渡口很多，我只给大家看一下八路军东渡的庙前渡（韩城-万荣），一片河滩，河滩对面的山上就是司马迁祠。▼

我们要想了解中国，可以从你的家乡做起。山西很大，虽然我跑了很多地方，从我的家乡研究一下就会发现很多有趣的问题。现代人的家乡观念都很淡泊了，但是我在老家插队落户住过五年，我对老家的感情还是很深的，我对我的家乡做过一番考察，我把它叫做“家乡考古学”。我们的村子叫做北良侯村，我在老家的时候，在那儿挖出过一块北朝时期的碑，才知道我们的寺庙不仅仅是宋、元的寺庙，早在北朝的时候就有，叫做“梁侯寺”，后来毁于元大德癸卯年间的大地震。所以后来我才知道自己是地震灾民的后代。苏东坡说，“上党从来天下脊”，上党（长治）地区像是天下的一条脊梁，当然也有人不太喜欢它，阎锡山就说我的老家武乡县是“四大赤县”之一，是共产党在山西一个比较重要的地方。武乡县在抗战时成为八路军总部所在地，至今仍然是一个红色旅游的有名地方。

▲这就是我的家乡，北良侯村，周边还有东良侯村、西良侯村、南良侯村，这里有石窟会和良侯店两个北朝石窟。这条路（今208国道）是自古从太原到洛阳的古道。北魏从大同迁到洛阳的时候，沿途传播佛教，所以有大量的石窟、寺庙和佛教遗迹。武乡一带实际上是以梁侯寺为中心，在涅水两岸有很多北朝时候的寺庙，是一个重要的寺庙群。像沁县南涅水洪教院，考古报告还没整理出来，那里出土了非常漂亮的石刻。

这是北朝时留下的石菩萨，在我们村，但是很可惜，被盗墓的人把脑袋给弄下来了。虽然这个脑袋没能拿走，但现在已经身首异处了。▼

四、思想地图

《思想地图》讨论了一些跟思想有关的内容。很多人都认为地理是非常直观的东西，是用眼睛看的，里面有什么思想吗？所以我在这本书里讨论了很多问题，但最主要的想法很多是跟唐晓峰老师有关系。

我们都知道，有一个比较重要的讨论是吴文藻、费孝通和傅斯年、顾颉刚关于民族概念的争论。因为中国那时候面临被日本入侵，傅斯年和顾颉刚先生都强调不要讲各个民族，中国只有一个民族，就是中华民族。而吴文藻、费孝通先生有国外人类学、民族学的学习背景，使他们比较关注每个族群的具体研究。当年由于政治的形势，傅斯年和顾颉刚的想法是比较占上风，而且就是在这种思想背景下顾颉刚办了《禹贡》杂志，他在《禹贡》杂志里就讲了这个问题，特别不喜欢听“本部十八省”的说法（即秦始皇、汉武帝奠定的核心地区），他认为不能光用核心地区指中国，还应该包括中国的四大边疆。我和唐晓峰创办《九州》就是想接着顾颉刚先生的话往下谈。

唐晓峰老师有一个有名的提法，要研究“救国地理学”和“革命地理学”，所以这个《思想地图》最后一篇就是写“革命地理学”。原来《禹贡》学会旧址是这样，现在重新装修了变成北大法学院的院子，并没有保存原貌。

从革命地理学我们可以看到，周秦以来，中国的都邑都是西边比东边早，北边比南边早，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之间还是有差距的。南方的城市哪个最有名？就是南京（金陵），古人说金陵有天子气，被秦始皇镇住，五百年后才抬头。这其实是晋室南渡，定都南京，倒追历史讲出来的一个故事。他们说秦始皇故意把南京的龙脉挖断，所以五百年后才能重新兴起。南京虽然是长江流域最重要的城市，但是南京的政权始终不能够统一天下，这并不是因为秦始皇真的把它镇住了，而是因为中国的地理重心，早期一直在西北，它的背后有非常广阔的骑射游牧地带，时刻威胁着整个中国。离它太近不行，离它太远也不行。尽管宋以来，中国的经济中心不断向东南转移，但政治中心反而往北挪，最后竟挪到长城线上，就是北京。北京是和包头、呼和浩特一线的城市，都是走骆驼的。我小的时候，在繁华的鼓楼大街白米斜街，我们的小学门口，就卧着骆驼，可以知道北京是边塞城市，但中国最后几个王朝都定都在北京。

刘邦、项羽争天下，项羽就是不想在北方呆着，所以回了老家（彭城）。刘邦虽然也是楚人，但在陕西起势，夺了天下。朱元璋从南方造反，把首都定在南京，但永乐皇帝又把都城放到北京。洪秀全、蒋介石都定都南京，都失败了。孙中山从广东起家，蒋介石从江浙起家，他们都有南方秘密社会的背景，都以反清复明的思想路线来夺天下。蒋介石有青帮背景，孙中山有洪门背景，都是会党的背景。所以我们想到，历史学界现在一说农民起义，那不都是暴民吗？太平天国如今常常被学者否定，但孙中山、蒋介石都以法律规定不许诬蔑太平天国。为什么？他们要反清复明，从南方统一天下，把北佬的统治打垮，这是他们共同的目标。

中国革命，天下英雄谁敌手？就是这两位。左边是太行纪念馆里的雕塑，根据一张著名的照片。右边是英国人在开罗会议期间给蒋介石画的像，中国革命应了司马迁的话“夫作事者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故禹兴于西羌，汤起于亳，周之也以丰、镐伐殷，秦之帝用雍州兴，汉兴自蜀汉。”我们看到中国革命最主要的问题是如何把一个破碎的中国重整河山。蒋介石想统一，没有能够做到，最后帮助蒋介石统一天下的是毛泽东。所以居然又应了司马迁当年的话。▼

最后做一点总结。

中国，高地、低地各占一半，你来我往，互为主客，构成同一主题的反复变奏。中国各族，无论以四裔治中国，还是以中国治四裔，谁入主中国，都不会同意另一半独立。

清代中国是由本部十八省和四大边疆（满洲、蒙古、新疆、西藏）构成，这是满人的概念，也是蒙元帝国的遗产。元朝，蒙古人入主中国，有朱元璋从南方造反；清朝，满人入主中国，也有孙中山从南方造反。

孙中山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是借自“反清复明”的洪门。这一口号本是朱元璋发明。武昌起义，铁血十八星旗，象征九州十八省，但不包括四大边疆。因为那时候他们主要是想从清朝的统治中独立出来。但不久，孙中山恍然大悟，这根本不行。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宣布，中国的领土为二十二行省和三大属地，十八行省之外加了四个省，东三省和新疆省，三大属地是蒙古、西藏和青海。中华民国的共和是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我们今天的中国是从这儿来的，其实“五族共和”是非常古老的思想，并不是西方人讲的Nation，自古我们就是多民族的。

“五族共和”的观念，远在在先秦时代，秦始皇酝酿完成新的大一统的时候，就已经设计了一个“五岳共济”，就是前面我们刚讲过的“岳镇海渎”。这套东西是秦始皇他们在天下还没有统一之前，思想上领先，率先考虑到的，讨论五岳共济的问题，而且是五帝共济。孙中山的五族共和是承继自先秦时代五帝共济、五岳共尊的传统思想，而且“五族共和”不是孙中山提出来的，而是满族人提出来，所以尽管历史上发生过无数战争，但是他们总是谁都离不开谁，这是我们中国很重要的传统。

《我们的中国（全四册）》，已在各大书店上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