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叫：“心地一平原”呢？捷克作家昆德拉曾经说过：当伟大作家写作的时候，世界如同大道一样向他们敞开。

而我们的古人说过：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这就是鲁迅的胸怀，也是柳青的胸怀。

我想，正是为了呼唤这样的襟怀，习近平总书记方才与我们讲到了柳青，正是为了开启这样的襟怀，他方才与作家们谈起了自己的文学观和心路历程，奔向高天厚土的襟怀，与天下苍生同心同德的襟怀——这就是1942年，毛泽东同志在黄土高坡上，向作家们呼唤的东西，这也是习近平总书记给我们上的文学课所讲述的精髓。

而我们的这期节目，就从这里出发。

二、柳青

1916年，柳青诞生于陕西省吴堡，因为家境尚可，他八岁开始上学，中学时代的柳青，喜欢外语和经济学，那个时候，他把一本英文的《纳氏文法》背了下来，并刻苦研究政治经济学，1937年，柳青考入西安的平津联合大学，学习俄文，在刻苦学习外文的过程中，柳青读了大量的西方文学经典，而当学校准备迁往汉中时，柳青决定离开大学，奔赴延安。

柳青的大哥毕业于北京大学，他希望弟弟能够成为经济学家并出国留学，他万万没有想到，柳青准备献身文学，并到延安去“闹”革命。

1943年，柳青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鼓舞下，到米脂县一个贫穷的村子里当文书，在那里，他脱下西装，与农民吃住在一起，并写下了长篇小书《种谷记》，三年驻村生活彻底改变了柳青，三年后，当他背着破铺盖卷出现在家乡榆林时，他的哥哥伤心地说：你咋革命把自己革成了这幅模样啦！

柳青（视频截图）

1947年，柳青奉命去大连创办群众书店，在那里，柳青与苏联红军和苏方工作人员有很多接触，他一方面为苏联现代化的经验所鼓舞，同时，他也注意到，在“老大哥”眼里，中国革命就是农民革命，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道路不纯粹，苏联人普遍认为，中国搞的是“山沟沟里的马克思主义”。在大连，他主持出版了东北第一套《毛泽东选集》，向中国和世界介绍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开辟的革命道路。

1948年柳青在炮火中跨越华北平原，回到陕北参加人民解放战争，并随同解放大军进入北京。

1951年，柳青参加中国青年作家代表团到苏联访问了三个月，当时他只有36岁，是九级干部，他的长篇小说《种谷记》初版发行70万册，创造了中国长篇小说的发行记录，随即被改成电影《沙家店粮站》，引起轰动。但是，在上海举行的《种谷记》讨论会上，一批现代文学史上赫赫有名的老作家，却对这部作品评价很低，批评的意见主要集中在两点：第一，用西方文学的心理描写写农民，是否可行？有着丰富心理活动的农民是否真实？柳青笔下的农民，是否背离了鲁迅所写的阿Q这样的典型？第二，一部文学作品，是否能够承担复杂的经济学和经济史的思考？

这种批评，折射出解放初期，城里的作家，对于解放区来的作家的一种情绪，对延安所走出来的中国道路的怀疑。而在与会作家中，只有巴金肯定说：这部小说是全新的，在文学史上有开创意义。如果沿着这条路走下去，作者将开辟一条全新的文学道路。

1952年5月，柳青做出了一个决绝的决定，他放弃了在北京的领导职务，踏着最后一场潇潇春雨中的泥泞路，到陕西省长安县的皇甫村落户，做出这样的决定出于两个原因：第一就是专心写作，而且是像巴金所期望的那样，走一条全新的文学道路。第二，在现实调查研究中，思考他自己所关心的中国经济发展问题。

在中国作家中，柳青是最有政治经济学研究素养的一位，政治经济学认为，生产力由劳动力、土地和资本三个主要方面构成，而在解放初期的中国农村，虽然实行了土改，广大的贫困户分得了土地，但是由于贫困户往往由老弱病残构成，在畜力和劳力方面均不占优势，更缺乏生产资金，因此在农村社会依然处于弱势。

仅凭土改不能改变广大农村贫困户的弱势地位，于是，在当时的中国基层农村，出现了贫困户把劳动力、土地和资金组织起来，办互助组的尝试。从理论上说，这种尝试是正确的，但是由于数千年来，中国农村都是一家一户的单干，这样的尝试是否符合中国的积习，是否能为广大农民所接受，在实践中是否可行——这便是摆在全党和全中国面前的重要问题。

柳青就是带着这样深深的疑问和渴望来到皇甫村的，而当时的皇甫村有一个六户人家组成的互助组，但是，当柳青到来时，他却发现这个互助组“烂包”了，临到区委开会时，互助组的召集人郭远彤却在家里蒙头大睡，怎么叫他，他再也不肯出山了。当时的西北局领导请柳青去调查另一位互助组的带头人时，柳青通过深入考察，发现那个带头人是个土改时的轰炸机，以好吹牛著称，在群众中缺乏威信。

初到长安，柳青发现：把劳动力、土地、有限的资本组织起来，有利于发展生产力，这在理论上固然是正确的，但是，由于在现实中国农村缺乏这样的组织者，这条道路很难走通，因为这里的核心在于信任，即这样的组织者必须信任党的政策，同时，他必须得到广大农民的信任。但在基层农村，一家一户的农民之间所最为缺乏的就是这种信任。

也就是在那时，有人告诉柳青说，就在皇甫村的一河之隔，有一个叫王家斌的农民领导的互助组不但办成了，而且还创造了水稻亩产千斤的成绩，柳青听到这个消息的几天后，就趟着河水到了对岸，在王家斌家的草棚前，柳青遇到了正端着碗吃饭的王家斌，他和王家斌一气聊了一上午，柳青回来后，一夜难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