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自上而下地呼吁以“人民战争”战胜流行病。在民众的响应下，中国的确打了一场自下而上的人民战争。过去，我或多或少地默认了许多政治思想家的一个普遍假设，即中国民间社会力量薄弱，因为在所谓的“威权主义政党国家”无法蓬勃发展。但现在我终于认识到，这一假设建立在自由主义对民间社会的定义基础上，将民间社会与国家割裂看待甚至放在对立面上。然而，如果我们按照民间社会的古典概念，即亚里士多德定义的“政治共同体”（κοινωνίαπολιτική）来看待疫情期间的中国民间社会，它并不具有与国家割裂的必然特征，全民参与抗疫所取得的成效表明，中国的民间社会充满活力。

在中国，市场之上有国家

在中国乃至许多国家，市场与国家的关系是一个让人争论不休的话题，似乎必须在“国进民退”和“国退民进”之间做出非此即彼的选择。如果非要这样考虑问题，那么可以说在此次疫情当中，国家大获全胜。除了最顽固的新自由主义者以外，每个人都清楚地认识到，中国在强化市场角色的同时维持和扩充了国家能力，才免于遭受难以想象的灾难，否则数十万乃至数百万条生命可能就此消逝。

1月下旬防疫战争刚刚打响之际，国家便迅速地行动了起来，中央政府协调全国医疗资源快速向湖北集中。截至2月15日，包含2.5万余名医务人员的217支医疗队，先后从全国各地奔赴湖北，带去了最好的设备和物资。在中央政府的协调下，近2万台呼吸机被运往湖北，使得疫情中心总体上没有出现呼吸机短缺的情况。

武汉在十天之内建成了拥有1000张病床的方舱医院。紧接着，湖北省各地修建了16所方舱医院，病床数量达1万3000张。这些都是借用会议中心等现有建筑搭建的临时医院，用于轻症患者的隔离收治。大型国企中石化是工业口罩的上游原材料生产商，公司花了35天时间重新设计和调整生产线，扩大医用口罩产能。汽车制造商也改造装配线用于大批量生产口罩和其他医疗用品。口罩的日产量从1月份的2000万增加到2月下旬的1.16亿。

这些事都是谁做的呢？从全国各地派往湖北的医护人员大多是国有医院的公职人员，医院建筑商和大部分口罩的生产商都是国有企业。

1月30日，火神山医院建设工地（图自：新华社）

对于中国这样的大国而言，整个行动的协调程度好得令人难以置信。每周甚至每天，中央政府都从北京向各省发布新的措施。各省政府接到指令后，有一定的调整余地使其适应当地情况。然后，各省也以同样的方式对所属市县各级政府下达指令。反过来，自下而上的渠道也保持畅通。地方政府将调查结果和建议呈递给北京。例如，建造方舱医院的想法是一个专家团队提出的，他们在实地研究武汉情况后发现，大型医院无法解决大量轻症患者交叉传染的问题。他们把研究结果和修建方舱医院的提案送到北京，24小时内便得到了批示并开始落实。

国家还迅速采取行动减轻危机对经济的冲击，例如向企业提供直接补贴，特别是帮助中小企业不要解雇职工，而是继续发放最低工资并缴纳医保。在各地政府倡导下，国有企业物业纷纷减免了承租商铺、厂房、写字楼的租金。

党旗高高飘扬

在这场危机中，三个过去相对默默无闻的人脱颖而出、誉满全国。在疫情初期发出警告的李文亮医生，他最终在工作岗位上不幸染病去世。国家公共卫生权威钟南山医生，他与美国的安东尼•福奇医生类似，是抗疫战斗的领军人物。上海医疗救治专家组组长、华山医院的张文宏医生。尽管他们来自不同的背景、地区，甚至不是同一代人，但却有两个共同点。首先，他们都是医生。第二，他们都是中国共产党员。

在这场病毒造成的苦难当中，中国共产党始终是战斗在抗疫最前线的核心力量。张文宏医生所在的医院距离我家只有两条街。他的一段讲话被人拍下来传到网上，获得了巨大关注。在视频中，他讲到了上海医疗救治组的组织工作时洪亮有力地说道：“让党员先上，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

疫情期间，中国互联网上每天都流传着这样的影像：一批批党员志愿者奔赴武汉之前，面对党旗宣誓用自己的生命保护他人的生命。在抗疫前线殉职的496名医护人员、公职人员和志愿者当中，有328名是党员。党旗高高飘扬，这是用生命换来的辉煌。

中国没有“坏皇帝”

