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王安石认为宋代的根本问题是在顶层，干部队伍不够专业化。如果说改革要做顶层设计，顶层设计的核心是什么呢？就是要进行专业化。就是按照干实事的标准，去改革组织路线。干部干部，就是会干事的人，能为国家干实事的人，但组织路线出了问题，选拔出来的却是不想干事、不会干事、也干不出事来的混混，我就想起小平同志当年讲的一段话，他说我们现在有这么多的干部，其实从人数来说也不是很多，我们的问题主要是不够专业化。不够专业化怎么办呢？当然就是学习喽。

第三个跟大家分享的政治文献是《外稿》作者是南宋时期的政治家，叫叶适，他是永嘉人，也就是今天的温州，这个地方出了很多的人。

叶适

这个人在南宋非常危机的时候，不断地出来做事。他先是做平江，也就是苏州的官员。在苏州期间，他写了很著名的政治作品，就是《外稿》。我们大家研究中国治理的时候，往往不注意叶适这个人，因为他的词写得很臭，按照中文系的标准简直不入流，但是，他的《外稿》是第一流的政治文献，可惜读过的人不多。后来他做了工部侍郎兼国用参济官。南宋北伐的时候，他提出很重要的想法，就是到江北去开辟武装根据地，建立堡坞来安置流民。

他有非常多重要的见解，举一个例子。他在《财总论一》里说，三代都是重实的，这个实是什么？就是指仁心和民心。而与三代观点不同的就是管仲，因此管仲标志着中国政治上很大的变化，因为他开始重财，他认为的“实”就是理财。而汉宣帝就继承了管仲的想法。汉武帝和秦始皇就是王霸之道。所以，汉代的时候就把财而不是人心当作实际了，到了魏晋，江左是重名，但这个名却变成了重词赋，词赋完全虚的、贵族的东西，重词赋，这是重虚名的极端，那还不如重财赋呢。我朝大宋，更加等而下之，宋代也重名，宋代重名也就是重法。法是什么呢？就是程序。所以宋代简直是名实皆失，因为选拔的标准既不是三代的为人民服务，也不是秦汉的富国强兵，而是一切按照程序来，这样，国家和人才，就被僵化的程序给困死了。

我记得朱苏力老师讲了一段话，他说我们不能什么事都迷信法。他的观点跟叶适很像。他说我们改革开放那是法治的结果吗？那是小平同志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又画了一个圈，就改革开放了。如果按照祖宗的法，一切按程序来，哪会有改革开放呢？宋代的问题，所谓重名，也就是重法，一切都是按照程序来。宋的问题不是没有法，而是法太密，法太虚，法脱离了富强和民心，于是两头皆失。

叶适说，“隋最富而亡，唐最贫而兴”，关键在于帝王不重视民心，而重视财富，他认为这是舍本逐末。盐利起于春秋，田税起于鲁国，秦皇汉武欲求富强而有国家财政制度，但是，他的失在于人心。隋朝是很富的王朝，但这是一个无心的王朝。秦也是这样，它是无心的，统治者无心，结果无心失天下。他失去的是民心，并不是因为不富、不强。怎么叫失人心呢？就是执政者的功利心压倒了平常心，执政者一旦丧失了平常心，他就不能理解老百姓了。这就是他所谓“国无骏功，常道先衰，士无奇节，常心先坏”。

读到这里，我就很感慨，我年轻的时候，读西方社会科学的经典，感觉西方的社会科学，重视的是人心。霍布斯讲人与人之间是狼，斯密讲交换是人的天性，马克思讲人是劳动和交换的人，弗洛伊德讲苦难创造了文明，西方政治理论的一个特点是立足人心，有一种面对人心和震撼人心的力量，这是基督教的影响。如果政治和治理就是富国强兵之道，那么这样的政治就没有真正的力量，就没有面对人心的力量。

叶适批评王安石的治国就是理财的说法，指出这种说法特别是起于唐代中期的“永贞革新”，到了宋代最盛。最后造成的结果是一大批病民的胥吏，后果就是为了财赋和经济的增长，而不顾老百姓的死活。叶适这里提出一个问题，王安石当然也看到，但却没有引起他高度重视的问题，就是中国的官员队伍是由官和吏这两部分人构成的。王安石虽然说要提升官员能力，把那些非专业化的人转变成擅长财政、经济、司法的专家，但这种设想根本没有推动。原因是让顶层结构自己改造自己，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上层本来就不屑于财政、经济、司法这些碎事，他们知道的大事就是看文件。而知道财政、司法、税收的人是胥吏，即官员的幕僚和助手。中国的干部队伍是由官和吏构成的，官与吏相加，所以人数很多。官员是公务员，他可以逐渐地升迁，只要不犯错误按程序就能上去。胥吏呢？不是公务员，他就是事务员，就是管财政、经济、司法等等这些碎事的。实际上这个国家是由谁治理呢？当然不是没人治理，其实就是这些胥吏在治理。胥吏是没有工资或者工资很低的，他就是靠办事得好处费，党纪国法，能够治官，但却不能治吏，官员无为，胥吏胡为，国家不乱那才怪呢！

