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第二点倡议，北大的师生应该超越“知行合一”，践行“知成一体”的新理念。

“知行合一”由明朝的王阳明提出，在中国哲学史上有很大的贡献。王阳明倡导的是道德哲学，“知为行知始，行为知之成”，如果一个人知道应该忠于国家、孝顺父母，在行动上这样做了，也就是忠了、孝了，所以，只要“知行合一”了，就实现了“知”的内涵和所要达到的目标了。社会科学理论的目标是“认识世界，改造世界”，从前面所谈“西天取经”的经验来看，那些，来自西方发达国家的理论对发展中国家存在的问题产生的原因似乎可以说得头头是道，但是，按那些理论来解决存在的问题，经常是事与愿违，有时甚至把问题搞的更糟。所以，“知行合一”对社会科学理论来说并不合适。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唯成乃真知”，这个标准对自然科学是不言而喻的，但在社会科学“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被许多学者认为是两回事。但如果不能“改造世界”，那么为何要学习理论？而且，任何理论都只是一个几个因果变量之间关系的简单逻辑体系，真实世界中的变量无数多，一个现象如果可以用一个保留在某个理论模型中的几个因果变量来解释，也必然可以用其他几个变量的因果组合来解释，但并不是每个可以解释一个现象的理论，都揭示了这个现象产生的原因。

所以，作为社会科学工作者，我们不能满足于一个理论可以解释所观察到的现象，必须接受和自然科学同样的标准，只有能够帮助我们改造好世界的理论，才是真正帮助我们认识世界的理论。[15]如果一个社会科学的理论不能达到解决社会问题，实现改造好社会的目标，代表这个理论没有抓住问题的本质，对问题的认识还没有到位。所以，社会科学工作者要从王阳明道德哲学追求的“知行合一”，往前一步追求“知成一体”。

在提倡“知成一体”时，我也按照王阳明的四句教提出了四句：“因行得知，用知践行，唯成证知，知成一体”。第一句，“因行得知”，任何社会科学的理论都是来自于社会经济现象的总结，现象都是行为的结果，所以“因行得知”的“因”有“依靠”和“因为”两层含义；第二句，“用知践行”，学习理论的目的不仅在于认识世界，更在于改造世界，所以，要用理论来指导实践；第三句，“唯成证知”，只有按照理论去做，能达到理论所预期的结果，才能说这个理论是帮助我们认识世界的理论。假如说践行的结果不成，那就要回到第一句，根据新的经验和认识，修正、提出新的理论，然后用新的理论来指导实践，如此反复直到能成，才能达到第四句“知成一体”。

五 结语

在北大建校120周年即将来临之际，我提出这两点倡议。北大的师生若能“超越西天取经，践行本土自主理论创新”、“超越知行合一，践行知成一体”。哪个学科能这么做，哪个学科就是世界一流学科，如果北大的各个学科都能这么做，北大就是世界一流大学。而且，如果我们能这么做，就能够真正的落实北大建校的宗旨，以我们的知识贡献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最终实现，并且，其意义还不仅止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到今天为止包括中国在内，世界上85%的人生活在发展中国家，过去发展中国家在政治上摆脱了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地位，思想认识上则一直还没有摆脱西方发达国家理论、经验的影响，在工业化、现代化上做了无数的努力却屡遭挫折。如果北大的师生敢为天下先，回归中国自主的本土理论创新，帮助中国摆脱中等收入陷阱，进入到高收入国家。由于我国的条件跟其他发展中国家比较接近，来自我国的理论对其他占世界人口65%的发展中国家如何摆脱低收入、中等收入陷阱也有比较大的参考借鉴的价值。中国文化追求“已立立人，己达达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仅是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还应该像在汉唐盛世一样提升我国思想理论的国际影响力，以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人民实现他们孜孜以求的摆脱贫困，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愿望。

注释：

[1] 根据2017年9月20日在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成立1周年庆祝会上的主旨演讲整理。

[2] 以下所引用的历史数据取自Angus Maddison的Historical Statistics of the World Economy: 1-2008AD, 以及世界银行的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2016年的数据取自IMF的World Economic Outlook dataset。

[3]联合国和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对中等收入和高收入的门槛根据通货膨胀的情况时有挑战，现在中等收入的门槛为1,046美元，高收入的门槛为12,736美元。

[4]Summers, Larry (1994), Comment, in: Blanchard, OliverJean, Kenneth A. Froot, and Jeffrey Sachs (eds.), The Transition in EasternEurope, Vol. 1.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252-3.

