数相关的各国家的变化”（《方法》，页259以下）。“数”属于自然秩序的法则，而非受历史支配，引入“数”的观念后，博丹又回到“帝国的变迁”论题（《方法》，275-312）。

经过对政体的历史变迁所作的将政治历史与自然原理结合起来的长程考察后，博丹才走向他在这一部分开头许诺要探问的“最佳政体形式”问题（《方法》，页312）。随后我们看到，博丹提出了“王权与宇宙帝国一致”的论题。可是，在这一节里，博丹谈论的仍然是世界政治史上的大量政体史例（《方法》，页317-326）。

十六世纪的威尼斯

博丹在这里用了不少篇幅来讨论威尼斯这样的城邦共和国是否称得上“最佳政体”，今天的我们对此一定会有兴趣。博丹让我们看到，与如今许多人的观点一样，当时有不少政治史家称赞威尼斯商人的国家，理由是“生活在那里拥有极大的自由”。博丹对这个理由的反驳如下：

建立国家的目的不是自由，而是生活得更好。在一个人人都如此热切地纵容自己的习惯和欲望的城市里，德性当然几乎没有栖息之地。如果我们衡量人幸福的标准是财富、荣誉、领地、愉悦和无限制的自由，那［威尼斯］这个国家中处处充满了幸福；但如果我们以更优越的德性为标准，我不明白为何威尼斯是最杰出的国家。（《方法》，页322）

“论政体”在《方法》中仅仅是全书中的一章，篇幅却占全书三分之一还多。总体来看，这一章的论述显得有如一个政治史学的迷宫。这兴许是因为，博丹以政治史学的方式探究“法理之事”（legitima）。但更有可能是如沃格林所说，这个问题在《方法》中不得不极度压缩，因为《方法》仅是一部引论性质的教科书。否则，博丹不会在《方法》出版10年之后又撰写篇幅更大的《国是六书》。

第六章“论政体”之后，博丹转向了“建立普遍法”的论题。与此相应，完成《国是六书》之后，博丹又撰写了《普遍法的划分》（juris universi distributio，1578），而这一论题在《方法》中同样被极度压缩。[15]可以说，在博丹那里，普遍历史研究是普遍法学的基础。如今训练法学家不会要求学习历史，法学家难免搞不懂为何博丹要求法学家学习历史，当然也搞不懂堪称儒家的法哲学原理的《春秋繁露》为何要以孔子的《春秋》和公羊氏的秘传为基础。

南宋嘉定四年江右计台刻本《春秋繁露》（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博丹身处法兰西王国的王朝转换期（瓦卢瓦王朝/波旁王朝），国运岌岌可危。首先，当时法兰西王国面临的“国际”处境非常糟糕：自1519年西班牙国王查理五世（1500-1558）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后，法国就面临被包围的态势。1525年，法王弗朗西斯一世（1494-1547）领军在意大利北部的帕维亚（Pavia）与神圣罗马帝国军队交手战败被俘，被迫接受屈辱的《马德里条约》（1526）。为了挽回败局，这位“最虔诚的基督教国王”也不得不与德意志地区信路德教的王公结盟，甚至在1543年与异教的土耳其人结盟。

第二，法兰西王国的世袭君主制在这时也遭遇历史的偶然。弗朗西斯一世是有抱负且有骨气的君主，他在被迫签署《马德里条约》前曾写下诏书，自己签署的条约但凡有损法国利益的均属无效。博丹17岁那年（1547），弗朗西斯一世在位32年后驾崩，他的儿子亨利二世（1519-1559）继位，但12年后就死于非命（比武时遭意外）。弗朗西斯一世的孙子弗朗西斯二世（1544-1560）继位时年仅15岁，而且体弱多病，在位仅一年就撒手人寰。王位转到他年仅10岁的弟弟查理九世（1550-1574）身上，由他们的来自弗罗伦萨美迪奇家族的母亲摄政。这个意大利女人实际统治法国长达10年之久，博丹的《方法》就成于这段时期。查理九世到了能亲政的年龄没多久就离世，王位再转移到小他一岁的弟弟亨利三世（1551-1589）身上，这时，法国已经深陷宗教内战泥潭不能自拔。

第三，俗话说祸不单行，这时的法兰西王国还遭遇另一个历史的偶然：弗朗西斯一世即位（1515）不久，路德事件就发生了。面对随之而来的骚乱，法王采取严厉压制措施：自1523年起，不断有新教徒被送上火刑柱。