《水浒传》当中最典型的事务员就是宋江，宋江不是官，他就是办事员。他非常了不起，透露一个信息给晁盖，刘唐就跪在他面前，给他送一百两黄金。而且真正的问题是官员在不断地调走，而胥吏永远待在地方，永远不动，而且师徒相承、子孙相继。浙江就是出胥吏的地方，鲁迅的家乡绍兴就是出师爷的地方。

这个政治制度的分裂，在叶适的文章当中叫做“胥吏之害”，也叫做“官无封建，吏有封建”。自永贞革新以来，财权、兵权、人事权都渐次收归了中央，地方大员割据一方是不可能了，似乎没有封建和战乱了，但是，一方面是地方官员因为无权而无所作为了，另一方面，封建还有没有呢？有的，只是由贵族和地方大员的封建，变成了土豪劣绅和胥吏的封建罢了。这种土豪劣绅和胥吏的封建，“从古患之，非直一日也，今为甚者。盖自崇宁极于宣和，士大夫之职业虽皮肤蹇浅者亦不复修治，而专从事于奔走进取”，也就是说，官员们连最肤浅的事都不干，专从事于奔跑进取，“其薄书期会，一切为胥吏之听。而吏人根固窟穴、权势熏炙、滥恩横赐、自占优比。渡江之后，文字散逸，旧法往例，尽用省记，轻重予夺，惟意所处。其最骄横者，三省枢密院，吏部七司户刑，若他曹外路从而效视，又其常情耳。故今世号为公人世界”，治理领域，就是办事员的世界，“又以为官无封建而吏有封建者”，意思是官员是不断调走的，吏是永远在那里的，宋以来，中国封建的原因就在这些吏。今天有一个词“小官大贪”，说的就是科级以下的权力太大了，因为他是直接办事的。无论你的改革理想多么好，顶层设计得多么完美，但到了基层就推不动了，原因在这里。

毛主席谈到《红楼梦》的时候，他很重视的一回是“痴情女偏逢薄命郎，葫芦僧乱判葫芦案”，贾雨村为什么听门子的？因为门子说出了《红楼梦》的真谛，就是你要知道你贾雨村是怎么上来的，“贾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门子就是胥吏，他怀里揣着“升官图”呢。毛主席指出，中国的封建制度就是这样一个官员依赖办事员的制度，因为官员对治国理政这一套是不知道的，他知道的就是走程序，真正办事的是办事员，而不是官员。这样的官吏二分，就造成了所谓“官无封建和吏有封建”的问题。

接下来探讨朱子和陆九渊在宋代的作用。介绍朱熹的《白鹿洞书院教规》。

儒家的思想当然不是一个整体，到宋代以后发生了一个很重要的变化，这个变化就是在朱子手里完成的。他完成的重要的一点，就是他使儒家深入到了中国的基层。我们知道朱子有很多著作，我讲的是一篇很一般的《白鹿洞书院学规》，一般是一般，善璐书记前一段时间让我帮着搞《北京大学章程》，大家找了许多国外大学的章程做参考，我提议去看看《白鹿洞书院教规》，因为这是中国最早的教育章程。。

儒家怎么在基层扎下根的？这主要是因为朱子倡导儒家到基层去，把儒家的教条，改造为基层社会的社会行为规范，当这些行为规范为基层百姓自觉遵守，成为他们日用不觉的东西，儒家就成功地立足于中国基层社会，就建立起一整套价值观和价值体系。朱子这种面向中国基层的改革，在中国的政治中是很重要的。

儒家深入基层，关键在于它抓住了一种人，就是父老。当年刘邦取天下，进入长安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与父老约法三章”。项羽兵败垓下，他也说了一句话“无颜面见江东父老”。彭丽媛同志当年唱过一首歌《父老乡亲》。父老是什么？父老就是中国基层的那些乡贤，我们今天所说的乡贤文化，就是朱子首先倡导的。所谓父老，就是今天中国农村的最美乡村教师、最美乡村医生、孝子等等这些人。朱子在中国农村做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义学，给没钱的孩子办义学，设义仓、修义渠、修路等等。扶植父老，为的就是他们可以替代胥吏。同时一边教育农村的子弟，一边把基层组织起来去做事。

