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人确实开始认为定居者的帝国属于他们，并且有朝一日使不列颠让出跨大西洋的统治地位；而在如天定命运这般深刻的表述中，人们看到了独立于不列颠的斗争之晦暗轮廓。查塔姆曾在上院宣布说议会不再对美洲具有至高地位的日子到来时，他将建议每一位绅士卖掉他们的土地并移民到那个国家去；他说，越是伟大的伙伴一定控制得越少。更直接地说，英格兰就是统治的伙伴，议会的根基是英格兰不动产和商业社会。这使得与殖民地的和解最终变得不可能。

议会常规政治行为瓦解的一个深层原因是在国王即位不久之后由年轻的乔治三世和他的朋友别德勋爵发起的内阁初步行动。人们集中讨论了行动的意图，而似乎明确的一点是，国王并不打算推翻寡头秩序也没办法这样做；托利党反对派将他的私人和公共讲话添油加醋一番，指明他当然没打算成为“爱国者国王”（这是博林布鲁克对分权意识形态所做的最后贡献）

。但是在赶皮特和纽卡斯尔下台时，国王和别德勋爵在挑拨辉格党和激进反对派——更不要说托利党时做得太过火了。伦敦爆发出激进的不满，并发生了威尔基运动；担任了一两年乔治国王主要顾问的人是一个苏格兰人，并且有一位斯图亚特王室参与交易的情况掀起了一波恶意反对苏格兰沙文主义的浪潮，这样的情况在十八世纪反对派底层经常出现，并且可悲地复现于亚当斯及数年后杰斐逊的著述之中。

激进反对派——因其在寡头政治秘密行动之外而必然受到欢迎——自动表现为强烈抗议腐败的形式，而模糊表达减少贵族对赞助的控制意思的国王发现自己被贴上了主要支持者的标签。当王室试图在那些激进派和贵族都不喜欢的顾问的帮助下运用影响力时，谴责王室的影响力变得更加容易。

别德离开之后，乔治三世小心翼翼地在既有英格兰政治世界中寻找他的大臣；但他自己的行动，加上伦敦、波士顿、宾夕法尼亚街头反对派们的行动，将寡头制引入一种无法完全复原的无序状态。

查塔姆因精神失常而撤手属于个人意外；但刘易斯·纳米尔先生对埃德蒙·柏克的厌恶——事实上是深深的厌恶——部分是由于他相信柏克的论辩将辉格党重返权力的完全自然的愿望扩大为一个道德和宪制问题。不论如何，关于罗金汉姆辉格党人——一个相当含混不清的团体，柏克在其中扮演口齿伶俐的天才的角色——有一点，即他们只是不知道该如何运用他们拥有的权力；当国王及时地找到了可以将议会团结在一起的诺斯勋爵做大臣时，他仅仅是填补了一个因辉格党政治家不称职而留下的空位。

尽管也许不能揭露他们在高级政治世界中日常玩弄的政治手段，这些人受到了前后围攻。他们与日益将腐败的公开谴责对准贵族和王室的伦敦、乡村和美国激进派不对付；而这剥夺了一项他们抨击其不喜内阁的常规修辞手段。在杰克·威尔克斯和山姆·亚当斯的时代，他们绝不会成为国家运动的好领导，他们甚至不想去尝试。柏克《论当前不满情绪产生的原因》的情况——如果存在的话——是其在为英联邦意识形态寻求一种替代修辞；不论如何，对于他的强有力的批评家凯瑟琳·麦考利而言，他似乎仅仅是稀释了激进传统的语言而已。

一个简单的辩证法便会使人想起这种情况的结果是由门外的领导人们发起一波改革；但是在不列颠没有发生这样的事，而在美洲殖民地却发生了。这两个现象当然是不连续的：在不列颠政治背景下，仅在外表上和修辞意义上美国激进派发动的是一次国家运动，并且他们的目标不是改革议会，而是否认其权威。

