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鹿洞书院学规》这是中国政治的非常好的文献。总书记在北大发表了一篇讲话，讲话涉及到中国历史上许多关于治理的好文章，我们总结中国历史上的治理体系，这些好文章，都应该找来认真读一读，因为这里面有真学问。

接下来要推荐的是王阳明和他的《传习录》，在中唐以来的中国政治史上，王阳明可谓是横空出世。因为他是做事的楷模、行动的楷模、实干的楷模，他也是成事的楷模，无论读书、打仗、治理，他办什么事，就能成什么事，中唐以来，政治家和官员都是文人，是专家型的技术官僚，他们都比较的老实，比较循规蹈矩，有英雄气概、能办真事的很少。与中唐以前贵族化的社会精英不同，宋以来的官员是老实、听话、守规矩而没有能力，与贵族型的治理者比起来，靠考试上来的文人型官员的缺点是不能干事、不会干事、不敢干事，更重要的是：由于选拔任用的程序化、僵化，整个官场和治理队伍的心态和氛围是比较压抑的。而这种灰色的氛围，到了王阳明却为之一改，为之一扫。

王阳明

我们讲三个自信，在历史上，政治家的自信很少能超过王阳明的。

我们可以把他和柳宗元比较一下。王阳明和柳宗元都曾经被发配到很遥远的边疆，分别发配到广西和贵州去了。官场的失意极大地挫伤了柳宗元，第二次被贬后，他的精神和意志近乎崩溃了，柳宗元曾经写信给他的上司说：有一个人掉在深沟里，他呼号，他抱屈，但没有人听到，听到的人都不理他，或者经过的人，手里也没有绳子，不能搭救他。而恰恰您从这儿走过，您同情我，您手里恰好有绳子，这是最后的机会，您救救我，您把绳子垂下来，你把我从沟里拉上来吧。这种凄惨的呼号表明，柳宗元的意志差不多被官场失意摧毁了，他的精神接近崩溃了，他是比较软弱的，他以为当不了大官、回不到中央，这辈子就完了，其实，韩愈在写《刘子厚墓志铭》时说，如果柳宗元不是官场失意，就不会有那么多锦绣文章留下来了，幸与不幸，这其实很难说呢。

因此，毛主席读到柳宗元的苦诉的时候，每次都感慨：二王八司马是人才，年纪轻轻的不能不给机会。

王阳明恰恰相反。他是个愈挫愈勇的人。他告诉我们说，一个人转移心灵痛苦、精神痛苦的办法，就是去做实事，你做的事越具体、越实际，就越有利于抗拒心灵的痛苦和精神上的失意。这就是他所谓“事上磨练”。而读书人的毛病，就是想得太多，你想得越多，就越畏葸不前，就越心灵痛苦，事上磨练，磨什么？就是通过做事，把你心灵和精神上的那些痛苦磨掉。

因此，他丢官之后的感受，跟柳宗元恰恰相反，他反而很得意，他悟道了，发配边疆，使他看懂了《论语》里的话：。“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他在那个时候写了诗：“投荒万里入炎州，却喜官卑得自由，心在夷居何有陋，身虽吏隐未忘忧”，毛泽东就从王阳明那里学到了这种强大的意志力，毛泽东那些豪情万丈的诗，都是在最艰苦、最困难的时候写的，《七律·长征》就是这样，毛主席自己说过，环境一好，他反而就写不出诗来了。

我个人非常喜欢王阳明这首诗，什么是自由呢？康德说，自由就是这样一种信仰，就是坚信世界是有规律的，人类的发展是有目的的。一句话，道路是曲折的，而前途是光明的。仅从个人一己的角度看，人生苦短，怎么算计几乎都是亏的，但是，从人类总体角度看，我们都在不自觉的、情不自禁地创造着人类的史诗，都在情不自禁地为他人，为子孙后代做着贡献，这就是人类的天命啊，明白了这一点，就是知天命，就是达到了王阳明所谓的自由、康德所谓的自由。

