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千年来有两次最后的分裂，一次分裂就是发生在“永贞革新”之前的安史之乱。安史之乱大概是前一千年的最后一次巨大分裂。还有一次就是清王朝崩溃以后中国所陷入的那个军阀混战的局面。

“永贞革新”就发生在这个时期，秦朝虽然用强力把一个国家捏起来，但它靠的还是武力，秦朝以及后来的几个王朝，还没有找到一个真正的使这个国家凝聚起来的办法。那个办法是到安史之乱以后方才走向成熟的。这个办法的核心是统一的中央财政和税收。这个问题是在安史之乱当中表现出来的。唐朝最大的问题，就是随着疆域的扩大，开始出现了各个地方的藩镇和刺史。而藩镇和刺史最大的特点是有税收权。

安史之乱结束以后，唐德宗时代的宰相杨炎提出两税法的改革，这是公元780年。这个时候第一次有了中央的财政预算，就是要计算皇帝和国家会花多少钱。以前是需要钱就花，财政是个无底洞和一锅糊涂账。到了这个时候才开始明白，一共需要花多少钱，这就有了个定额，有了预算。有了预算以后，就可以把预算摊派到各个州郡去，州郡长官的主要任务就是管理财务和税收，地方官员的主要职责就是这个财政包干。而对老百姓来说，就是夏秋两季收税，谓之两税，当然，两税法是不是真正的落实了有很多争论，但是两税法公开免除了徭役。这就是完成了从徭役制的国家向赋税制国家的转变。我们知道秦朝崩溃的原因就是徭役。陈胜、吴广是服徭役路上反了的。同时，这个转变就使中央领导下的文官政治有了抓手，文官做什么呢？文官的主要工作，也就是后来宋朝所说的三司的工作，就是国家的税收、预算和财政，就是把地方上的钱财物转移集中到中央。

“永贞革新”发生在唐顺宗的永贞元年，也就是公元的805年。唐顺宗是一个残疾皇帝，顺宗失音，不能决事。他的国家大事由王叔文和王伾两个人决定，就是二王八司马的二王。他们两个人是翰林学士，唐顺宗时代，翰林学士是负责起草诏令的。唐朝是三权分立的，中书、门下、尚书三省。为什么会有分权、有三权分立呢？世界上有贵族的地方，就有分权，三省制度是建立在贵族制度的基础上的，有负责给皇帝起草诏令的，有把诏令传给贵族院的，有同时负责贵族院的驳回的。翰林起到的作用和尚书令是一样的，就是可以起草诏令。

安史之乱，可以说是把中国的贵族制度消灭了，“二王”他们两个的出身不是贵族，而是经济和财政官，都是做户部和度支起来的。因此，围绕着他们形成了一批从财政和税收的角度，用咱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由专业化的官员构成的小团体，他们主要要做的就是把各个藩镇的财权和税收收归中央，这是真正的中央集权的开始。这个是“永贞革新”的实质。

上世纪90年代，我们国家也出现了地方财政和中央财政严重的不平衡。在那个时候，江泽民同志和朱镕基同志做的一件事情，那就是搞中央地方分税制，我觉得有点像“永贞革新”时做的事情。

在这个治理集团当中，有两个我们中文系的人混在里面，一个叫柳宗元，一个是刘禹锡。柳宗元不知为什么因为中文系而出名，他祖上几代都是做大官的，他其实是政治家，是山西河东人，祖上在北魏时代就是朝廷里的大官，河东柳氏，北魏、隋、唐以来是历代卿相，他生在首都长安，是一个真正的干部子女。很年轻的时候在朝廷里做监察御史，吏部侍郎，类似于中纪委的工作。刘禹锡做的是盐铁转运的工作，纯粹是国有经济的工作。当时盐铁是国有企业，像今天的两桶油。这些人当时认为，唐顺宗虽然身体不好，失音，不能理政，可是他并不糊涂，应该支持他做这个重要的治理转变工作。

