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西方国家面临的情况，在印度国内，关于是否应在不谴责哈马斯的前提下支持巴勒斯坦立场，也出现了激烈争论。斯瓦因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倒是非常明确。

“没有人能够为杀害无辜平民或将他们扣为人质辩护。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只有站在反对哈马斯的立场上才有资格批评以色列正在犯下的战争罪行。”他说。以色列是联合国的成员国之一，这意味着在国际舞台上享受一定权利的同时，也要承担责任。“因此，对以色列的批评并不一定需要建立在批评哈马斯这样的组织的基础上。”

位于德里的资深编辑兼研究员帕梅拉·菲利普斯（Pamela Philipose）主张从更全面的视角看待这场冲突：“与其将以色列的行为视作是对哈马斯的回应，重要的是将哈马斯这个组织视作对数十年来明目张胆的以色列军国主义与种族主义的回应。”

不过，对库格尔曼来说，合乎情理的做法是同时谴责哈马斯与以色列。“我认为这不是一个孰先孰后的问题。当然，如果哈马斯没有对以色列发动袭击，以色列也不会以现在的方式进攻加沙。”

印度南部的喀拉拉邦民众举行集会，抗议以色列对加沙的轰炸 图自：印度联合穆斯林联盟

印度政府对目前国际社会要求停火的呼吁无动于衷，背后也有选举政治的影子。印度已经演变成一个“选举专制”的国家，莫迪政权的首要任务就是不惜一切代价赢得下一次大选。

斯瓦因解释：“莫迪政府相信，只要加沙冲突持续下去，媒体的注意力就会被哈马斯所吸引。他们认为这是一个在印度社会内部进一步煽动伊斯兰恐惧症的机会。”

菲利普斯也表示同意：“印度政府认为，通过将哈马斯打成伊斯兰恐怖主义的代表并体现自身对以色列的支持，他们可以推进其反伊斯兰的政治议程并从中获益。”此外，她认为印度“会将维护印以、印美关系当做最根本的外交优先事项”，这也导致了印度政府的亲以色列立场。

许多人质疑，印度政府目前在加沙冲突中的立场是否会影响其对中东地区的整体外交政策。

莫迪政府已经同海湾阿拉伯国家与埃及建立了合作关系。如果加沙冲突持续，考虑到这些国家内部大幅升级的反以情绪，他们可能会被迫提升对巴勒斯坦的支持。

“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在继续维持与具有重要战略和经济意义的中东国家的关系方面，印度可能会面临挑战。”斯瓦因说道。他同时强调，首先，印度与伊朗或其中东伙伴国家的关系本来就不算特别紧密。就算这会降低印度在金砖国家组织中的地位，印度在巴以冲突问题上的立场也是基于不同的目标。

首先，这可能有助于缓解西方对印度在乌克兰冲突问题上维持同俄罗斯密切关系的担忧。由于一名锡克教分离主义分子在加拿大境内被枪杀，印度同加拿大的关系近期迅速恶化，为此莫迪试图寻求拜登的支持，避免西方集体公开谴责印度。

库格尔曼认为，印度与阿拉伯伙伴国家的关系可能会面临新挑战。后者一直对印度在这场冲突中的立场感到不满。因此，为了打消疑虑，新德里将尝试安抚那些国家，强调会继续支持巴勒斯坦人的主张。这样做对印度很重要，不仅仅是因为印度同阿拉伯国家的关系，也同印度的竞争对手中国有关。新德里意识到，从中国与伊朗结成战略伙伴关系到近期中国斡旋沙特、伊朗间达成和解协议，北京正大幅提升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

“印度不能眼睁睁看着自己同阿拉伯国家关系受损的同时，令中国在同印度争夺中东影响力的竞争中拔得头筹。”库格尔曼表示。

他还怀疑，印度政府可能正悄悄地同最亲密的阿拉伯国家伙伴——比如埃及、沙特和阿联酋——进行密切接触，确保那些国家相信“印度亲以色列的立场是根植于对哈马斯恐怖主义的反对，而不代表印度放弃支持巴勒斯坦人的主张。”

2023年9月9日，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左）、印度总理莫迪（中）和美国总统拜登（右）在签署谅解备忘录现场握手。@视觉中国

而在斯瓦因眼中，印度年轻人对巴以冲突保持沉默这件事并不十分意外，巴勒斯坦人经历的严重人道主义危机还是会持续很久。

“他们（印度年轻人）大多受到了印度教至上主义思想的影响。尽管失业和腐败猖獗等重大挑战影响着他们的现状与未来，但印度的年轻人还没有被动员起来就巴以冲突走上街头抗议。”

另一方面，斯瓦因承认，犹太复国主义与印度教民族主义之间存在明显的共性。在他看来，这两种思想都追求一个基于宗教之上建立起来的国家，都把本国的军事安全放在首位，且都倾向选择强人领导而非民主领导。

埃萨也注意到印度教民族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在扩张主义、排外主义方面的许多相似性。这两种运动都将印度和以色列描述成原生的印度教、犹太教文明，同样都受到了外来者也就是穆斯林的“污染”。他们如今的雄心就是重现印度教国家与犹太教国家的昔日辉煌。

埃萨指出：“这两个国家都对本国以外的领土抱有胃口。以色列称之为‘大以色列’（Eretz Israel），印度教民族主义者称之为‘大婆罗多’（Akhand Bharat）。这意味着，当以色列通过犹太人定居点扩张领土的同时，印度教民族主义者也对克什米尔地区有类似的野心，其强硬派则将目光放得更远。”

虽然“大婆罗多”的概念尚只是一个空想，但它却有助于在印度维护印度教教徒相对穆斯林的主宰地位。“在这种语境下，印度国内对以色列的支持属于更广泛层面伊斯兰恐惧症的范畴。”斯瓦因说道。

“他们知道自己无法在现实中建立起‘大婆罗多’。他们的目标是在象征性的层面上赢得印度国内、海外侨民中那些接受了印度教排外思想民众的支持。”菲利普斯补充道。

（原文于11月6日发布在“外交家”网站，原标题为：“印度曾经是巴勒斯坦的坚强盟友，发生了什么变化？” India Once Was a Strong Ally of Palestine. What Chang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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