“却喜官卑得自由”，中唐之后，只有读书人才能做官，读书的目的，就是做官，学而优则仕，白首为功名，社会评价标准只有华山一条路，在这条拥挤的道路上，扭曲异化了多少人啊！这是中国治理史上一个很大的悲剧啊。到了王阳明，他总算把这个事想开了：当官与做事，不是一回事吗。办事非要当官啊？不当官就不办事了？现在的问题恰恰是当官的不办事啊，官越大，就越不办事啊。你不能说，等我做了大官，我才能办大事啊！王阳明就不是这样，他一辈子无论官大官小，活一天，就办一天事。宁肯不做官，他也要做事。王阳明在很高的位置上，几乎到了兵部侍郎的位置上，因为反对刘瑾，被发配到龙场。他到了龙场悟道了，如今我不是中央大员了，我也没啥想法了，这样我就更可以放手办自己想办的事了。

王阳明改变了中国官场的作风，他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行动力和强大的意志力，这个人像尼采一样，这是他非常重要的一面，大家说他狂，首先是因为他敢干。有什么了不起的？我们今天叫做三个自信。怎么解释他的狂呢？王阳明，他一辈子之所以具有高度的自信，就来自他能干事、敢干事，勇于成事，即使被贬到龙场，他也是高度的自信，真是自信到家的一个人。因此，第一件事情就是他敢于去作为，敢于去行动。所以他著名的话叫做“知者行之始，行者之成，圣贤只一个功夫，知行不可分作两事”。我们说中国的思想影响了日本，第一就是朱子学影响了日本的基层，老百姓都听话守规则，第二个，便是阳明学影响了日本的上层，并与武士道结合在一起，就是上层精英要敢作敢为，不怕牺牲。日本的精英、治理阶层，没有那种见花伤心，见水流泪的士大夫气、头巾气，这就是阳明学的影响。

第二个，王阳明改变了中国官场的作风，改变了治理者的心态，就是他说的“我心光明”。我认为这是最重要的，也是所谓“阳明心学”的实质。

王阳明深知中国官场的积弊，他看到了治理者心理的健康、精神的健康是非常重要的，一批读书人，挤在这样一条弊端丛生的仕途上，心灵上不扭曲，那才怪呢。整个干部队伍的精神状态，这是治理的大问题啊。这个问题，仅靠填词作赋去派遣是不行的。

他在龙场被贬了五年之后，被重新启用，做都御史，正好赶上朱辰豪叛乱，王阳明几乎是只手平朱辰豪之乱，而且把朱宸濠活捉了。大家都恭贺他，他却说“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区区剪除鼠窃，何足为异。若诸贤扫荡心腹之寇，以收廓清之功，此诚大丈夫不世之伟绩”。而这就是总书记说的“治世容易治心难”。

所谓扫荡“心腹之寇”，就是扫荡弥漫整个官场、整个治理队伍中的士气低落，精神扭曲，他提出的办法其实简单：大家不要胡思乱想了，不要总是想回中央了，不要心灵痛苦扭曲了，还是集中精力做点事吧，能做多少是多少，做事是实的，其余官帽子大小，那都是虚的，功名利禄是虚的，名声更是虚的。不要沉浸在玄谈玄想里面啦，那只能使你更痛苦，更萎靡不振啊。说白了，这就是他说的“事上磨练”。

还有，要心气平和啊，而怎样才能心气平和呢？他说“天下之人心，皆吾心也”，怎么做到我心光明呢？就是你始终把自己当做天下人，跟天下人始终同心同德就对了，你的心就光明了。他悟道的诗是这样写的：“大道即人心，万古未尝改。长生在求仁，金丹非外待。缪矣三十年，于今吾始悔。”

王阳明为什么被称为圣人呢？因为他为中国的治理者提供了强大的意志力，中唐以来，中国治理的问题是官员不会做事，是官吏脱节，是上层与基层脱节，这些问题固然都很重要，但是，一个极为突出的问题是治理队伍士气低落，是治理者丧失了意志，没有精气神，而精气神，是治理的魂，这就是阳明心学，他所谓“养心”所面对的问题。

我是中文系的人，以前看《红楼梦》看不懂，读了王阳明以后，我就看懂了。从这部小说看，你会发现中国的精气神不行了，贾宝玉、林黛玉这两个主人公，他们的心病了，他们找不到战胜这种心病的办法和意志力。“呀！展不开的眉头，挨不明的更漏，恰便是那遮不断的青山隐隐，流不断的碧水悠悠”，你看，整个中国上层社会、上层精英都得了抑郁症了。

提升队伍的士气，仅靠做事、靠心气平和，这就可以了吗？王阳明说，那只不过是手段，而根本在于“我心光明”。“我心光明”，就是保持一颗平常心，与天下人同心，养我心就是养我民，就是从国家和人民的最根本利益去考虑问题。

