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武帝西征与世界史上的第一次世界大战

“读书笔记”第六章专论武帝，题目是“武帝立教：‘且战且学仙’”。标题中的引文来自司马迁，但作者在行文中则说，“汉武帝一边着手平定四夷，一边着手立教事业，希望两手抓两手都要硬”（页134）。笔者感到好奇：“学仙”可以等同于抓“立教事业”而且手段还“硬”？

这个问题属于武帝如何处理国内意识形态，留待下节再说。先看国际政治问题：如果平定四夷堪称武帝的伟大历史功绩，那么，又该如何看待后人指责他“横征暴敛、穷兵黩武”？

翻开《匈奴列传》即可看到，从周代之初至汉初，匈奴边患从未间断。《匈奴列传》的叙述几乎与周代以来的华夏史平行，或者说，匈奴“侵盗暴虐中国”伴随着中华帝国的艰难成长。“筑长城以拒胡”起自战国后期（与匈奴为邻的燕、赵、秦三国皆筑长城），而非秦始皇重建中华秩序之后。换言之，趁华夏共同体长期内战，匈奴集团从未放过扩张辖地和控制华夏之机。

“汉初定中国”时，匈奴集团即夺取高祖分封给韩王的代郡（今山西北部），并随即攻太原深入晋阳（今太原西南）。头脑缺乏谋略的高祖亲率32万大军应敌，冒顿40万大军佯败，退至平城（今大同市东北），设伏将率少数人马尾追冒进的高祖包围于白登山（今山西定襄县）一带。 高祖被困七日不敌，修书与匈奴提出结“和亲之约”做友好睦邻。冒顿并未因高祖提出“和亲”而罢兵，由于韩王信手下投降匈奴的两位部将答应合围高祖却迟迟未到，冒顿怀疑“其与汉有谋”，才“解围之一角”放高祖一马（《匈奴列传》）。

今天的一些史书说，从此汉初因“和亲”之策而享有60年安宁。看《匈奴列传》才知道，情形绝非如此。“和亲”之策并未解除匈奴不断犯边之患，相反，由于国内政局不稳，时有汉将降匈奴，冒顿多次背约，“常往来侵盗”。至“吕太后时，汉初定”，冒顿仍然骄横，“高后欲击之”，诸将领畏敌不前，中央只得继续推行“和亲”之策。文帝继位后起初仍持“和亲”之策，因匈奴继续入侵“杀略人民”才断然用兵进击，甚至亲临太原前线。

次年，冒顿修书致文帝，提出复修和亲之事，司马迁全文引述了这封满篇和平友好言论的国书。根据司马迁在前面对冒顿好用计谋的描述，我们不难体会到，冒顿复修和亲之议八成是缓兵之计。中央开会讨论“击与和亲孰便”，因畏惧匈奴而主张“不可击”的论调占了上风，文帝只得接受冒顿复修和亲之议。

冒顿驾崩后，继任单于并未改弦更张：

汉孝文皇帝十四年，匈奴单于十四万骑入朝那、萧关，杀北地都尉卬，虏人民畜产甚多，遂至彭阳。使奇兵入烧回中宫，候骑至雍甘泉。（《匈奴列传》）

为防御匈奴进击长安，文帝甚至“发车千乘，骑十万”守备京畿。这样的国家状态若称得上“安宁”，只会是苟且偷安，迟早会被颠覆。文帝不得不再次主动出击，但他仅仅将匈奴“逐出塞即还，不能有所杀”。

匈奴日已骄，岁入边，杀略人民畜产甚多，云中、辽东最甚，至万余人。汉患之，乃使使遗匈奴书。单于亦使当户报谢，复言和亲事。（《匈奴列传》）

文帝加强戍边，派重兵防御匈奴，至“景帝复与匈奴和亲，通关市，给遗匈奴，遣公主”。若这就是“文景之治”的基础，那么，在今天看来，“文景之治”未必值得称道。武帝继位后对匈奴采取强硬方针主动进击，不能不说是英明之举。

如今的通史类史书会大而化之地告诉我们：公元前129年，武帝发兵进击匈奴，历时近20年，取得了一系列重大军事战果：先夺取今内蒙河套地区，后控制河西走廊（公元前121年设立武威、酒泉两郡，公元前111年设张掖、敦煌两郡），先后移民70万，中华帝国的西北防线由此推至漠北塔里木盆地一带。

与《匈奴列传》对观，我们会发现这样的概括实在太过掉以轻心。按司马迁的记叙，武帝为了控制河西走廊，曾与匈奴反复交手较量，战况惨烈，绝非轻易而得。即便设酒泉、燉煌郡后，匈奴右贤王亦曾“入酒泉、张掖，略数千人”。用今天的话来说，武帝最终把河西走廊纳入疆域，是无数华夏先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