弗朗西斯一世的镇压激发了新教徒加尔文更为激进的聚众反抗，针对罗马教会的信仰更新斗争变成了针对王政的造反运动。亨利二世继位（1547）后，对新教徒的迫害进一步升级，巴黎议会为了处理新教徒案件甚至建了“焚烧室”。这非但没能阻止反倒刺激了加尔文教的发展：至1550年代后期，“可能有将近一半的法国贵族和三分之一的城市居民”成了加尔文派信徒。[16]

弗朗西斯一世

法国南部和西南部地区的贵族和从商的信徒皈依加尔文宗后，按照加尔文的政教原则组成了有严密组织形式的Huguenots[联盟者]（通常音译作“胡格诺派”），接受加尔文宗的国际总部日内瓦的指挥，直接挑战国王的治权，法国王室和北部贵族自然会把胡格诺派视为不可容忍的威胁（沃尔泽，页77-105）。

1560年，加尔文派信徒试图绑架年幼的国王弗朗西斯二世，1562年，天主教派首领吉斯派军队袭击在瓦西（Vassy）镇举行祭祀仪式的加尔文派信徒，导致上百人死亡，内战随即爆发——这年博丹32岁。

从1562至1598年间，一连8场间以8次休战的黑暗宗教战争（1562 -1563；1567-1568；1569-1570；1573-1574；1576；1577；1579-1580；1585-1598）冲击了国家。在上层政治之下，一个忏悔暴力和屠杀的恶性循环遍及全法国的草根阶层。（琼斯，页136）

亨利三世继承王位后不久，加尔文教徒试图在南部和西南部建立联邦搞独立，法兰西王国实际上已经南北分裂。《国是六书》与其说是博丹给刚登基的亨利三世的献言之作，不如说是他针对祖国的内战状态的经世之作。面对国家的分裂，亨利三世软弱无能，处事毫无章法，在天主教集团与加尔文派之间摇摆，最终被天主教修士刺杀（1589年8月）。直到王室的远亲亨利四世（1553-1610）继位，法兰西才迎来一位有高超政治智慧和伟大政治气魄的王者，否则内战还会延续。

今天的我们觉得，在这样的偶然历史处境中，博丹论证君主主权论法理让人匪夷所思。其实，如果我们看到，当时的西欧王国正在艰难地建立领土性国家，那么，我们就应该说，博丹对君主主权论法理的思考代表了日耳曼民族在崛起时的最高智识成果。事实上，他的思考对法兰西王国的最终崛起（路易十四时代）的确起了积极的智识作用。[17]

博丹在《方法》中已经致力于引导国家的担纲者阶层思考何谓“最佳政体”，并以对世界历史上的古今各种政体的考察为依托。他并没有鼓吹世袭君主制，毋宁说，他在探究一种切合法兰西国体的德性政体。即便《国是六书》中的“绝对王权”论，也与如今民主智识人常说的“专制”风马牛不相及。

王权君主制的国家最完满地包含了人类行为中较低的、更具冲突性的方面。这一幸运的君主的位置处于永恒与短暂之间，处于神圣与政治之间。用多少有些相悖的说法来说，绝对性正是这种中间位置的功能之一。[18]

对于博丹的一生，施米特这样说：

［博丹］经常走进他的国家和他那个时代的内政火线，干预危险的局势，往往陷于生命危险……出于对公共的安定、安全和秩序的强烈要求，他头脑中形成了最早的法理清晰的欧洲国家法概念。[19]

尽管博丹的国家法思想“法理清晰”，却被随后的欧洲历史抛弃了，取而代之的是民主政治论。

博丹的政治教育为何失败

由此出现了一个属于政治史学的问题：博丹对“各种政体”的思考已经包含对民主政体优劣的深入考察，为何17世纪的西欧会兴起颠覆所有政治思考的民主政治论？

答案并非不清楚：因为博丹生活在西方基督教的大分裂猛然爆发的时代——通常称为“宗教改革”时代。换言之，如今被视为“普世价值”的自由民主信仰的真正动机来自看似与政治不相干的“宗教改革”。毕竟，无论民主政治论抑或民主政体，在古代希腊就有了，并不是什么现代的新东西。被视为“普世价值”的现代自由民主信仰的特征在于，它打上了加尔文主义的烙印。[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