从这个标准来看，《红楼梦》里的王熙凤就是心不够光明的领导干部。《红楼梦》里最能干的干部是王熙凤。但贾府倒台也是基于一个看似非常偶然的因素，就是王熙凤逞能，她总理两府大事期间，到庙里去修行，有个老尼姑托她办事，王熙凤开始回答是说：我为什么要管这个事？这个事是犯规的，这种小事会惹出大事，而且我又不缺银子。可见她很坦诚，也很讲原则。但老尼姑说了一句话，却击中了她这个人不够光明的弱点，或者她的痛处。老尼姑说“我知道奶奶是不管这种事的，可只怕我回去回复人家没法说。我跟人家说什么呢？人家还以为咱们贾府没这能耐呢”。王熙凤最怕人家说他没有能力，不能办事，于是就道：“别说了，你拿三千两银子来，这银子我一分都不要，还替他把事了了，而且倒贴钱，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她是为了逞能，忘记了、乃至断送了贾府的前程。

我们有很多干部非常有能力，为什么说他们的“心不够光明”呢？就是因为他们不能为了国家和人民的长远利益考虑，而是为了逞一时之能，犯了王熙凤的错误。

至于薛宝钗这个人，她一切都是讲名声的，有损个人名声的事她一点也不沾，这个人的心里也不够光明，家国危机，她倒是爱惜羽毛，做她的开明绅士。

为什么毛主席晚年让政治局的领导都好好读读《红楼梦》，他还告诉许世友说，这书不读十遍是不行的？从薛宝钗和王熙凤的例子，从王阳明的《传习录》角度去看《红楼梦》，我以为可以了解毛主席的用意，他老人家的用意其实是很深的。

王阳明改变了政治或者治理的含义，政治，不再是中唐之前那种武夫和贵族的政治，也不再是宋以来那种文人政治，什么叫做“知行不可分为两事”呢？这简单地说，就是一方面，要以读书和调查研究的方式搞政治，另一方面，要带着现实问题去读书。做到这一点，你就是第一流的政治家。你就不是空说的书生，就不是皓首仕途的政客。

上层与下层的矛盾，读书人与官僚的矛盾，老百姓与统治者的矛盾，商与农的矛盾，沿海与西部的矛盾，以及他们互相之间的矛盾，这是千年中国政治所面对的基本问题，到了明代，这些问题变得日渐突出。而所谓政治与治理，就是始终不回避矛盾，就是以强大的意志和能力，去正确地处理各种各样的矛盾。

而处理这些矛盾的基本方法，首先就是说服，就是辩论，就是教育，就是批判，就是学习和改造我们的学习，就是以调查研究、讲学、开会的方式——即以做学问的方式搞政治。

政治从根本上说是说服，不是征服，政治是攻人心，不是攻人身，武力，只是政治家在迫不得已时所采取的最后手段。伟大的政治家要做的，首先是竭尽全力地转化矛盾，而不是激化矛盾，只有在所有的手段都用尽之时，只有矛盾不可避免地成为对抗性的时候，才不得不诉诸暴力和武力。

书生与政治家的区别在于，前者不理解政治就是专政，就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不知道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于是，政治在他们眼里不可避免地是“肮脏的”。中国读书人的最大问题，不是缺乏知识，而是君子动口不动手，缺乏把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结合起来的能力，中国士大夫的根本缺陷，并不是没有理性和批判的能力，而且缺乏行动的意志和担当的情怀。政治讲究动机与效果的统一。过份顾及后果，会造成无为及政治上的犬儒主义，此为“理学”之弊；而过份强调动机，则会导致为了良好的动机而不顾后果的政治浪漫主义。此为“心学”之害。

以做学问（调查研究、教育说服）的方式搞政治，以政治的手段推行和实践学问，把学术与政治结合起来，这就是政治家的最高境界：“上马杀贼，下马读书，朝出骜兵，暮归讲道”。这就是知行合一，这就是王阳明及其著作的价值，这也就是毛泽东《矛盾论》、《实践论》的精华所在。

今天，跟大家讨论和推荐的最后一个作品是魏源的《圣武记》。推荐这个作品的原因是，魏源这本书所展示出的战略视野，对我们今天依然具有启发意义。

第一，他提出，谁控制了欧亚大陆，谁就能统治世界，清王朝的一个伟大贡献，就是使中国能控制欧亚大陆接近核心的地带：清朝奠定了这样一种牢固的制度，使得西藏、新疆、东三省、蒙古，成为中国版图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是非常伟大的治理经验，是非常伟大的制度革命。