我们的作者说，司马迁虽然充分肯定武帝主动打击匈奴的国策，但他恰恰又在《匈奴列传》中说武帝“建功不深”。如此笔法表明，对司马迁来说，征服匈奴还不能代替“兴起‘圣统’”即抓立教的事业（页143）。笔者对这一说法感到好奇，特别细看《匈奴列传》的结尾：

太史公曰：孔氏著《春秋》，隐桓之间则章，至定哀之际则微，为其切当世之文而罔襃，忌讳之辞也。世俗之言匈奴者，患其徼一时之权，而务谄纳其说，以便偏指，不参彼己；将率席中国广大，气奋，人主因以决策，是以建功不深。尧虽贤，兴事业不成，得禹而九州宁。且欲兴圣统，唯在择任将相哉！唯在择任将相哉！

这段结语文意曲折，的确有看头。司马迁先提到孔子的春秋笔法，无异于公开而非隐晦地告诉读者，《匈奴列传》即按此笔法写成。随之司马迁就让读者看到，自己如何“刺武帝”，而后世之人也很容易看出，他指责武帝“谄纳小人浮说，多伐匈奴，故坏齐民”（《史记•正义》）。换言之，就“刺武帝”而言，司马迁的笔法谈不上有什么“忌讳”，而是明确认为：即便打击匈奴实属必要，也没必要“多伐”，以至于国民生活一塌糊涂——这就与“横征暴敛、穷兵黩武”的后人评价对得上了。

最后一句将“兴圣统”与“择贤将相”联系起来，令人费解。毕竟，“择贤将相”属于立朝而不是立教事业：立朝不稳，何以立教？“唯在择任将相哉”这个感叹句重复了一次，可见司马迁痛心疾首，堪称切当世之言。回头再看《匈奴列传》，的确有让人感到蹊跷之处。

司马迁写到，景帝坚持不懈地采取和亲政策取得了成效，至景帝终，匈奴仅仅“时小入盗边，无大寇”。

今帝即位，明和亲约束，厚遇，通关市，饶给之。匈奴自单于以下皆亲汉，往来长城下。

言下之意，若武帝坚持和亲政策（用儒术），匈奴未必不会与新生的中华帝国和睦相处下去。可是，武帝随后就设计了一项剪灭匈奴主力的战役方案（用法术）：设30万伏兵于马邑城（今山西朔县），用欺骗手段让单于以为能轻易取得马邑，趁单于“以十万骑”前来时一举灭之。单于上钩，但“未至马邑百余里，见畜布野而无人牧者”，起了疑心，加上被俘的雁门尉史告密，武帝的谋略未能得逞。司马迁紧接着就说：

自是之后，匈奴绝和亲，攻当路塞，往往入盗于汉边，不可胜数。

这是不是说，武帝用“谋”反倒断送了景帝的和亲政策所打造的与匈奴的和睦关系呢？或者，这是否就是司马迁所谓“兴圣统”却“建功不深”的意思呢？如果司马迁是所谓敦厚之儒，那么，这种情形并非没有可能。但我们值得注意到，司马迁颇为详细地记叙了冒顿（公元前209 – 前174）的崛起：他“尽诛其后母与弟及大臣不听从者”“自立为单于”，而“是时汉兵与项羽相距，中国罢［通“疲”］于兵革，以故冒顿得自彊，控弦之士30余万”（《匈奴列传》）。换言之，趁中国改朝换代之机，冒顿企图扩大汗国疆域，吞并中国（笔者不得不想到20世纪20年代的日本）。

至冒顿而匈奴最彊大，尽服从北夷，而南与中国为敌国。（《匈奴列传》）

既然如此，这时的汉朝中央若有人一再主张和亲，就会让今天的我们想起汪精卫之流。无论如何，我们很难设想，司马迁会迂腐到不懂得实际政治是怎么回事。

“汉初定中国”时的60年间，国内政局尚未完全安定，匪患和叛乱时有发生，而国际处境则相当险恶：冒顿的汗国正在积极扩张试图建立区域霸权。笔者不禁想起自己的亲身经历：1969年秋，笔者刚上初中，学校马上进入一级战备，第一周的课程是原子弹防护知识、步兵打坦克法和战地救护伤员。随后野营拉练整整两个月，虽然每天累得脸色惨白，但笔者如今绝没有理由说，这会带来“坏齐民”的结果。毋宁说，一边着手以新法术抓立教事业，倒可能会有如此结果。但话说回来，以这种方式抓立教事业，似乎又恰恰是因国际处境险恶所迫。

