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位十八世纪现实的敏锐观察者都意识到这种对于静态和动态的驾驭力；政治国家比帝国更渴望稳定，而谋求帝国事业则是其维持稳定手段的副产品。一项现代不列颠政治定律生逢其时，即当危及常规政治竞争的进行时，帝国必须让步——这一经验直到不久之前才为美国人所知。然而对于十八世纪的人来说还存在另一个更为直接的必要推论：主权议会的必要性。

不论是考虑维持政府和社会统一的必要，还是谋求战争和帝国政策的必要，显而易见，行政和立法机关必须被联系统治寡头和其统治并代表的国家的同一纽带结合在一起；并且，不管是象征性地还是实际地，该统一的两种最显然必要的模式是立法至上和影响力政治。后者在使得行政机构植根于立法机关和政府植根于社会之中时与前者做得一样多。

查理二世 图片来源：维基百科

这便是并非所有狭义上的寡头时代政治国家致力于达成的体系；然而立即有处于优势和劣势的相反意识形态一起否认这一体系的合法性。此处我们看到我先前提到的类共和制替代方案，而理解其起源和性质，我们必须返回第一次英国革命。

早在1642年便存在关于传统宪制的争论，即国王、上院和下院对应于理论共和平衡中的君主、贵族和民主，进一步模糊地对应于行政、司法和立法权；他们之间存在一种平衡，各自受到另外两者的限制，不至于越权以致腐化。

1649年以后人们坚持认为世袭君主和上院有损于平衡，而哈灵顿的《大洋国》便是一个没有世袭元素的平衡共和国的蓝本；然而该理论最初在传统宪制中得以发展，而后继续在1660年和1688年得到证明。平衡以三部分要素各自的独立为前提，而且据称只要不依赖于下院（他们在后封建社会便没有这样做了），世袭任职期有效地保证了非选举贵族的独立性。

十八世纪宪制仅有两个特质无法与平衡的范例共存，其中之一广为人知，另一个则鲜有人识。人们没有很好理解的是，行政和立法机关彼此独立最终不能与立法权威即国王在议会中、行政在立法中相啮合，并且最终一定会与议会主权原则相抵触。国王的大臣们不会因为坐在议会里而受到抨击，但他们据说会因为将政府赞助受领人塞进议会而受责难。因为众所周知，立法机关的成员如果依赖赞助，立法机关就不能独立，而宪制平衡便腐化了。

十八世纪人口中所说的腐败——一个非常常用的术语——不仅指贪赃枉法，还包括妨害人类德性和自由所必需的政治条件。潘恩《常识》中唯一提及的自明真理是国王因其独占议会赞助而行使专制权威。对我们而言，即使这是真的也不能说是自明真理，但对潘恩的同代人来讲，这是必要且不可避免的结果。

这里值得注意的事实——辉格党人的另一个深度分裂——即尽管这个时代有意识的政治实践以影响力的必要性为基础，也以财产独立为基础，其道德理论几乎一致宣称二者是矛盾的，并且腐败将毁灭德性。

那个世纪最高明的思想家——孟德斯鸠、休谟、亚当·斯密、亚历山大·汉密尔顿——都承认尽管赞助和赞助所依赖的商业社会一定会毁灭德性，人类生活的状况中德性永远不能完全实现，假装实现是危险的，而人们一定能发现可能选择的社会价值。

这或许是十八世纪政治和道德哲学最基本的问题，然而此处不是探究这一问题的好地方；此刻更重要的是我们已经发现了意识形态断层线——继斯通教授的地震裂缝之后——延此断层线不列颠和美国的政治信仰和实践分道扬镳。

存在一种针对议会政府的类共和批判，其宣称腐败必须终结，而平衡各组成部分的独立性必须恢复。英联邦或国家意识形态——有许多名称——在大西洋两岸均被视为理论表述而不是既存政治实践的辩护，然而在美洲殖民地，其重要性远超过其起源地不列颠。

在英格兰及苏格兰的一小部分区域，两拨通常被排除在权力大本营之外的人——托利党绅士和老辉格城市激进派，博林布鲁克在一极，凯瑟琳·麦考利在另一极——完善了对于辉格寡头和赞助的批判工作，以期动员独立的乡村成员反对他们所抨击的内阁。然而这样的努力几乎一定是失败的，安妮女王后期可以作为唯一重要的例外；他们的失败不仅在于乡绅于别人一样汲汲追求影响力，还因为他们能够在议会体制而不是英联邦或国家意识形态中更好地理解他们的角色。

前座议员为国王提供大臣，后座议员则扮演着国家的大陪审团；他们坐在那里，成为比博林布鲁克更好的托利党人，麻木地支持着当时的内阁，因为追根究底那是国王的内阁，直到出现他们不能再支持它的罕见情况。故而英联邦或国家意识形态，在思想史上至关重要，在英国政治实践史上却不那么重要；并且我认为应当将思想生活看成与政治生活同等重要。

然而在美洲殖民地，政治经验和实践呈现为不同的类型——行政与立法的秘密联合，君主与贵族和绅士的秘密联合，政府与社会的统一不能以缩影的方式复制出来。诚如哈灵顿所言，地方平衡不是国内平衡；当问题最初是惧怕，然后是与议会本身的权威断绝关系时，一种将议会实践视为常规腐败的意识形态看起来非常不同。

乔治三世 图片来源：凤凰艺术

三

历史通常是以国家发展的眼光被书写的，而分离的历史则以相分离民族的发展的眼光被书写。然而将美国革命视为一场英国革命的价值在于，这迫使我们以蕴含共同传统之政治风格的分离为视角思考革命，并借此探究相分离的民族是如何形成他们的政治风格的。

当1775年柏克说无人能确知是否存在一个独立的美国或它将如何被统治时，它最终得到的统治形式当然不是其自治经验的简单产物。到目前为止我已说明，议会机构不能在殖民地环境中扎根，而议会反对派的意识形态以相当激进的批判方式指出议会的发展已经为先驳斥后取其代之提供了概念上的方法。然而言外之意似乎很明白，我们必须返回议会机构本身的历史并重新审视其在地方政府上的失败；一个可能的问题是，这一失败是否来源于机构本身处于危机状态的情况。

乔治三世统治的早期阶段在寡头政治中实属混乱和反常。在国王即位前老皮特的战时内阁带来了意料之外的环球胜利以及对于北美大陆上帝国的无限展望。从邮票法案到魁北克法案，殖民地反对的立法意欲使这一帝国合理化并使其容易控制；当时伟大的历史学家大卫·休谟和现代伟大的历史学家刘易斯·纳米尔——二者都不是英格兰人——都指责皮特即后来的查塔姆伯爵，认为他强加给不列颠一个无限的帝国并在因其实现而造成的危机处于最高潮时陷入不负责任的境地。

事实上休谟认为根本不应该实现帝国事业，而我不知道纳米尔在这个问题上作何想法。然而言外之意至少很明白，帝国是偶然的，于英国政府的目的而言并非必要。皮特没有追随丹尼尔·布恩和乔治·罗杰斯·克拉克的脚步去征服圣劳伦斯和俄亥俄；一个定居者的帝国与控制大西洋商业系统的河岸地区相比是无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