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为何其它转型中国家经济遭遇崩溃、停滞、危机不断，而我国经济却取得稳定快速发展

“十年超英、十五年赶美”的思想，在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普遍存在于发展中国家。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是想在一穷二白的农业经济基础上，建立起资本密集型现代化大产业而采用计划经济体制，造成的问题是跟我们一样的。其他社会性质的发展中国家，如印度、拉美和许多非洲国家，在一次世界大战时民族主义风起云涌，二次世界大战后纷纷摆脱殖民统治，取得了政治独立，开始追求自己国家的现代化。当时他们的思想认识跟我们一样，为了民富国强，也都去追求在一穷二白的农业经济基础上，建立起资本密集的现代化重工业体系，形成了一系列本质上跟我国的计划经济体制一样的干预和扭曲。所以也都放弃了“后来者优势”，并且，经济发展的绩效都很差，跟发达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

上世纪80年代我国开始改革开放以后，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在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其它社会性质的发展中国家也都在从政府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向市场经济发展模式转型。我国在这个转型过程中，实现了经济的稳定和快速发展，但是其它转型中国家碰到的却是经济崩溃、停滞、危机不断，在上世纪80、90年代平均增长速度比在60、70年代慢，而且危机发生的频率更高[10]。为什么同样的转型结果却大不相同？原因在于转型的方式。

在社会主义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开始转型时，当时的认识是这些国家经济发展不好的原因是政府对市场有太多干预，不像发达国家有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那些干预扭曲造成资源错误配置和各种寻租腐败的现象，所以，发展的效率差。

当时国际学术界的主流思想就是刚才介绍的，如果一个发展中国家要从政府对市场有很多干预的经济体制，向一个像发达国家那样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转型，就必须以“休克疗法”，按“华盛顿共识”的主张把政府的各种干预同时取消掉。受到这种思潮的影响，其他转型中国家不管政治体制是社会主义或是非社会主义，基本上都采取了这种转型方式。但是，“华盛顿共识”的主张忽视了原体制中各种干预扭曲的存在，是为了保护补贴那些违反比较优势的重工业，如果把那些保护补贴都取消掉，原来那些重工业都会垮台，造成大量失业和社会、政治不稳定，经济发展也就不可能。而且，那些重工业中有不少是和国防安全有关，即使私有化了，国家也不能放弃，必须继续给予保护补贴，私人老板向政府要保护补贴的积极性会比在国有时更高，大量实证研究证明这是苏东转型以后的实际情形。[11]

中国当时采取的是曾经被认为最糟糕的渐进双轨转型方式，现在回过头来看这种“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的实事求是方式是最好的。既然那些资本密集的大型国有企业违反比较优势，在开放的市场当中没有自生能力，那就继续给予转型期的保护补贴以维持稳定，那些原来受到抑制、符合我国比较优势、不需要保护补贴的劳动密集型加工制造业，就开放民营、外资企业进入，而且不仅开放，当时我国的基础设施和营商环境非常差，就设立经济特区、加工出口区、高新技术区等，在这些区里，把基础设施做好，实行一站式服务，这些新的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迅速变成我国的竞争优势，带来了经济的高速增长。

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使我国的要素禀赋结构逐渐从劳动力相对丰富变成资本相对丰富

经济的高速增长积累了资本，为解决原来那些违反比较优势的资本密集型产业的改革创造了条件。那些产业中的企业之所以没有自生能力，是因为我国资本短缺，在资本密集产业没有比较优势。经过资本的快速积累，这些产业就逐渐从违反比较优势变成了符合比较优势，企业也就有了自生能力，原来的保护补贴的特性就从雪中送炭变成了锦上添花。所以到了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时，提出全面深化改革，取消转型期的保护补贴以及相应的政府干预，让市场在资源配制上起决定性的作用，已经水到渠成。这是我国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时维持稳定和高速增长的原因。但是，我再强调一下，国际经济学界在上世纪80、90年代却认为这种转型是最糟糕的方式；所以，我国的转型即使取得了人类经济史上不曾有过的奇迹，只要增长速度稍一放缓，中国经济即将崩溃的论调就在国际媒体上此起彼伏。

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绝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是遵照当时认为最好的方式去转型的，经济却遭遇到崩溃、停滞、危机不断。在经济转型中除了中国外，表现最好的越南、柬埔寨，以及中欧国家中表现最好的波兰、斯洛文尼亚，在前苏联国家中表现最好的乌兹别克斯坦、白俄罗斯，也都是跟我国一样，采取渐进方式转型，大型国有企业没有采用“休克疗法”给予私有化。[12]

三. 社会科学理论进行自主创新的重要性

在转型问题上，按照主流理论主张的方式去做失败了，按照主流理论认为是错误的方式去做成功了，在发展上也是如此。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所有的发展中国家都希望赶上发达国家，发展经济学应运而生，从主流经济学中独立出来成为一门新的子学科。当时主流的发展经济学思想认为一个发展中国家要赶上发达国家，就要有和发达国家一样先进的产业，但是在发展中国家，先进的现代化大产业在市场中难于自发发展起来。根据这个观察，当时主流的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存在各种结构性的障碍，造成市场失灵，于是建议发展中国家发挥政府的作用，克服市场失灵，由政府直接动员资源、配置资源，来发展这些先进的产业，这种理论被成为“结构主义”。二战后摆脱殖民地、半殖民地地位的发展中国家，绝大多数都是遵循这种理论来制定发展政策。当时有少数几个东亚的经济体，没有遵循这种理论，在50、60年代，他们发展的产业是传统的、规模小的劳动力密集型加工业，这种发展方式从当时结构主义的理论来看是错误的，不可能赶上发达国家的。但是今天回过头来看，它们却是赶上发达国家的仅有几个，而那些遵循正确发展理论的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差距却越来越大。

反思起来，我国是从1860年代的洋务运动开始，一直在追求中国的工业化、现代化以赶上西方发达国家，其他发展中国家则在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取得政治独立开始了和我国相同的诉求。在这些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努力中有一个共同的现象，就是到现在为止，没有一个发展中国家是按照发达国家的主流理论去做成功的，少数几个能够幸运地实现赶上发达国家愿望的经济体，他们的主要政策在推行时从主流理论来看是错误的。为什么会是这样？仔细想来道理也不难明白，因为现在的主流理论都来自于发达国家，总结于发达国家的经验。一个理论是否适用决定于理论的前提条件是否存在，来自于发达国家的理论，自觉不自觉地以发达国家的条件为其理论中明的或暗含的条件，由于发展阶段不同，发达国家那些前提条件在发展中国家大多不存在，发达国家的理论拿到发展中国家来运用，难免会有“淮南为橘淮北为枳”的遗憾。更何况发达国家的条件也在变化，盛行一时的理论也不断被新的理论所取代。如果发达国家提出的理论在发达国家都不能做到“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那怎么能做到“放诸四海而皆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