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何江弘】

大家好，我今天讲的话题可能略显沉重。

我是一名神经外科医生，这几年我们通过外科手术的方式治疗一些植物人，希望他们的意识能够得到恢复。在和植物人的家属的接触中，我们也有很多感触以及新的认知，希望今天能够和大家一起分享。

五年前，我在青岛参加一次会诊。一个小伙子因为一场车祸而昏迷了九年。在早期的治疗之后，家人对他进行了精心的护理，每天坚持给他翻身、拍背、洗澡、按摩，他的状态保持得很好。

但是在这九年里，他的家庭发生了很多变故。他的爱人和他离婚了，他的妈妈因为操劳过度去世了。他的父亲已经年届七十，这位老人希望能够请到一个有经验的专家帮他再看一看，他的儿子是不是还有希望醒来。

如果儿子确实没有机会再醒来了，那他现在的身体状况也已经没法继续照顾他了。他只能痛苦地去放手，让他的儿子慢慢地在这个过程中死去。

植物人的生存时间是由什么决定的呢？是家属的陪护，和他的治疗决心。除了意识没有恢复之外，很多植物人的身体非常好，甚至有的比正常人还好。他们没有我们的那些喜怒哀乐，生活得非常平静，只要身体状况维护得足够好，他们就有可能长期生存。

但是这个治疗过程对于陪护者的巨大煎熬，往往导致许多家庭不得不作出放弃的决定。一旦放弃，病人很快就会出现各种严重的并发症、营养不良，感染其他疾病而死亡。

这些患病的家庭他们到底经历了什么？这是大部分植物人家庭每天的日程表。

在早上六点起床之后，他们需要每两个小时为病人翻身、拍背、吸痰，以防止长期不翻身造成的皮肤压迫、破溃、褥疮或肺部感染。

他们需要每天给病人喂食五到六次。长期卧床的病人消化能力非常低，每次进食只能吃很少的量。为了维持足够的营养供给，必须增加进食次数。除此之外，他们每天还要把病人扶到轮椅上接受各种的康复训练。

日复一日的繁重劳动，除了身体上给家庭成员带来负担，也给他们造成了非常大的心理困扰。

有这样的家人在旷日持久的治疗中看不到结果，他们也生活在一种非常压抑的情绪下。他们甚至不敢出去旅游，因为这会让他们自责：我们为什么不把多余的精力拿来照顾我们的亲人？为什么不把多余的金钱拿去为他们寻求更好的治疗？但是每个家庭成员也有自己的生活，他们终究需要回归到一种正常的状态。

如果说身体和心理的压力还能忍受，那经济上的压力是无法回避的。植物人大部分都是因为严重的脑损伤导致的，在早期他们接受了多次手术，ICU的长期治疗、后续的一些复杂的治疗手段以及康复训练，消耗巨大。第一年的治疗大概就要支付50万到100万，之后的维持治疗每年也至少需要20万。

车王舒马赫2013年因为滑雪中的一场意外而变成植物人，尽管他富可敌国，但是五年多的治疗花费了1亿多元人民币，到现在也不得不变卖家产。可想而知，这种压力对普通人而言会有多大。

车王舒马赫

对社会也同样如此。每年，在中国，花费于这些患者的治疗康复的费用超过500亿，而且这个数量还在不停地增加。这对我们的医疗体系、社会保险以及整个的社会运行体系，都造成了非常巨大的压力。

刚才我们讲的是青岛的这一个患者。在中国，这样的家庭还有将近50万。（中国的植物人总数目前尚无权威统计，这个数字根据国外发病率估算而来。）这个总数还以每年7到10万的速度在增长。随着医疗技术发展，急诊病房和ICU的死亡率明显地下降。但是医疗进步的尴尬就在于，我们能够把这些病人救活，却又没有办法把他们救醒，这直接导致近年来植物人数量明显增加。

再来看一看他们的病因。最为常见的是外伤，大概有60%到70%的病人都是因为外伤成为植物人的，而造成外伤的主要是车祸、工伤和暴力。还有脑血管意外，包括各种严重的脑出血以及脑梗死。还有一种是心肺复苏之后的脑缺氧，在心跳停止之后脑的供血供氧都会停止，当大脑的供氧停止五分钟之后就会造成不可逆的损害，很多病人虽然经过抢救生命得以维持，但是他们的意识却没能恢复过来。

在所有的致病因素里面，我印象最深的是这一类——可能唯一让大家欢天喜地去住院的就是去住到产科，迎接新生命，但是生孩子从来就不是一件没有危险的事情。这几年，随着二胎政策放开，高龄产妇越来越多，在我们的病房里，每年都会收治大概10名以上因为在生产意外而造成的植物人。怀孕期间的妊高征，手术中的麻醉意外、大出血、羊水栓塞，导致她们在生育过程中昏迷了。

解放军总医院脑科二病区每年收治200例植物人患者，其中约有10名是产妇

我希望每个准备成为母亲的女性做好足够的心理准备，认识到妊娠的整个过程的风险，以及可能的并发症，及时就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