然而对于美国历史定型非常重要的是，他们发现否认议会权威唯一的意识形态手段是必须坚称议会机构本身是腐败的——不仅是偶然的，而是固有的——并且必须用制订由相反传统提供的类共和替代方案的方式来取代它。

不去探究英联邦意识形态的语言，一个人便不能理解建国之父们的政治文化，无论其在议会制不列颠作为一种修辞工具是多么不恰当，它都为讨论十八世纪政治和社会问题和建立持久存在的政治机构提供了最高级的智识装备。尼克松政府被献祭在最初由老辉格党人建立的祭台之上，刀子依然非常锋利。

不管怎样，在英国历史背景下，若我们将1776年革命视为一场英国革命，我们就必须不仅要问，为什么在美洲殖民地发生了反对议会的革命，还要问，这一革命在议会自身的历史中的有何意义。例如，1760年代为殖民地立法的努力与别德和乔治三世介入后所带来的内阁变动之间是否存在深层联系？似乎有理由认为也许并不存在任何内阁在为美洲立法时存有超出常规的意思——但我们仍然发现一个吸引人的观点，即越是稳定的内阁可能表现得越不顽固，也越是能在危机不治前停手。

在美国和英国人的想法中均持续着不同形式的乡愁，乡愁的持续表明美国从不列颠分离或许本可以避免。然而对于美国人来说，这种乡愁的附属主题是他们愿意去相信失去美国对英国构成了重大打击，也标志着他们统治机构稳定性的深度危机。最后，我认为提供一些理由来解释事情根本不是如此似乎是意义重大的；失去美国是十八世纪政治稳定性的结果，而不是其不稳定性或者它们开始起变化这一事实的结果，人们以一种根本无伤政治稳定性的方式承认了失去美国。

英国议会 图片来源：维基百科

四

如果存在一个美国革命变得无法避免的时刻，那么这个时刻就是殖民地坚定不移地认为他们是 “完美联邦”（perfect states）的时刻——拥有所有主权的立法政府。或许直到1776年他们宣布自己是“联邦”并开始以常规革命的方式谋求主权时，这一切才发生；然而促成这场革命的强有力的理由是，人们发现主权实际上是立法性的并且因而是无法分享的。

英国人一直清楚地认识到情况就是如此，如果议会声称统治殖民地，它就一定要为殖民地立法；但我们都知道，革命的意识形态史为美国人将此视为自明真理带来了非同寻常的困难。因为他们开始相信他们自己是英国人，生活在一个自由的宪制之下，他们便推想自己享有民权，宪制自由，政治德性以及与之相配的自然自由；直到他们发现议会实际上离他们是如此遥远，而他们对那个机构以及与那个机构保持亲密联系的人们的生活知之甚少，他们开始向至高的议会乞求这些东西为止，他们都对此深信不疑。

英国人——除了在一定程度上对英联邦意识形态中的分权感到困惑之外——清楚地懂得自由依赖于议会的至高性，依赖于其（象征意义而不是实际意义上的）立法主权，依赖于一种影响力和赞助统治的存续。

而美国发现的伟大之处在于，英联邦意识形态为一种新且成功的统治形式提供了许多概念基础，然而这仅发生在以推迟承认其主张中的革命属性的方式促成了一场无法避免的革命之后。或许这就是为什么托马斯·潘恩——在一些思考方式上更接近于清教徒和克伦威尔而不是辉格党甚至是老辉格党人的英国人，成了首批呼吁独立革命的人中的一个。

当美国人和他们的一些支持者主张国王应该为立法机构提供彼此实际平等的保护时，诺斯勋爵认为这是托利党人的观点。当杰斐逊在《英属美洲民权概观》中实际请求乔治三世担负起博林布鲁克所说的“爱国者国王”角色——在与议会打交道时不受大臣、他们的联系及影响力渠道影响时，他是在请求国王以这种方式同时与不确定数量的议会打交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