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辛格给领导人的第三条建议是“不管你内政目标是什么，都应将其与所有这些联系起来”。至于美国领导人，要去学习如何更加务实，提高领导力素质，以及最重要的，革新政治文化。

在基辛格眼里，印度是实用主义思维的典范。他记得一位印度前高官在某次活动中解释说，外交政策的基础应该是以解决具体问题为导向的非永久性联盟，而不是将国家固定捆绑在大型多边结构中。

美国不习惯这种交易式外交理念。一个主题贯穿了基辛格的国际关系史著作《大外交》，即美国坚持将其所有重大的对外干预行为描绘成“昭昭天命”的表达，按照自我形象去将世界塑造为自由、民主、资本主义的社会。

基辛格认为这种坚持必然导致一个问题，即道德原则通常凌驾于利益之上，哪怕它产生的结果不令人满意。他承认人权很重要，但不同意将其置于政策的核心位置。区别在于一种是把道德原则强加于他人，一种是说它会对（外交）关系造成影响，但对方怎么做，决定权还是在自己手上。

他说：“我们试过（把道德原则）强加于苏丹，看看现在的苏丹吧。”确实，膝跳反应式地坚持做正确的事，可能为不计后果的政策带来借口。基辛格认为，尽管人们觉得现实主义会主动使用武力，但那些想用权力改变世界的人，往往是理想主义者，现实主义者只是本能地加入其中。

随着中国实力日益增长，印度被认为是一股重要的制衡力量。可是印度自己的问题也越来越严重，宗教宽容度下降，司法偏见加深，媒体被噤声。虽然基辛格没有直接这么说，但如何对待印度，将考验美国外交到底能有多务实。另一个考验来自日本。如果基辛格的预测变成现实，即日本在五年内成为拥核国家，美日关系将充满危机。研究19世纪外交的基辛格知道，是均势外交维持了欧洲的大体和平，他希望美国能汲取英法的经验，从战略上思考亚洲的力量平衡。

领导力也很重要。长期以来，基辛格一直相信个人的力量。比如高瞻远瞩的富兰克林·罗斯福，他让长期奉行孤立主义的美国为一场在他看来不可避免的战争做好准备。比如让法国相信未来的夏尔·戴高乐，激励了一代人的约翰·肯尼迪；又比如德国统一的总设计师奥托·冯·俾斯麦，他的统治灵活而克制——可惜在他被逐出政坛后，德国陷入了战争狂热。

基辛格承认，在新闻和社交媒体不眠不休的今天，很难再按他的风格开展外交。他说：“今天没有哪个总统会给特使像我当年那么大的权力。”但他认为，我们不应该为前方是否有出路而苦恼。“我敬重的那些领导人，从来不问这样做难不难。他们问的是‘有没有必要？’”

他回忆起尼克松时期的助理温斯顿·洛德。“那时我们出兵干预柬埔寨，他想辞职。我跟他说，‘你可以走，去举个标语在这儿游行。你也可以留下来帮我们解决越南战争。’他最后决定留下来……我们需要的是做出这种决定的人，那些生活在这个时代，想为这个时代做点什么的人，而不是顾影自怜的人。”

领导力反映了一个国家的政治文化。与许多共和党人一样，基辛格也担心美国的教育过于关注美国历史上的黑暗时刻。他说：“要有战略眼光，就要对你的国家有信仰。”如今，人们已不再对美国的价值抱有共识。

基辛格还抱怨媒体缺乏分寸和判断力。当他在任时，新闻媒体对他怀有敌意，但仍可以跟他进行对话。他说：“他们把我逼疯了，但那是他们的分内工作……并没有对我不公平。”相比之下，今天的媒体缺乏反思的动力。“我的意思是报道需要平衡适度，并从制度上保证这一点。这应该是媒体的目标。”

洛杉矶时报：还有什么是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不争斗的？

然而，堕落得最厉害的，是政治本身。基辛格进入华盛顿政界时，两党政要经常一起用餐。他跟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乔治·麦戈文关系友好。但今天，一党的候选人跟另一党的国安顾问交好，已经不太可能。尼克松下台后，接替他的福特总统是那种不会对政敌玩阴招的人。但今天，任何手段都被认为是可以接受的。

基辛格说：“我认为特朗普和现在的拜登把（敌意）推到了最高点。”他担心一旦出现类似水门事件的情况，会导致大规模的暴力，而美国又缺少优秀的领导人。他感叹道：“我看不出拜登有鼓舞人心的力量……希望共和党能推出更好的人选。这不是伟大的历史时刻，”他说。“这不是历史上的伟大时刻，但（不迎难而上）另一条路就是（美国）彻底退位。”

基辛格认为，美国迫切需要长期的战略思考。“这是我们必须解决的重大挑战。如果我们不这样做，就真的会应验失败的预言。”

5月20日，G7广岛峰会场边会，拜登被编辑问及美债问题，对澳大利亚编辑发怒：“闭嘴好吗？”

既然一方面时间紧迫，另一方面美国缺乏领导力，那么中美和平相处的前景如何？

“我们都得承认，我们身处一个新世界，”基辛格说，“因为无论我们怎么做，都可能出错。没有现成的道路可循。”但即便如此，他表示仍然心怀希望。“看我这一生，那么多困难都过来了，有理由（对未来）保持乐观。困难是挑战，别老把它看作障碍。”

他强调，人类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虽然这种进步往往发生在可怕的冲突之后——例如三十年战争、拿破仑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但中美竞争可能有所不同。历史表明，当两个这种类型的大国相遇时，一般都以爆发军事冲突告终。“但现在的情况并不一般，”基辛格说，“因为相互保证毁灭和人工智能的存在。”

“我认为建立一个以规则为基础，且欧洲、中国和印度都能够参与的世界秩序是可能的。这已经涵盖了相当大一部分人类……所以从实际的角度出发，它可以取得好的结果——至少可以不导致灾难性后果。”

这是当今超级大国领导人的职责。基辛格解释道：“康德说过，实现和平要么靠人类相互理解，要么通过灾难吸取教训。他认为和平可以靠理性，但没法保证这一点。这或多或少也是我的想法。”

因此，世界领导人们肩负着沉重的责任。他们需要现实主义来面对前方的危险；需要远见去认识到，解决方案在于各国力量达到平衡；需要克制以避免最大限度地使用进攻力量。基辛格说：“这是前所未有的挑战和巨大的机遇。”

人类未来的命运取决于能否做到这几点。在基辛格百岁寿辰到来的前几周，当我们对谈进行了四个多钟头时，他招牌式地眨了眨眼补充道：“无论做不做得到，我都看不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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