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观》的策略当然是给国王安排一个角色，然后指责他拒绝扮演该角色。然而乔治国王决不能成为一位爱国者国王的原因亦是在十八世纪情况下不可能实现立法机构多样性的原因。他从没有想过摆脱寡头政治的既存模式，他统治不列颠的唯一方式是找到能够维持他在议会中统治地位的大臣，除非国王、大臣和两院之间存在一种持续且实际的合作关系，上述方式无法实现；这种统治方式需要持续关注影响力、赞助以及敏感的私人关系；若同一时间存在多于一个真正的主权立法机关，上述统治方式亦当然无法维持。

这就是为什么1707年要吸收合并苏格兰议会；而约西亚·塔克这位对美国危机最敏锐的英国保守派观察家下论断说，一个单独的爱尔兰议会是令人无法容忍的。立法联盟和立法独立之间不存在中间道路；爱尔兰必须加入联盟，美国则必须独立。直到二十年后发生了一场大屠杀，塔克给爱尔兰的建议都没有被采纳；然而这就是爱尔兰历史的常态。

关于为什么英国人接受美国独立存在保守和激进的理由，保守的理由与支持美洲征服的理由相近。我们关于这些问题的思考经常被十九世纪晚期及二十世纪早期的英联邦回忆弄混乱，在这一时期同一王室治下存在多个独立立法机关被证明是完全可行的，然而关于这个迄今仍有些不现实的联合方式需要强调的一点是，这种方式是在英国及其殖民地的选举政治变得更为民主且更少依赖于王室施加影响力的情形下产生的。

在寡头制时代的情形下，这种方式不可行。我们知道美国革命时代的英国激进派吁求更为广泛的选举权和削弱影响力，我们可以模糊地感到他们的吁求既会使得革命变得不必要，亦是美国人为他们自己所争取的。然而这样的想法不是非常实际。1777年4月，埃德蒙·柏克向他在布里斯托尔的选民写道：

“然而如果殖民地（将一般性问题反馈给我们）能够看到，在大不列颠，人民的大多数都融入政府，每一次与内阁的分歧都必定总是国家不和，他们就不再能够与这个王国的臣民保持平等和友好的同胞关系了。”

柏克正在谈论的是他不希望发生的事情；他试图迂回地为罗金汉姆退出议会辩护，同时反对思想中的战时状态。但他的话有更深的含义。因为前一年的夏天美国人实际上陷入了与英国的不和之中——他们在现在确定为1776年7月4日发表的一份公共文件中如是宣告——发生这种情况的一个原因是，即便是在寡头制时代也存在的人民的大多数都融入政府的真实观念。

那些没有公职的人或许会与内阁发生争吵，但他们必须支持其议会主权；那些没有选举权的人或许会与寡头发生争吵，但他们也必须在议会中寻求代表。议会机构在国家中扎根，而对于时人来说影响力是使得议会深植于国家的手段。美国不具备这些条件，也没有人想过深植这些条件的方式。

这就是为什么没有英国政治家——当然不是柏克——曾想出一个不涉及议会终极主权而解决殖民地问题的方案；柏克只是说议会应该克制行使终极主权。这就是为什么柏克和他的朋友们发现他们在政治上完全无能为力的原因；政治国家通常会支持它的议会。

并且这也是为什么对抗美国人的战争和承认他们独立的和平都没有面临普遍的不得人心以致危及机构稳定性的局面；你几乎可以认为议会主权是需要维护的目标，而臣服于一个帝国还是放手仅是实现该目标的两种方法。如果——借用历史学领头人的语言——普拉姆的“寡头制的发展”是十八世纪对于斯通提出的十七世纪“贵族制危机”的补救措施，那么失去一个帝国似乎是维持机构稳定性的高额代价。然而放弃了帝国，机构的稳定性便得以维持。

美国革命  图/视觉中国

据说存在一个古老而令人误解的谚语说英帝国是“心不在焉地一下子就形成了”的：英国对维持而不是扩展自身更感兴趣。让我们此时反过来想想《西北法令》，想想杰斐逊的“自由帝国”，想想克莱和门罗，杰克逊和波尔克；我们会发现那个新生共和国的悖论，即因反抗帝国而生，也献身于帝国——献身于以其母国不曾有过的方式建立其结构的定居者的帝国。

不说别的，美国革命是继罗马帝国衰落之后最伟大的白人定居者起义，但它与后者并不相似；因为罗马人让他们自己的帝国把自己消磨殆尽，而英国人则没有犯那样的错误。

我似乎对乔治统治中期英格兰的激进紧张状态给出了过于保守的解释；但近期内的情况在保守派掌控中。1780年代国会改革的尝试实际上在法国大革命及对于革命的大反动之前就失败了；并且有人提出失败的一个原因是英联邦意识形态，他们的修辞仍以其为基础，但现在显然已脱离事实了。根据传统的改革智慧，腐败破坏了宪制平衡，而必须通过恢复其不腐败的民主成分的方式来恢复宪制平衡的原则。

然而国家刚刚经历了一场据认为是旨在维护其议会机构而激进派、托利党人和美国人都无法反驳的痛苦且不名誉的战争。当政治体系决定性地转向一位大臣——小皮特，他掌权并看上去能够发起将议会机构团结起来的改革——时，1784年的选举标志着老式反对派的终结。

柏克一如既往地处在失败一方，然而他的思想却前景可观。他认为，无法在既定体系中恢复第一原则了。为了申斥大臣们在没有答案的情况下开启了殖民地立法的问题，柏克最先发表的他对于政治空论的深恶痛绝至关重要。

然而跨越大西洋，诞生于反议会大革命中的共和国正试图恢复第一原则，因为没有其他路可走。议会政府从来没有包含他们，他们转而寻求议会传统带给他们的类共和替代方案，并且正在学习英联邦意识形态的全部智识成果，以期为他们自己创造一种统治形式。这里不是谈论他们以其认为最合适的方式转化其智识遗产的地方。

然而如果我们想到拒绝议会包含了议会建立在行政腐败之上的意思的话，我们就能理解汉密尔顿被指责意图恢复英国政体时的深刻和辛酸。因为汉密尔顿想要一个以公债和政治赞助供给为基础的强大行政机关，他必须谋划着恢复君主和世袭贵族；这些事实几乎是自明的。然而汉密尔顿的思想继续向前推进，远超过了误解，而这个英国历史插曲的最终悖论仍值得关注。

十九世纪期间，议会君主制以或许很好地重申了寡头制原则却也确实消除了大部分经典而常见形式的赞助、影响力和腐败的方式民主化并改革了自身。民主联邦主义发展成为世界已知的最大的赞助和影响力帝国，并且迄今为止仍奉行一个原则，即除非政治家们为他们的朋友做事并且他们的朋友知道去哪里找到他们，政治便无法运作。

新的民主派不过是扩大化了的老辉格党人；而作为十八世纪政治艺术之伟大胜利的联邦宪法，似乎使得它意欲对抗的十八世纪世界变得不朽了。甚于特洛普的欧尼姆公爵，理查德·尼克松是一位老辉格政治想象中的政治人物。远非他在美国政治传统中作为平常人物的形象，他倒台过程中唯一令国父感到惊讶之处在于，他是唯一一个因存在了两百年之久的原因而最终被免职的总统。然而难道不是我们的统治假设决定了现实么？也许是美国确保了其建国去抵制的腐败形式得以存在下去。

翻译：孙竞超

（本文原刊于《政治与法律评论》（第八辑），略有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