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副教授 徐建国：

老郭私下里极敬重林老师，我是知道了。@林毅夫@郭强

林毅夫：

@徐建国 同意！一个理论不怕被误解，只怕被忽视！新结构经济学还处牙牙学语的阶段，多点批评，才能不断完善。

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学术副主任 副教授王勇：

@林毅夫 多谢林老师的总结。我觉得，有三种情形，一种是理论归理论，对现实政策运用与效果退避三舍，基本不做建议，不介入，不强求。

第二种情形，非常自信自己掌握的理论是对的，而且是可以直接用来改善社会的，但是没有足够的客观反思与现实评估，即使面对很多现实的不成功案例，也认为现实操作中的失败只是因为政府没有正确践行这种理论。

所以不是理论不完善，而更可能是法治问题，是官员问题，是腐败问题，是文化问题等等。

在不够了解现实真实的情况与约束下，在没有清楚认识理论适用边界的情况下去推行这种理论的政策实践，理性的自负。

第三种情形，认真对照现实，实事求是地反思已有主流理论的政策效果，提出改进的理论，并且非常重视新提出的理论对于现实的解释作用和改善作用，重视学术探索与政策实践的互动过程，互促过程，互证过程。

不盲目，不傲慢，不清高，不虚妄。我们新结构经济学希望避免第二种情形，尊重并借鉴第一种情形中的学者的有益成果，争取实现第三种情形。

林毅夫：

@王勇 [赞][赞][赞]

“对待本科生都如此认真，谁会说他是政治家？”

浙江大学经济学院金融学系 副教授 张小茜：

谈谈自己的一点小感受。经济学者是经济学研究领域的工作人群，能成为经济学家就得有branding，成为大经济学家更需有带动一个领域的独创精神和贡献。

之前我只是纸上向林老师学习，去年有幸参加新结构经济学中心的国际会议才第一次领略经济学家的风貌，会议早上8:30开始，林老师早早就到场，而且认真聆听每一篇文章并提供建设性意见，在这次会议上我作为一个小小的经济学工作者受益匪浅并深深感动。

今年5月的会议，又再次被inspiring，第一天的大会让我感受到心中滚滚涌动的家国情怀，经济学不仅仅是纸上谈兵，中国的特殊国情更有让经济学对西方经济理论不同阶段的重要突破。

那天晚上林老师还去给本科生上课，整篇没有废话、没有空话，偌大的教室座无虚席，我站在最后沐浴着课堂的春风，听我最感兴趣的金融体系部分，林老师对中国经济结构的诸多数据如数家珍。

对待本科生都如此认真，谁会说他是政治家？我参加过Stiglitz、Bolton等教授的课程，林老师的课一点不逊色，我甚至更羡慕在座的北大学子而不是columbia的学生，因为有这么一位饱含家国情怀的教授为师。

会议回来后，我自己是有彻底改变，我想这就是来自伟大经济学家的感召力量。

林毅夫：

@张小茜 感谢勉励！

中央党校 教授 郭强：

不能同意与西方经济学对立意义上的“中国经济学”提法，林老师的新结构经济学也是主流经济学，不是中国经济学。只有一个经济学，欧洲、美国、东亚、中国都只是提供了经济学需要研究的新事实，经济学会因为中国事实而发展，但不会变成中国经济学。

尤其不同意把新结构之外的中国经济学家研究成果都说成照搬西方，刘国光肯定不同意，厉吴也不会同意，对周其仁等优秀经济学家也是一种侮辱！@杨新英@徐建国 现在需要谦虚的恰恰是“牙牙学语”、初学游泳的新结构！

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学术副主任 副教授王勇：

@张小茜 谢谢积极参与新结构经济学的学术活动。不过，据我对@郭强 长期的了解，郭兄的确应该没有揶揄林老师的本意。特此说明一下，新结构经济学的确需要像郭兄这样建设性的当面的批评者。

