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青没有被丰收冲昏了头脑，他知道，要走出一条中国农村的发展道路，这只不过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他知道，农村需要解决的最迫切问题，除了吃饭，就是看病，广大农村缺医少药，他知道，不能丰产，就没有饭吃，但仅靠种地，却不能使农民增加收入，要使农民致富，需要有集体的企业和商业，在劳动力、土地成功组织起来之后，农村要办大事，最需要的是资本。

1960年，长篇小说《创业史》第一部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在出版前一个月，柳青就将所有的稿费一万六千零六十五元，捐给了胜利人民公社，作为公社的工业基建费用，公社用这笔“巨款”修了一座农业机械厂，后来又建了王曲卫生院。为给村里拉电线，柳青更预支了小说第二部的部分稿费（《创业史》原计划写四部），于是柳青的后半生几乎就是在债务中渡过的。用柳青女儿的话来说，他的后半生活得几乎像一个乞丐，几乎连看病的钱都没有。

像一切苦行者一样，这个当代中国“发行量”最高的作家之一去世时一贫如洗，他盛年而逝，并不长寿（终年62岁）。

病重的柳青（视频截图）

在病榻上，柳青完成了《创业史》第二部的上下两卷，出版于1977年的小说第二部，不是以合作社的胜利发展，而是以合作社陷入巨大的危机结尾。令人惊奇地是，在柳青看来：造成这种危机的不是合作社生产发展和经营不善，恰恰相反，而是由于它的经营过于成功，这种成功一方面将最自私落后的人也吸引进合作社，造成了合作社从内部瓦解的危险，而另一方面，这种巨大的成功，也唤起了人性中最古老的东西——嫉妒。

蛤蟆滩上的另一位共产党员，深深地嫉妒梁生宝的成功，而他不甘落后的方式，却不是在事业上与梁生宝竞争，而是四处制造舆论，期望着梁生宝的垮台，使梁生宝丧失组织上对他的信任。

换句话说，柳青临终前思考的问题也许是：中国农村组织化的成功，就是信任的确立，这种信任是广大农民对于梁生宝这样的农村带头人的信任，是梁生宝对于党的信任，也是党对梁生宝的信任，中国农村的奇迹，就来自于一句朴实的话：相信群众相信党，就来自建立在这两个相信基础上的梁生宝的自信，来自中国农民改天换地，充当历史主人公的自信。而在柳青看来，这种信任、这种自信，是中国农村最宝贵的东西，它千金难买，失之不可复得。

四、时代呼唤梁生宝

有学者说：与苏联所理解的不同，中国共产党所进行的不是什么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革命，因为从一开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就是共产主义革命，这种共产主义，既是马克思意义上的，更是《礼记》里所说的天下为公——“平均地产，耕者有其田”。

新中国刚刚成立，我们以牺牲了19万志愿军将士为代价，换来的是中国现代工业发展的启动资本——苏联156项援助，而那些牺牲者都是翻身农民。今天某些咒骂毛岸英烈士的无知者，他们不知道中国是怎样才拥有了第一辆自己制造的汽车。

中苏分裂，是因为中国人拒绝用国家主权换取发展资本，于是，我们只能靠大寨、靠大庆，只能靠自力更生，发奋图强。穷棒子互助组——这就是我们整个国家的形象。

上世纪60年代，当国家经济在建设中出现困境的时候，又是广大农村，接纳了数千万城市青年，是农民省下的口粮，养育了新中国成长起来的第一代英雄儿女。

上世纪90年代，当我们在发展中遇到阻力的时候，又是乡镇企业异军突起，托起了风浪中的中国经济。

人民万岁，农民万岁。新中国发展的前后三十年，不能互相否定。

如今，中国共产党率领中国人民，已经奋斗了九十年。如果把这九十年分为四个时期，那么，我们用三十年解决了挨打的问题，用三十年解决了挨饿的问题，用三十年实现了富裕，当我们面对着新的三十年，思考中国共产党人的伟大历史使命时，在我们党的无数英雄人物里，我们想起了柳青、想起了王家斌，想起了梁生宝。

不久前，在建党95周年的时候，我们制作了一个电视短片，叫《我是谁》，这个短片，向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庄严宣示了什么是共产党人，什么是新的历史时期，每一个共产党人的历史使命。

什么是共产党人呢？共产党人，就是那个最早开工的人，就是那个最后离开的人，——我是中国共产党，在你身边。

今天，我们的国家已经发展起来了，党中央制定了各种惠农政策，转移支付制度和扶贫制度，使大笔的资金向农村倾斜，但是，我们广大的农村，还有着大量的贫困人口，更重要的是，还有几亿留守老人、留守妻子、留守儿童，他们不是一般的缺钱，而是缺少呵护、缺少关怀，他们最缺乏的，不是别的，而是陪伴，是二十四小时，当你孤独无依的时候，他打着灯笼顶风冒雨而来，他说：大爷，大妈，我是您的儿子，毛主席派我来看您，您放心，我在您身边。

在他们受伤时背他们下山，当他们生病时守在窗前，在他们孤独时与他们话加常，把党的扶贫款送到他们的手上，甚至搭上自己的收入。比起打天下，做江山，比起上项目，赚大钱，这毫无疑问都是小事，但是，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神圣使命，这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的根本宗旨，是中国共产党胜利的源泉——而这就是柳青、王家斌告诉我们的东西，这就是时代呼唤梁生宝的原因。

当这期节目即将结束的时候，我请大家记住这样两个普通的中国共产党人：

柳青同志，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国青年报编委，主要创办者。曾任中共长安县委常委、副书记，他的长篇小说《创业史》被翻译为十几个国家的文字，1975年4月13日，毛泽东主席特别请人找来《创业史》，这本书，伴随着人民领袖度过了人生中最后的岁月。1978年6月13日，柳青同志在北京逝世，他生前将所有稿费收入捐献给了农民，他最爱的女儿结婚时，他没有给一分钱，而是给了这样一幅字：襟怀纳百川，志越万仞山，目及千年事，心地一平原。

王家斌同志，195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陕西省劳动模范，1956年，他率领的胜利合作社，创造了陕西地区水稻亩产千斤纪录，这个纪录，至今未被打破。1990年6月13日，王家斌同志在家中病逝，这一天，正是柳青同志的忌日。

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历任长安县委书记，与成千农民一起参加了王家斌同志的追悼会，毛泽东主席说过，一个人的能力有大小，只要他有这样一种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柳青同志和王家斌同志，就是这样的人，面对他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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