第二，他说，宋明以来，东南沿海就是中国的经济命脉，而自西方开辟了一个“海国”以来，西方列强就是通过袭击、占领中国东南沿海的方式，来威胁中国和整个欧亚大陆。要抵抗西方这个海国战略，仅仅靠保卫东南沿海是不够的，必须冲出去，抓住周边几个战略支点，御敌于周边，而不是东南沿海，这几个支点就是琉球、朝鲜、越南、缅甸。

以上两点，用今天的话来说，我们把它叫做“一带一路”，他认为中国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存在着，这是魏源的总结。

关于第一点，清王朝创造了一种成功的制度，经营和统治亚洲腹地，把亚洲腹地整合到中国版图，这个 制度是什么制度呢？首先，这是军政合一的制度，在中国的边疆，必须实行军政合一的制度，大家知道，东三省是清朝才正式进入中国版图的，东三省是什么制度？军事制度，东三省是从吉林将军、黑龙江将军、辽宁将军府发展出来的行省，东三省是清王朝屯兵的地方，是它的军事大本营，每到国家有事，就从东三省调兵。满蒙精锐，八旗制度，这种军事化的组织结构，是清王朝制度的基础，它就靠这个制度治理广阔的亚洲腹地。

其次，边疆的制度成败关键，在于能否调控和利用各民族之间的民族纠纷和宗教纠纷，清王朝是靠满蒙联姻和扶植藏传佛教而统治边疆的，新疆、青海、西藏，这些都是蒙古原有的势力范围，要控制这些地区，就必须利用蒙古势力，而既必须与蒙古联合，但同时也必须牵制蒙古，牵制蒙古的办法，就是利用蒙古各部落之间的不团结，利用佛教内部各教派的分歧，让他们感到需要一个中央，因为中央是主持公道的。

清王朝为什么如此重视西藏问题？因为云南与西藏接壤，吴三桂造反，暗中得到了五世达赖的支持。噶尔丹造反，又是与五世达赖的第巴桑结相勾结，因此，西藏一乱，新疆和大西南地区必乱。所以，通过平定这些叛乱，自六世达赖起，中央在西藏设置了驻藏大臣制度、金瓶掣签制度，这个制度，是治理欧亚大陆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重要的是：设立这样的制度，是符合藏传佛教教义的，魏源说：“盖宗喀巴经言达赖六世、班禅七世后，不复再来”，也就是说，达赖、班禅从此不再转世了。不转世怎么办呢？乾隆说，不转世了，信众不干啊，那就让中央通过金瓶掣签，选一个出来吧。因此，自从六世达赖以来，不经过中央金瓶掣签认定的达赖，就是不合法的。谁也不能违背这样的制度。由中央掣签的达赖、班禅负责宗教事务，由中央驻藏大臣实行军政合一的制度，这是治理西藏、青海乃至蒙古地区的基本制度。

新疆也是这样，自平定噶尔丹之后，新疆即实行由喀什葛尔参赞大臣和伊犁将军联合治理的下的军政合一制度，新疆的干部，要从满族大员中要提拔的干才中选用，即优中选优，因为他第一要会骑马打仗，二要懂当地语言，三要熟悉宗教问题。因为干部好，不能为边臣，则不能为大吏，所以边疆就安定。但是，嘉庆以来，经营治理边疆的政策败坏了，首先就是干部政策不行了，这就是把那些在内地表现很差、无望提拔和晋升的官吏，派到边疆充数，以此作为对其在内地长期不能得到提拔的补偿。这些既无能力、人品又很查，甚至连知识都很缺乏的粗人，本来就心怀怨气，于是，他们到边疆任职的所作所为，自然就是可以想象的，而这无非就是魏源所指出的：“恃无稽查，威福自出。而口外驻防笔帖式更习情形，工搜刮，甚至广渔回女，更番入直，奴使兽畜，而回民始怨矣”。

毛泽东曾经说：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是决定性因素。其实，对于治理而言，干部从来就是决定性因素。“吏不良，有法而莫能守”，选拔干部的标准败坏了，即使有再好的政治路线，也只能停留在纸面上。而官虐民怨，一旦群众路线荡然无存，昔日万方乐奏有于阗的边疆就会陷入动乱。

