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会现场

钱颖一：基辛格博士，非常感谢您参加2021年上海外滩金融峰会，我们对您的到来感到非常荣幸！

基辛格：非常感谢你们的邀请。能回到上海，跟朋友们聊聊，即使只能通过视频，我也很开心。

钱颖一：是的，50年前您来上海的时候，我还只是个高中生。非常感谢您的到来！我想从这个问题开始——您对后疫情时代的全球经济和政治格局有何看法？在您看来，全球治理中最严峻的问题是什么？

基辛格：疫情仍未远离，所以我们还不算真正进入后疫情时代，当然我们希望看到疫情的影响逐渐消散。疫情对我们的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从我个人经历的角度来看，疫情削弱了我和朋友们之间自发交流的能力。现在大家只能借助互联网、Zoom来沟通，所以真人意义上的人际关系正在减弱。与此同时，各国不得不集中自己掌握的资源，来保障本国国民的健康和安全。虽说这种情况是不可避免的，但它的确削弱了我们的大局视野。对于疫苗研发和生产以及相应的诊疗方法等领域的良性竞争而言，这不是一个好消息。

所以我认为，各国政府和私人机构应该尽力加强沟通，特别在那些并不存在争议的非政治议题上，包括科学研究、历史研究、商业活动等，以此在各国之间重新发展出一种共同体意识。这一举措在当下尤其具有重大的意义。因为当前，人类史上首次面对这样的情况——每个地区都与其他地区相连，每个地区发生的事件都会对其他地区产生影响。这是因为高速通信技术的发展。

因此，在后疫情时代的世界里，各国如果可以就共同关心的问题，至少就医疗和非战略等方面的问题形成共识，将是非常令人乐见的。即使是在战略领域，我也非常希望各国可以展开对话，探讨涉及人类共同利益的问题的解决之道。

我认为，这就是我们面临的最大挑战。

钱颖一：您特别强调了沟通的重要性，距离您上次访问上海已经过去50年了，在这段时间里，通信技术的发展有了很大的提升。在您看来，当今世界各国之间主要的沟通阻碍有哪些？显然，如今技术已经不再是主要的沟通障碍了。

基辛格：50年前我访问中国的时候，中国还没有建立有效的跨洋电话业务，一个人想从中国联系美国，要花相当长的时间。从这个意义上说，相比现在，我当时在中国感到非常孤单。另一方面，随着我对中国的了解不断加深，沟通和对话的障碍也在大幅减少。

当今世界有一种趋势是，在面对共同问题时，各国强调的是本国方面，尽最大可能地确保本国利益。这是一个很好的目标，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有一些系统性的讨论以及设立相关机构来解决各方的共同关切，强调现代社会互联互通的性质。虽然通信技术已经今非昔比，但各国之间的政治隔阂却日胜一日，所以，讨论和对话是必要的。

钱颖一：确实，各国之间在许多问题上还存在冲突、竞争和分歧，但在大量问题上仍存在共同利益，包括公共卫生、气候变化等。对于世界各主要国家携手应对这些重要议题，您有何建议？

基辛格：据我了解，世界卫生组织已经制定了全球协作的疟疾防控项目，这个例子很好地说明了各国之间可以通过合作达成怎样的目标。我们应该从疫情中学到一件事，那就是必须进行系统性的合作，共同应对未来的疫情风险。各国需要做出相关决策，防范疫情的发展。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共同议题，比如气候问题。我注意到，中国已经决定停止新建境外煤电项目。我认为这一举措为全人类做出了建设性的贡献，这是一项以人类福祉为出发点的举措。我对中国领导人在作出这一决策时体现出的智慧表示赞赏。

当今世界面临的基本问题是，各国究竟是只需要关心自己的国家利益，还是需要认识到当今世界是互联互通的。今后，还将出现大量问题需要各国共同应对，如果世界沦为各国民族主义的竞技场，那么防范相关误判和避免冲突的难度将大大增加。所以我希望各国领导人首先履行好对本国人民的基本责任，同时我也希望他们能够牢记，世界人民通过共同的人类纽带联系在一起。我希望他们能够认识到，可以通过在诸多领域创建相关机构来实践这一理念。

钱颖一：在这些方面，您希望美国政府做些什么呢？不只是出于美国的利益考虑，也为了世界利益。

基辛格：美国政府已经表明其承诺，支持世界各地的疫苗接种工作，特别是关注那些因医疗卫生资源匮乏而难以独自开发疫苗的国家。其他许多国家也有类似的项目。但在通过系统性的合作应对疫情的出现和控制疫情，以及生产所需药品方面，他们并没有形成合力。这是其一。

其二是，各国需要支持制定预防性措施的联合行动。这些方面的努力，至少可以通过两种方式进行。可以由各国的国家机构主导，然后再与世界各地的相关机构联系起来。也可以首先建立区域性的，然后逐渐建立全球性的国际机构，为这些问题的系统性解决奠定概念性基础。

基辛格秘密访华时留下的照片 图自新华网

钱颖一：您曾在20世纪70年代担任美国国务卿，当时美国的全球战略发生了重大转变。您认为现在的美国全球战略调整和当时相比有什么相似之处吗？这会给今后几十年的世界秩序带来哪些影响？

基辛格：的确，美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国家，这是事实。但您的措辞似乎意味着所有事情都可以由美国单独完成，其实不然。尼克松总统上任时，世界各国分为若干个激烈对抗的阵营。美苏之间的敌对气氛浓厚，被称为“冷战”。 许多现在我们看到的技术，在当时都被用作对抗的手段。

而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当时的中国还身处国际体系之外，也就是说，中国还没有恢复在联合国的席位，当时的世界体系也还没有接纳中国。当时在美国，关于是否应该重新处理与中国的关系，曾经引发了一场非常激烈的辩论。有人主张重建两国关系，也有人认为，中国和苏联关系密切，属于同一个问题的一部分。这方面，尼克松总统的一个重大贡献是，从上任之初，他就坚持认为中国不能被排除在国际体系之外。他认为，同中国发展关系并开展一定程度的合作是符合美国的利益的。事实上，我就是携带着他的这些指示来华访问的。在我飞往中国的途中，他在堪萨斯城发表演讲时说到，世界秩序应以合作为重，每个国家都需要做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