1978年秋，笔者走进大学校门，一个学期即将结束之际，与校为邻的13军某野战师驻地突然一夜之间人去楼空，再也听不见每日已经熟悉的作息军号声。三个月后，一场西南边境自卫反击战就打响了。随后，苏联的十万大军进入中亚腹地阿富汗，扶植起一个附庸政权，从地缘战略地图上看，似乎在侧应越南凭靠武力建立“印度支那联邦”。如今的我们很少有人愿意记得，新中国直到1989年才实际解除战争状态。当代的史家心里都清楚，戈尔巴乔夫得以访华的前提条件有两条：第一，不再支持越南建立“印度支那联邦”的企图，第二，苏军撤离中亚腹地阿富汗。

在《天官书》中，司马迁如此描述武帝鼎定国疆时的天象：

汉之兴，五星聚于东井。平城之围，月晕参、毕七重。诸吕作乱，日蚀，昼晦。吴楚七国叛逆，彗星数丈，天狗过梁野；及兵起，遂伏尸流血其下。

元光、元狩，蚩尤之旗再见，长则半天。其后京师师四出，诛夷狄者数十年，而伐胡尤甚。越之亡，荧惑守斗；朝鲜之拔，星茀于河戍；兵征大宛，星茀招摇：此其荦荦大者。若至委曲小变，不可胜道。由是观之，未有不先形见而应随之者也。（《天官书》）

武帝平定四夷时的天象未必都是吉象，我们是否可以认为，司马迁是在借天象表达微词吗？的确，司马迁在这里说“兵征大宛，星茀招摇”，但在《匈奴列传》中他则说：

汉既诛大宛，威震外国。天子意欲遂困胡，乃下诏曰：“高皇帝遗朕平城之忧，高后时单于书绝悖逆。昔齐襄公复九世之雠，春秋大之。”（《匈奴列传》）

武帝把成功远逐匈奴视为实现“春秋大义”，而司马迁在这里引用了武帝的原话，我们能认为他怀疑武帝崇儒是假？看来，司马迁的政治意识精细绵密，很难像今天那样划分左右。儒家讲“厚德”不等于不分敌我，更不等于不在乎家仇国耻。

武帝“诛大宛”之前两百多年时，亚历山大进兵至波斯本土，破波斯城后一把火烧掉，为一个半世纪前（公元前480年）波斯王薛西斯一世焚毁雅典卫城报仇雪耻。在西方的史家看来，亚历山大虽然出生在泛希腊城邦共同体边缘的马其顿，却具有自觉承继希腊文明的政治意识。兰克（1795 – 1886）有现代西方史学之父的美誉，他用这样的文字描述亚历山大的复仇：

趁着狄奥尼索斯的庆典，马其顿人一把火点燃了波斯城——这是希腊诸神的复仇。这座位于皇陵旁的波斯寝宫由雪松木为主体，瞬间化为绚烂的火海。雅典的苔伊丝——狄奥尼索斯庆典上会有歌姬的表演——手持火把与亚历山大并肩而立，波斯人终于要为曾对雅典卫城犯下的罪行付出代价了。

对司马迁笔下的平城之战，当代日本学界研究东亚古代史的名家杉山正明有妙笔生花般的重述，并称此役“在世界史中也具划时代象征意义”——据说它标志着“所谓的‘游牧民时代’正式揭幕”。这位史学名家称匈奴为“弱者”，似乎高祖败走平城算得上世界历史上“弱者”反抗强者的胜利。 杉山正明是日本人，他这样说并不奇怪，奇怪的是，他声称自己的说法乃依据司马迁。我们则可看到，按司马迁的记叙，匈奴“急则人习战攻以侵伐，其天性也”，“苟利所在，不知礼义”；冒顿“以鸣镝自射其爱妻”，并令“左右”随之，否则斩之，以此方式训练匈奴军人的服从和勇敢。冒顿当王后，随即“大破灭东胡王，而虏其民人及畜产”：

既归，西击走月氏，南并楼烦、白羊。悉复收秦所使蒙恬所夺匈奴地者，与汉关故河南塞，至朝那、肤施，遂侵燕、代。（《匈奴列传》）

在《大宛列传》中我们还看到，冒顿击走月氏族时，甚至“以其［王］头为饮器”——世界历史上有这样的“弱者”？

司马迁说“汉既诛大宛，威震外国”，指公元前104至前101年间，武帝号令中华军队越过帕米尔高原，远征位于高原西麓费尔干纳盆地的大宛（今乌兹别克斯坦东部费尔干纳［Farghana］地区）。我们值得意识到，大宛是古中华帝国与古地中海“天下”的帝国势力直接发生接触的地方。既然西方的古史学家把亚历山大东征视为世界历史上的伟大事功，我们也应该把武帝西征视为世界历史上的伟大事功，尽管要说清这一点就不得不多费些笔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