中央党校 教授 郭强：

@王勇 你是三好群主

中央党校 教授 郭强：

@杨新英 不同意

浙江大学经济学院金融学系 副教授张小茜：

明白了，刚才误解了@王勇

理解错了，刚才没看到前文@郭强

中央党校 教授郭强：

@张小茜 我确实是经常“恶狠狠”批评新结构经济学的，但努力就事论事，讲逻辑，讲事实，不负林老师的教诲。

北京菁英祥资产管理公司总裁 杨新英：

@郭强“中国经济学”也许不是与“西方经济学”对立意义上的存在，而是借鉴学习西方的基础上，基于本土经济实践的原创方法论或价值观融合。新结构经济学也许是这一事实的纪元开始吧？

此前刘国光、厉吴以及周其仁等先生的理论，阶段运用各有其要与其妙，但在本土经济理论原创性方面，似乎并未到达新结构经济学的程度。

天津大学马寅初经济学院院长 卓越教授张中祥：

@郭强 @林毅夫 @王勇 同意“不能同意与西方经济学对立意义上的“中国经济学”提法”。正如林毅夫老师所言，现在的主流经济学，都是根据过往的经验，比如说发达国家的经验，发展起来的。也希望林老师和像王勇等从事新结构经济学研究的同仁，在总结中国和其他国家和地区实践基础上，从理论和实践上进一步完善、丰富和发展新结构经济学，在不久的将来也成为主流经济学，而不是中国经济学。

在中国这个有中央集权历史的国家 强调有为政府是否适得其反？

香港科技大学会计系 教授 李系：

突然有几个问题也许有人解答。现在的发达国家过去不也是过发展中国家吗？另外绝大部分西方的经历现在中国都不适用吗？比如汉密尔顿的三个报告和中国有为政府不是很相似吗？而且所有研究方法不也来自西方吧？

香港科技大学会计系 教授 李系

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学术副主任 副教授王勇：

@李系 NSE方法论 | 王勇：以“常无”心态研究“新结构经济学”这篇旧文里，我对你的问题发表了一些我自己的看法。

香港科技大学会计系 教授 李系：

汉密尔顿报告，难道不就是一个当时的发展中国家决定自己的发展模式应该跟主流经济学指导的不一样，政府不应该撒手不管，而应该有为吗？也许有人能帮我理解这个新的意义在哪里？另外应该没有一个经济政策可以只是依赖有为政府，或者完全市场调节吧？这个凯恩斯观念从凯恩斯与古典之间辩论也已经被无数包括今天的economist-practitioner（比如伯南克 耶伦Draghi）所执着的坚守吧？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金融系系主任 教授刘晓蕾：

@杨新英 在这个问题上，同意@郭强的观点。“不能同意与西方经济学对立意义上的“中国经济学”提法”。而且也不赞同对包括厉老师在内的其他学者的评价。虽然我个人非常钦佩林老师，也非常希望新结构经济学可以发扬光大。但是现在评价其他理论或已有研究“没有达到新结构的高度”恐怕为时尚早，对其他学者也不公平。因为新结构还是在初期发展中，还需要更多的理论文章来建立学说，也需要更多的实践来检验。（直言莫怪。@林毅夫@王勇）

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 助理教授路乾：

@李系 Larsson有本书叫 Internal Improvement，写美国早期发展史，供参考。联邦政府的架构，决定了什么也做不了。主要的基建、金融等，由州政府通过授予银行、铁路公司等特许经营权、特别财产税等方式支持。制度细节、体制思想上有很多差异，无法简单比较。

香港科技大学会计系 教授 李系：

而且政府是否需要有为，也许决定于政府已经有多大权力的起点。在很多发展中国家包括现在是发达国家过去是发展中国家的国家，政府，尤其中央政府的权力都是非常有限的。所以加大政府有为也许有帮助。