[5]Murphy, Kevin, Andrei Schleifer, and Robert Vishny (1992). The Tradition to a Market Economy: Pitfall of Partial Reform,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07: 889-906.Sachs, Jeffrey D., and Woo, Wing Thye (1994). Structural Factors in the Economic Reforms of China, Eastern Europe and the Former Soviet Union, Economic Policy. 18: 101-45.

[6]对这三个问题的论述取自林毅夫《解读中国经济》，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以及Lin, Justin Yifu (2013). “Demystifying the Chinese Economy,” The Australian Economic Review, 46(3): 259-68.详细的论述请参阅以上两文.

[7]Maddison, Angus (2006), The World Economy, Paris: OECD.

[8]和“后来者优势”（the latecomer’s advantage）相关的一个术语是“后发优势”(advantage of backwardness)，后者由Gerschenkron 提出，指先进的工业部门出现新的技术时，发达国家必须先抛弃现有先进部所运用的技术设备才能采用该新的技术，发展中国家则现有的是传统落后的产业，在升级进入到新的先进工业部门时，可以直接采用该部门最新的技术，所以，发展中国家采用新技术的机会成本比发达国家低，这个优势被称为“后发优势”。“后来者优势”则指的是发达国家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必须靠自己发明，而发展中国家可以以引进发达国家已有的技术和产业作为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来源所形成的优势。有关“后发优势”的讨论见Gerschenkron,A. (1962). Economic Backwardness in Historic Perspective: A Book of Essays. Cambridge, MA: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9]Commission on Growth and Development （2008）. The Growth Report: Strategies for Sustained Growth and Inclusive Development,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10] Easterly, William, (2001). The Lost Decades: Developing Countries’ Stagnation in Spite of Policy Reform 1980-1998, 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 6: 135-57.

[11]Lin, Justin Yifu and Li, Zhiyun (2008). ‘Policy Burden, Privatisation and Soft Budget Constraint’,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36:90-102；World Bank (2002), Transition: the First Ten years, Analysisand Lessons for Eastern Europe and the Former Soviet Union. Washington, DC:World Bank.

[12]Lin, Justin Yifu (2014). “WashingtonConsensus Revisited: A New Structural Economics Perspective,” Journal of Economic Policy Reform, Vol.18, No. 2 (2014), pp.96-113。

[13]其实发达国家的新理论也是对新出现的经验的总结而取得的，而新的经验也总是在没有理论甚至是违背旧的理论的情况下创造出来的。

[14]林毅夫，“本土化、规范化、国际化：贺《经济研究》创刊四十周年”，《经济研究》1995年第10期。

[15]例如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国有企业，会有一种预算软约束的现象，也就是发生亏损时政府会给予补贴。国际上同行的是匈牙利著名经济学家科尔奈体出的看法，认为这是由于国有企业是国有的，政府和企业之间的关系像父子，所以，政府不能不给予亏损的国有企业补贴。而按我在前面对计划经济“三位一体”体制产生原因的分析，社会主义国家企业经营不好，是由于这些企业所在的行业违反比较优势，企业没有自生能力，没有政府的补贴无法存活，这些企业的行业选择是政府的发展战略决定的，因此，政府对企业的亏损负有补贴的责任。两者的分析从逻辑来讲都是自洽的，但是，若是科尔奈的分析是正确的，私有化以后政府的补贴就会停止，而按我的分析，私有化以后若给予国防安全或社会稳定的原因，政府仍要这些企业存在，不仅补贴不能停止，而且，企业向政府要补贴的积极性会更高，政府实际给的补贴会更多。苏东在推行“休克疗法”以后，实际产生的就是这种情形。关于预算软约束的讨论，详见：

Kornai, Janos (1986). The Soft Budget Constraint, Kyklos.39: 3-30；以及Lin, Justin Yifu and Guofu Tan, 1999.” Policy Burdens, Accountability, and the Soft Budget Constraint,”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Papers and Proceedings, 89(2):426-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