嘉庆之前，选拔任用边疆干部，其标准要比较内地干部更高一些，他既要理政，有要能带兵，同时，必须熟悉语言、宗教、民族问题，这样才能胜任。现在，我们选拔干部，往往强调博士学位，外语，留学生，但是，不强调少数民族语言、宗教的素养，如果我们到边疆工作的同志，不会当地语言，不懂得佛教和伊斯兰教，不懂民族关系的复杂性，这样工作就很难做，再加上军政合一的制度一旦被瓦解，边疆的事情就很难办。我们是多民族国家，还是要强调干部学习少数民族语言，研究宗教问题。

大家知道，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一方面是从基层起来的，另外一方面，中国共产党的长征是从江西出发，沿着少数民族的根据地，一路铁流滚滚，从苗族走向纳西、藏族融向了西北的回族地区。中国的边疆，少数民族的家园就是中国共产党的立身之地。西北地区，是我们今天所谓的“一带一路”的出发点。中国的西北地区最接近欧亚大陆的心脏。一千多年的世界史，就是欧亚大陆的主导民族，包括汉族、匈奴、突厥、鲜卑、满清、蒙古，他们向四处扩张的历史，从而缔造了世界史。只是到了后来，像魏源所说的那样，西方世界才从边缘的地方，从海上到来，在沿海登陆，去攻击我们的腹地。但越是这个时候，我们越要重视欧亚大陆，越要重视新疆、西藏的问题。如果新疆和西藏、东三省、蒙古这些地区从中国分裂了，那么中国的版图就变成明代的版图，中国就会非常被动。清王朝非常重要的贡献，就是为我们带来了这么巨大的版图。  

关于周边的问题，也不是胡子眉毛一把抓，不是都要重视，而是必须重视几个重要的支点，他举了例子，他说我们要注意海上的问题，不仅仅是太平洋，也要重视印度洋，因此一定要注意廓尔喀这个国家。因为英军攻清王朝的军队是从印度出发的。当时印度并不统一，其实是从孟加拉出发的。早在这之前，英国人就被谁打败过呢？被廓尔喀打败过。库尔喀打败了英国之后，到中国来报捷说我们打败了一个国家叫地利，你们一定要警惕地利，我们可以帮你们打地利。当时我们的翻译有问题，不明白所谓“地利”就是英吉利。这个廓尔喀就是今天的尼泊尔，尼泊尔和中国的关系是很密切的。尼泊尔在乾隆时代多次侵入西藏，乾隆也挥军打到加德满都，使尼泊尔变成中国的属国。因此，魏源说，真正可以遏制英国和印度的战略支点是尼泊尔，一定要重视这个国家。

他还说，我们要注意甘肃和青海，因为这是内地与西藏、新疆接壤的缓冲地带，重视这个地区，就是重视那里的民族宗教复杂性，因为这里汇聚了蒙古和回族两个强悍的民族，佛教和伊斯兰教都在这里争地盘。甘肃、青海的回族，与从海上来做生意后留在中国的回族不一样，因为他们当年就是突厥的后裔，他们不是生意人，而是特别骁勇善战的，是出将才的。同时，一定要注意回族之间的教派是不同的，他们自己之间的教派是不断地在仇杀的。他们的目的并不是反对中央，而是他们自己在仇杀，因此中央的作法是调节，而不是卷进去。

对付海上来的列强，并不是简单的守东南沿海，重要的是在东南海上要有战略支点，这些支点就是不沉的航母，当然，那个时候还没有航母啊。他认为朝鲜的问题对于中国，就是这样一个支点，其次就是琉球的问题，以及台湾的问题，中国沿海要安宁，在海上必须有这三个重要的支点。如果中国没有琉球、朝鲜、台湾这三个重要的支点，中国就会丧失海上的力量。

林林总总，大概给大家汇报上述的内容。这些内容不成体系，但从我这些不成体系的叙述里面，大家一定会感受到，我们中国历史上，是存在一个治理体系的，因此，总书记说我们要系统地总结中国的治理体系，这是他交给我们北大的一个任务，我们一点点地必须做起来，做下去，能做多少做多少，要有功成不必在我的良好心态，我今天的汇报是粗浅的，不成熟的、点到为止的。今天来了许多专家学者，下面，我想听听真正有学问的诸位的意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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