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德堡：“美国例外论”是否越来越站不住脚了呢？

基辛格：不，“美国例外论”仍然存在，但是美国已经不再是“山巅上的光辉之城”（a shining city on the hill，源于《圣经》，美国前总统里根曾引用此说法，希望表达美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自由与希望之地的信念，起到了凝聚整个美国的巨大作用——观察者网注）。

戈德堡：但“山巅上的光辉之城”也是奥巴马对“美国例外论”的理解。

基辛格：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放弃了美国的价值观。对宪法和人权的尊重是美国最重大的成就。我们以为能通过在军事上打败对手为越南和伊拉克带来民主，虽然是出于好意，但说实话我们还是过于自信了。我们过度使用了武力，不但表现在武力的使用没有获得美国公众的支持，还表现在很多军事行动与我们在行动地区的战略目标是相脱离的。而“美国例外论”就是这些军事行动的基本出发点。冷战时代的“美国例外论”不应再继续存在，如何适当地改造“美国例外论”以使之符合当下情况，这是特朗普政府的一项重要任务。直觉上，我相信我们可以说服美国人民接受一种新的“美国例外论”，但我们需要和上世纪50年代不一样的方法。

戈德堡：您认为对于美国国家安全利益而言，美中关系是否比伊斯兰恐怖主义更为重要？

基辛格：短期来看，伊斯兰恐怖主义的肆虐对国际秩序有一定影响；而从长期来看，美中关系将决定国际秩序的整体走向。美中两国是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两个国家，从经济体量来看，早已如此。但两国都在经历深刻的国内变革。我想摆在我们两国面前的第一件事是，我们必须就两国如何形成合力、稳定国际秩序达成共识。至少我们应管控分歧，而更进一步讲，我们还可以共同探索可以合作的领域。

2015年11月13日，奥巴马总统就TPP问题会见几位前任国务卿，从左至右分别是鲍威尔、贝克尔、奥巴马、基辛格和奥尔布莱特

戈德堡：您认为未来的美国总统应当采取怎样的对华政策？

基辛格：我们美国十分幸运，在国家发展过程中，由于北美大陆被太平洋和大西洋与其他大陆隔绝，我们从未受到外敌入侵的威胁。这种地缘优势对美国外交政策产生的影响是，美国倾向于将外部挑战看成是各自独立的问题，美国不习惯于从整体角度看待各种外部问题的解决，而实际上很多问题之间都存在某种关联。直到二战后我们才开始将外交看作是一个连续性的、互相联系的过程，即使在表面上和平的状态中也是如此。

在过去20多年里，我们强化与盟友的关系，并依赖它制定各种战略。今后，我们必须着眼于不断变化的现实来制定更具灵活性的战略。因此，我们应该仔细研究这个地球上主要战略玩家的历史和文化。而且，我们应该永远在国际事务中发挥影响力。

戈德堡：那是否意味着不能间断对华接触呢？

基辛格：中国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除了被西方国家占领的那100年外，中国历史上很长一段时间都是孤立的。中国没有与世界上其他国家，尤其是亚洲以外国家保持交流的需要。而其周围都是相对弱小的国家，不足以打破和平局势。直到1911年辛亥革命前，中国外交事务的主管部门是礼部（Ministry of Rites），这意味着中国一直将外国看作其藩属国。中国没有类似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外交关系，也不认为外国与其自身是平等的。

戈德堡：我认为中国周边有些国家认为自己并没有受到中国的平等对待。

基辛格：中国正在经历深刻的国内变革。习近平主席提出了“两个一百年”的目标，分别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0周年，即2021年和2049年。中国预计2049年其经济实力将可以匹敌世界上任何国家，可以在实际国力和战略领域获得与美国平起平坐的地位。某位中国战略学者曾表示，“换位思考，如果我们是美国人，我们一定会尽力避免另一个国家获得与自己平等的地位”。这就是两国紧张关系的潜在根源。

中国国内的讨论为此至少给出了两个答案。强硬派认为“美国的实力很显然在衰落，我们将会获胜。我们有实力展现强硬姿态，有实力以冷战思维面对世界和美国”。而另外一派则认为中美对抗是危险的，习近平显然属于这一派。这一派认为，美中两国的冷战将阻碍中国实现其经济发展目标。现代战争的破坏力比一战要强许多，战争不会有赢家。因此在当今世界，即使是敌对国家也必须谋求在双赢基础上建立合作关系。

戈德堡：你认为习近平属于温和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