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西方援助无效是发展思路问题导致的

观察者网：您提到非洲重债国家85%的债务，是过去其他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带来的。记得之前您还提到过一个数据，二战以来发达国家和多边金融机构提供的各种援助高达4.7万亿美元，发展中国家却还是在贫困当中，什么造成了西方传统援助的无效？

林毅夫：为什么西方的传统援助既不有效，也不足以帮助发展中国家来解决其增长的瓶颈，因为主流经济学忽略了结构转型。仅仅投资于教育、健康、人权、政治透明等并不足以驱动增长引擎并创造就业，除非将其与生产性的资产和人力资本相结合。根据新结构经济学，我们主张，基础设施需要与经济特区或者城市发展以及结构转型相联系。

“华盛顿共识”和位于华盛顿的机构在资本账户自由化上给予了过多错误的建议，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听从了IMF和世行的建议，施行了减少政府干预和增强市场作用的改革。然而结果却令人失望。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表现在这一时期继续恶化。

此外，西方传统的“有条件”援助不利于受援国对发展机遇的把握。一个具体的例子就是布基纳法索的财政部长曾抱怨说，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给他们要求的各种制度改革一年就差不多有500项，平均每天1.5项！来自成功的新兴经济体—例如中国的重要经验就是，这些发展中国家总是掌控着自己的改革和发展议程，动员可用的资源去抓住出现的机遇。在我们与非洲政策制定者的讨论中，他们都强调，与非洲建立一个有效的发展合作伙伴关系很关键。为了使非洲坐稳司机的位置，其中一项就是要放弃和项目不相关的附加条件的援助，这是华盛顿的国际机构花费很多年换得的教训。

观察者网：您2016年出版的《超越发展援助》里就论及，长期以来传统西方国家主导的官方援助的有效性问题之一，就是对解决基础设施瓶颈的忽视，最近您发布的文章还在呼吁海外援助要帮助发展中国家解决基础设施瓶颈的问题，造成这个问题的症结在哪里？

林毅夫：我想最主要的是，做国际发展研究的时候，发达国家经常以自己的经验为依据来评判什么东西重要，而没有站在发展中国家的角度，考虑发展中国家什么东西是真正需要的。

他们往往是去借鉴发达国家有什么、能够做好什么、重视什么，然后和发展中国家进行对比，即发展中国家应该拥有发达国家所拥有的、做发达国家做的、重视发达国家重视的。这些出发点都非常好，但实际效果都不理想，都跟原来的预期有很大的差距。

比如发达国家强调健康、教育和透明，这些都很重要。就算发达国家给予了众多援助，改善了发展中国家的健康和教育，但是增加不了就业机会，也没有带来经济增长，那么问题还是依然存在。如果发展中国家没有就业机会，就会导致失业率上升，社会阶层关系紧张；政府因为经济不增长，没有财政和税收收入的增加，就会通过借债来弥补政府开支和解决国内社会稳定等问题。

然而，借来的债同样不能促进就业以及经济的增长，政府税收也没有提升，也没有出口创汇，那就会变成债务负担。

发展中国家如果想要改变现状，就非常需要转变发展思路。需要从不同的角度看，根据发展中国家有什么、根据自己有的什么东西能做好，把能做好的做大做强就是发展中国家最急需的。

贫穷的发展中国家有的就是自然资源和劳动力，他们能做好的是资源密集型和劳动力密集型产业。

非洲累计新冠确诊病例超900万，第四波疫情蔓延。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如何把这些能做好的做大做强呢？如果要发展农业，就必须要有灌溉基础设施，才能使用现代品种、提高农业生产力和农民。也需要从农业不断转向现代制造业，要发展制造业就必须有电力，也需要有交通基础设施和港口才能使现代制造业达到规模经济，这些都是把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做大做强所需要的必要因素。

国际金融机构可持续框架债务框架弊端

观察者网：您在《超越发展援助》里提到世界银行的贷款时就指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债务可持续框架的弊端，从具体操作层面，是不是这个债务可持续框架，也造成了西方主导的传统发展援助的局限性？

林毅夫：是的，世界银行会通过一系列的指标来评估发展中国家的债务是否可持续。比如其中一个指标是当发展中国家的债务与GDP的比例，该比例达到一个标准之后，他们就会认为这个国家未来还债能力不足，而停止对这些国家借债，这就是债务可持续框架。但是这个可持续框架的评估指标体系是不科学的。

首先在债务分类中，世界银行是不会区分该债务的用途去向的。比如用于支持消费的，包括社会保障、失业救济，再比如是支持政府运转，又或是消除经济增长瓶颈。正如我们前面说的，用于消除增长瓶颈（投入基础设施项目建设）的投资，在建设期间，债务会逐渐增加，但是当建好之后，国家的还债能力增强，债务会下降。如果国际金融机构考虑发展中国家投资基础设施这类债务的特殊性，就可以获得更多贷款支持。

其次，世界银行是以债务总量来计算的，他们不会去区分债务是否会形成资产的可能性，如果是用来支持政府开支的，不管是失业救济，还是政府运转，用了就没有了。但如果做基础设施的投资，那就会形成资产，资产是有收益的，那净债务就会比总债务少。

所以，当时我在世界银行就开始倡导，要重新反思债务可持续的框架，必须区分债务是否能够用来消除增长瓶颈的投资，还是用来支持开支消费方面。所以，在考虑债务可持续的时候，这两者的含义是不一样的，应该有所区分。

我比较高兴的看到，现在国际发展机构包括IMF、世界银行已经开始转变方向，衡量借债国的债务，不仅要考虑总债务，还要看资产，因为有了资产，净债务就低了；并且也要看举债的目的是什么，是用来消费的还是用来投资的？如果是投资型债务的项目来举债，将来不仅债务不增加，还能把过去的债务还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