在中国这个有两千年中央集权的国家，现在的政府把控制系统又深入到所有过去朝代无法比拟的程度，同时在全国范围也许已经过了国家集中资源发展红利的阶段（也许吉林东北现在状况还可以有一点帮助），再强调政府有为是不是在政策上passedthe expiration date从而适得其反呢。

@路乾 请看我刚刚发的，当然他们的起点是政府有为的反面，但是汉密尔顿时代就已经提出有为政府的益处所以我问现在这个理论新在哪里？这都是西方经济学已经走过的路。

而且汉密尔顿报告不但提出要政府有为（也是美国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而且提出不能相信比较优势。

虽然比较优势理论会建议美国成为一个农业矿产资源国，他们反对美国成为农业矿产资源国，而建议美国应该发展制造业，政府修基础建设，跟欧洲发达国家竞争。

这个群里在我提到这些以前对这些已经比较了解的可不可以举手一下，这样我们也知道到底有多少百分比的人了解这段历史？也许群主可以@一下所有人，我真的怀疑很多参加讨论的人不知道这些历史@王勇

林毅夫：

@李系，有相同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相同的地方是都在追赶，不同的地方是美国在建国后开始追赶英国时，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GDP已经是英国的70%，比现在德国和美国的差距还小，所以，美国当时追赶的产业是英国最先进的产业。而二战后许多发展中国家开始追赶美国时，其人均GDP只有美国的5%。

就是忽视了这两种追赶情况的不同，而成为二战后发展中国家直接去追赶当时发达国家的重工业赶超的经验来源之一，也就是这样，我不赞成直接套用发达国家的经验，因为经验的适用性和理论一样，决定于其前提条件是否相似。

至于汉密尔顿主张政府应该发挥有为的作用，其实直到今天美国一直没有放弃，只不过因为美国现在已经处于世界技术产业的最前沿，技术创新产业升级靠自己的R&D，企业对D有积极性，因为研发出来的新技术新产品可以得到专利，但对基础科研没有兴趣，因为投入大风险高，研发出来的知识是公共产品，所以，基础科研主要靠政府支持。

但政府能支持基础科研的经费有限，因此，也只能选择支持对美国未来竞争力或国防安全有重大影响的产业和技术的基础科研，而美国政府的这种选择性支持也就决定了美国产业和技术的发展方向，所以，也是有为政府的产业政策。这方面在我的马歇尔讲座中有详细的论述，在微信群的讨论中，我也说明过多次了。

新结构经济学提倡的是“有效的市场”与“有为的政府”两者的有机结合，而不是只强调“有为的政府”而已，遗憾的是许多人在谈新结构经济学时只提到“有为的政府”，然后其他人就认为新结构经济学只主张“有为的政府”并以需要市场的作用，来评论甚至批判新结构经济学。

吉林该追赶广东最先进的产业，还是承接广东要淘汰的产业？

香港科技大学会计系 教授 李系：

@林毅夫 谢谢林老师的指导。我怀疑参加讨论的还是有很多人不了解这些历史。所以我们是对有为政府认识相同，但是我对中国政府现阶段问题是如果继续在全国范围强调政府有为是否适得其反？

同时这样一个新理论是不是早被过去许多发展中国家提出并且实践过？如果这些过去的发展中国家又是今天的西方发达国家，这个新理论是不是也是从西方经济学来呢？再次感谢。

林老师，很多人对新结构经济学的意见，从广义理论角度看也许并不是完全正确的，但是我斗胆代表他们一下（绝不敢是芮的代表，而是一个旁观者的观察），我觉得他们是尤其对中国现阶段继续发展下去，从政策层面是否还应该强调甚至提有为政府，忧虑万分的，这是他们的出发点。

而你们的回答总是从理论层面而且给人一种比较泛泛感觉，因为经常引用过去的或者其它不同阶段国家的经验。所以你们和他们都总是都有一种鸡同鸭讲的感觉，争论半天，大家其实都对，但是你们的回答好像没有真正正面回答过他们真正的忧虑，这对一个新的理论的奠定是不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