多年前，美国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福山发明了一个术语，叫做“坏皇帝问题”。这个词是为了从理论上阐述，在他定义的威权政治体制里，尽管可能出现好的统治者，但却没有办法防止坏的统治者获得权力并破坏国家。而西方一直视中国为威权政治体制，也因此习惯性地将中国领导人看作皇帝。此文不是辩论该理论是对是错的场合，但是有一件事在我心目中已经无可置疑：中国不是威权政治体制，也没有皇帝，只有需要为这个国家的前途担负责任的决策者。

1月28日，习近平会见了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并借这个机会告诉全体国民，抗击疫情的行动由他直接负责。在那个时候，中国民众几乎前所未有地觉得未来如此黯淡，充满不确定性，作为领袖所必须承担的巨大风险与压力是显而易见的。然而，机会主义和临阵退缩从来不符合这位领袖人物的禀性。武汉乃至湖北大规模封城的决定会造成巨大而难以预测的后果，而这个决定想必只有他一个人能定夺，所有后果也只有他一个人来承担。现在看来，这个决定拯救了整个国家。他主持了多次中央政治局会议，在会上发布政策指令并公诸于众；他戴着口罩出现在电视上，还面向17万名一线政府官员和志愿者召开电视电话会议。这些做法过去是没有先例的。他在全中国民众面前亲自领导了这场“人民战争”。

新中国的任何一代领导人，都会受到很多的质疑和诋毁，有些来自国内，但更多来自国外，习近平也不例外。毫无疑问，在日趋复杂的国际环境里，这些攻击不会消停。一些西方媒体和政府指责他领导下的中国政府压制媒体和政治异见，以及对新疆的穆斯林实施有争议的政策。一些国内的反对者则对中央政府最近的一系列集权举措表示不满。然而在我相识的人中，无论是商界人士、政治评论员，甚至是那些很尖锐的反对者，都对他在这次几十年不遇的重大危机中所展现出的领导力表示认可。我相信，在这场疫情过后，他在中国普通民众中的威望将会达到新高。

习近平的领导提高了政府整体在民众当中的信誉度。显然，地方政府在疫情早期阶段犯下了错误，导致响应行动有所延迟。当时，社会上许多人感到愤怒，特别是在得知发出预警的人被禁言之后，怨气更加强烈。但要知道，中国当时对新冠病毒知之甚少，一时间措手不及很正常。现在，中国民众骇然发现即使数月来14亿中国人连续不断地“吹哨”——甚至可以说是“拉响警报”——大声疾呼世界警惕新冠肺炎的危险性，可许多国家政府治理体系仍然在疫情面前接近崩溃，才开始认真思考应对疫情的决策复杂性。

中国在此重要关头，有习近平这样的领袖可谓国之幸事。我借此机会吐槽一下福山教授的理论，回他一句：中国只有伟大的决策者，没有“坏皇帝”！

对我个人而言，就像世界上很多人一样，新冠病毒疫情无疑是我人生中迄今为止经历的最大变局。作为一名商人和政治学学生，疫情当然对我的生活造成了非同小可的影响；但对我最大的冲击莫过于一个当父亲的情感。我的子女就读于上海的公立学校。1月27日，上海宣布推迟原定于2月的春季开学日期。孩子们自然兴高采烈。但他们的欣喜并没有持续太久。大约两周后，上海市教育局下令学校复课，仅比原计划晚了十多天，只不过改用网络方式教学。他们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了全部课程的改造使之与网络学习模式相适应。

从那一天起，网课每天上午8点开课，下午4点下课。语文、数学、物理、英语，各种课程有条不紊地进行，除了被搬上电脑屏幕，和平日没有区别。每天晚上孩子们交作业，把练习簿拍了照上传至网课系统。第二天早上，老师把批阅之后的作业发下来，要求学生订正错误。孩子待在家里挺好的，只不过就是工作量太大，我们这些当父母的被搞得焦头烂额。

3月19日早上，按照过去两个月来养成的习惯，我一醒来就拿手机查看前一天的疫情数据。我看到：全国确诊病例：80,928，死亡病例：3,245，新增本土确诊病例：0！

我冲下楼去给孩子们通报好消息。当我走进餐厅，也就是他们的临时教室时，屋里忽然响起了国歌的前奏，我看到孩子们身穿全套校服肃立在电脑屏幕前，正在每天的升旗仪式中行注目礼。

我戛然止步，怆然涕下……

（作者授权观察者网发表中文版，英文版首发于《外交政策》网站，翻页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