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西洋海底有一条南北走向、长约一万英里的山岭，被称为大西洋中脊。来自俄罗斯、波兰和法国的采矿公司，已经取得了在大西洋中脊的某些海底山脉附近勘探热泉喷口的许可权。同克拉里昂·克利帕顿断裂区一样，这些热泉喷口矿场也被一连串禁渔区隔开，从理论上说，在采矿的机器离开矿区前往下一片作业区域后，这些禁渔区就可以帮助矿区的生态系统恢复如初。

人们希望生态系统可以依靠这些保护区得以恢复，而实际上，挤在矿区之间的保护区很容易被噪声和有毒的沉积物云损害。除此之外，矿区生态的恢复需要以动物幼体的流入为前提，虽然年幼的动物天生就会这么做（它们可以乘着水流，漂到沿海底山脉分布的各个热泉喷口，然后在那里安家落户），但到目前为止，我们还不清楚不同的物种分别能漂流多远的距离，也不知道它们能否跨越矿区，安然无恙地穿过被污染的海水。开采矿石很可能会导致热泉喷口栖息地的缩减和破碎化，而这类零星存在的栖息地几乎不可能长期存在。

对保护生态系统来说，更保险的选项是完全禁止在热泉喷口区域采矿，类似的预防性措施已经在某些海域付诸实施了。比如在南极海域，南乔治亚岛和南桑威奇群岛周围的保护区一劳永逸地禁止了所有采矿活动，这项禁令保护了整个深海热泉喷口和所有栖息在喷口附近的生物，比如胸口长着红棕色绒毛的雪人蟹。

还有很多海域的热泉喷口没有得到任何保护。壳中含铁、脚上长鳞片的鳞足螺只生活在三个偏远的印度洋黑烟囱附近，而其中两个的勘探权已经被出售给采矿公司。由于未来面临深海采矿的威胁，科学家将这种海螺列入IUCN的濒危物种红色名录，等级为濒危。

针对栖息在深海热泉的海螺、蛤蜊及其他软体动物的全面调查，揭示了这类动物面临的危机：全世界一共有189种生活在热泉喷口附近的软体动物，科学家认为其中只有25种不会受到深海采矿的威胁。这25个物种全部生活在不允许采矿的保护区内，包括长着光滑的螺旋形贝壳、大小与高尔夫球相当的神盾螺（Gigantopelta），还有贝壳线条精致、形似炮塔的普氏螺（Provanna），这两种海螺都跟胸口长毛的雪人蟹一样栖息在南极的热泉保护区内。

除了这25个物种，其他所有生活在热泉喷口的软体动物都面临着不同程度的灭绝风险，它们在红色名录里的等级介于易危和极危之间。如果对其他种类的动物进行类似的调查研究，想必结论也是一样：采矿会把深海物种逼上绝路。

雪人蟹

四

只要做法得当，海洋生物和人类就都有希望从海洋保护中受益。然而，令人担忧的是，“保护”的含义始终模棱两可。有很多研究证明，保护海洋最有效的措施是设立禁渔区，禁止捕捞作业或者其他任何采矿活动，至少在管理措施恰当的前提下如此。可现实情况是，有不少保护区名不副实，不能说完全没用，充其量算是聊胜于无。

比如法国。2022年，法国宣布超额完成了保护30%的领海的目标。

法国是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领海国家，海洋国土面积将近400万平方英里。法国领海的绝大部分都不在领陆周围，比如，位于太平洋的法属波利尼西亚和新喀里多尼亚，位于大西洋的法属圭亚那，以及南印度洋上的一连串不知名岛屿，这些都是殖民时期的遗产。

在法国拥有主权的所有海域中，只有不到2%属于受到高度保护的禁渔区，而且这些管理严格的区域大多位于无人居住的亚南极岛屿附近，比如克罗泽群岛、凯尔盖朗群岛、圣保罗岛和阿姆斯特丹岛。相比之下，在法国领陆附近，只有极少数海域受到了保护。其他地方的情况与法国类似，比如，地中海只有0.06%的洋盆受到严格保护，而在大西洋东北部，这个比例只有地中海的一半。

在已经设立的海洋保护区内，现实情况甚至比上面列举的数字更令人担忧。

在欧盟国家的海域，仍有商业拖网渔船在超过50%的保护区内进进出出。从去往欧洲海域作业的船只上传的定位数据看，渔船在保护区内下网的频率比在保护区外更高。有些属于非法捕鱼，这当然需要有关部门来处理；但也有相当一部分捕捞作业是完全合法的，因为有很多保护区允许捕鱼。结果就是，保护区内的海洋生物经常过得还没有保护区外的海洋生物好。在欧洲的海洋保护区内，濒危鲨鱼和濒危鳐鱼的种群规模比其他地方小，而当初设立保护区的目的正是保护包括这些鱼在内的海洋生物。

在脱离欧盟后，英国的情况也没有好到哪里去。

尽管英国政府高喊要从欧盟收回管辖权并承诺保护英国的领海，但相关政策的推进非常缓慢。英国当局自豪地宣称，有将近1/4的英国领海已经得到了保护，但几乎所有海洋保护区都允许挖泥船和海底拖网渔船进行合法作业。英国脱欧几年后，本就多到离谱的拖网捕鱼活动非但没有减少，在有些保护区内反而增长了两倍，设立更多禁渔区的计划也虎头蛇尾。

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保护环境沦为一种政治上的权宜之计，它优先考虑的往往是政治目标，而不是真正的环境需求。这种保护虚有其表，只看重数量而不看重质量。宣布成立后便放任不管或者管理条例弱到几乎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的海洋保护区越多，各国领导层忽视海洋真正困境的风险就越高；越是把海洋保护区设立在那种偏远得没人看得见或者几乎没有渔船会去的地方，它就越没有意义。

如果这些事实上未受到保护的保护区没能兑现当初的承诺，为我们带来好处，比如促进渔业的发展、改善人们的生活及提高海洋生物的多样性，相关决策者就有可能彻底放弃设立保护区的想法。

不能这样。

我们必须相信和庆幸海洋生物拥有不可思议的恢复能力，并且谨慎和有效地助它们一臂之力。只要条件允许，保护海洋的任务就应该交由那些在保护区周边生活和工作的人来主导。制订海洋保护计划需要把不断变化的气候考虑在内，而落实保护措施则需要国际间协作——如果一个物种的活动区域与多个国家的行政管辖范围有重叠，这些国家就要通力合作。

2015年，比尔·巴兰坦去世前曾写道：“设立保护区的地方需要保持荒野状态。”这位海洋保护先驱生前一直致力于寻找应当受到保护的重要海域，并且倡导在这些海域禁止任何形式的捕捞活动。他从不认为这些受严格保护的海域就是海洋生命在人类世苟延残喘乃至繁荣昌盛所需要的全部条件。

相反，巴兰坦明确表示，我们还需要靠其他手段来限制人类活动及其对海洋造成的影响，比如管制渔具和控制污染，而设立禁渔区应当是在这些既有手段基础上的锦上添花之举。

《海洋明天的样子》，海伦·斯凯尔斯 著，中信出版集团2025年5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