理学传统的根基是儒家思想的基层化，就是朱子最厉害的一点，比孔子厉害的一点，孔子是鼓励学生都去当官，好比有老师给学生说“你上了北大，竟然没当省部级干部，那就是失败”。我说老师啊，朱子的方向可是与你是反的呢，他是要深入人民群众当中去，做他们的教师，帮助他们办公共事业，这是朱子最了不起的地方，就是在中国基层建立了乡规民约。朱子的这一点，对日本社会的影响也最大，日本就是靠朱子学，建立起他们的基层社会治理体系，日本的基层社会，至今还是组织得很好很严密的，这是江户时代以来，运用朱子学治理基层社会的效果。

朱子还有一个贡献，是把王安石的青苗法，改为了社仓法，社仓是朱子的发明，义学是不是，我就不知道了。他把国家对于农民的小额信贷，改为立足基层的社会保障体系。他说青苗法与社仓法的区别是：青苗法“其给之也以金而不以谷，其处之也以县而不以乡，其职之也以官吏而不以乡人士君子，”可见，社仓是基层百姓的互助组织，蒋介石在《中国之命运》里，对于社仓法推崇备至，至于毛泽东呢？我认为，互助组也是受了朱子社仓法的启发。

淳熙五年（1178），朱熹知南康军，也就是到咱们孔总的老家江西星子县做官，在那里建了白鹿洞书院，淳熙八年，陆九渊到白鹿洞书院讲学，把大家都讲哭了。陆九渊是一个更加讲服务基层的人，他与朱熹的意见有差别，但主张儒家到基层去这一点上，他们是一致的。习近平总书记来北大与大家座谈，鼓励大家读书，引用的“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就是《白鹿洞书院学规》中所谓“为学之序”。所以，我说咱们搞大学章程，要看看《白鹿洞书院教规》，这个不错吧？

我前面说，总书记讲治理，不仅仅是讲富国强兵，顶层设计，而是更深刻地讲到社会治理，基层治理，因此方才讲到价值观的问题。他在北大的五四讲话，核心就是价值观问题，关键在于，价值观问题，必须落实到社会规范，特别是基层社会的行为规范。这就是朱子的思想。“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这些都是《白鹿洞书院学规》里的话。

到农村去做父老，要像父老对自己的子弟一样去对待乡村的人们，要像老师对待学生一样对待那些子弟。这种价值观，经过很长时间的发酵，在晚清的后期极大的影响了中国的乡间，特别是影响了中国湖南的学者。钱钟书先生的父亲钱基博写过一本书《近百年湖南学风》，他就是讲朱子的思想怎么在湖南的基层得以发展。这个发展最终在曾胡左彭手里焕发出来，怎么做到“朝出鏖兵，暮归讲道，上马杀贼，下马读书”，如何把自己乡里带出来的人叫做子弟兵，大家看曾国藩的家书，也走的是朱子的路。

毛泽东主席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这个思想的影响，人民公社，可以说思想来源与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与巴黎公社的原则有关，但实际上，互助组、合作社、人民公社，更与朱子开创的基层互助传统有关，如果一千年来，在中国基层没有这个互助的传统，仅靠巴黎公社的原则它也不成。毛泽东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其实就是把朱子的学说拿来治军，就是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这一套。

如果说“永贞革新”的转化使中国的政治聚焦在财政、司法上，王安石进一步提出了人才的顶层设计的问题，那么朱子之学，这个新儒学，它完成的是中国基层的行为规范、价值观设计，我们今天讲治理，不仅是国家治理，更重要的是社会治理。我们国家的大政方针很好啊！内政外交，全世界都说好啊，而我们很大的问题在基层、在社会层面、在老百姓的行为规范，这就是全社会的价值观问题。

建立社会规范，建立文明社会，而不仅是富强的国家，靠与西方接轨，靠移植西方的法制，忽视中国的传统和基层，那是办不成事的。因此，我们千万不能说中国基层的老百姓是不懂法的。所谓乡规民约就是中国最基层的法制，存在了上千年了。在这一点上，我又得提一下朱苏力老师，他写过著名的令中文系叹服的文章，《秋菊的困惑》。他分析电影《秋菊打官司》，他说秋菊要的是天理，并不是西方的法。我们一定要知道天理和法制是不同的，法律一定建立在基层的文化和习俗的基础上。离开了文化和习俗，法律是两张皮的，推行不下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