当然，还有一批人，贵族的余孽，特别是各个藩镇的地方势力和宦官，他们认为这个转变不行。于是，他们很迅速地推了顺宗的儿子宪宗上台。但宪宗上台以后，几乎却是完全采用了“永贞革新”这些人提的政治举措，使一个徭役制的国家向赋税制和预算制的国家转变，加强中央财政。国家统一的基础是财政和税收的统一。这些战略他都采用了，干得比他老子还好。但是，宪宗皇帝非常恨这些忽悠改革的家伙们，心里说你们竟然让我残疾的老子继续干，不让我上台。于是就把他们这些人远远地贬到很荒凉的地方，去当司马这种小官。刘禹锡最早被贬的地方是播州，就是遵义，后来改贬郎州。柳宗元先被贬斥到了永州，因此就成了我们文学界的人，因为他写了《永州八记》。

柳宗元这个人和另外一个干部子女的性情大不一样，那个干部子女就是我们后面要讲的王阳明。王阳明的父亲王华，是南京的兵部尚书。王阳明也被贬，贬到很远，也是贬到贵州去了。王阳明被贬官，反而龙场悟道，以为得了自由了，觉得离开皇帝身边很好，没人管了，不是很自由吗？而柳宗元被贬到永州以后，却非常痛苦，时时刻刻想回中央，因为他就想不通，他认为自己的政策建言是完全正确的，皇上也很清楚这一点，他在用我的政策，干嘛惩罚我？于是，柳宗元就不断地给他在朝廷里的关系写信说，给皇上捎个话啊，请他给个机会吧。就像小平同志当年不断给主席写信一样，我还很年轻，我挺有本事的，让我回中央工作吧。

十年以后，终于来了机会，皇帝准备原谅他了。这些小司马们，高高兴兴地回到了当时的首都长安。

这个时候，刘禹锡偏偏又犯了很严重的错误。我们中文系的人是不牢靠的，他在元和十年写下《自朗州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皇上看了，怎么，你不服气啊？再怒之下，这次把他们贬到更远的地方。柳宗元从湖南永州，贬到了广西柳州，最终就死在了那里。他死的时候与曹雪芹一样，都是48岁。所以，我常常想，我这个人活到了49岁，这很不容易啊，比柳宗元、曹雪芹可是强多了。

在这个过程中，柳宗元写下了著名的《封建论》，他说中国政治的核心问题是统一，而不是分裂。他说秦朝之所以崩溃的原因是“在治不在政”。政治体制是好的，是统一的制度，治理方式是错的。原因是因为秦始皇太勤政，对下属的要求太严格。层层加码，最下层受不了，就反了。

他总结汉朝为什么出现衰落？汉朝乱的都是封国，州郡没有一个能造反和敢造反的。因为州郡的委任状和财政供给是国家提供，只有封国的人才有财政和军事的裁度权，所以，只有封国才敢造反。

唐朝的问题，不在州郡，而在藩镇，不在州官，而在藩镇有兵。在于国家不能节制藩镇手里的乱兵，也不能节制乱民。唐朝州郡的官员有一个造反的吗？一个也没有，因为他手里没钱也没人，缺乏造反的资本。因此，柳宗元说寻找统一的办法，就是要把兵权、财权收归中央，这个是中国政治的第一命题。他说封建是大私啊，是贵族们为了私其子孙，就要把兵权财权土地传给子孙后代，封建制就是土地私有制，因为土地是最大的资本。反过来说，统一是大公，秦始皇才是真正的大公至正之人，“始皇负衿而有天下，而子孙为庶人”，秦始皇没有分封自己的子孙，所以，地方分裂就没有基础，秦亡后乱了一下，但并没有回到战国时期的分裂，而又迅速统一，原因在这里。

我们谈治理，为什么要从“永贞革新”这儿开始？日本的学者说，中国的政治从唐代和宋代发生了变化，谓之“唐宋之变”。京都史学派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中国为什么自宋以来基本结束了地方的封建割据，从此是统一的？这是因为统一是需要物质条件的。这是马克思主义观察中国历史的一个基本特点。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当中讲到，中国跟欧洲相比是气候不同的国家，相对欧洲来说，中国比较干燥。因此，中国土地的耕种比较依赖大规模的公共水利设施的建设。如果离开了公共水利设施的建设，个人的耕种是不太可能的。因此在中国先天的不具备土地私有化的条件。大规模进行水利基础设施建设，这就成了中国历代王朝最基础的工作。在这个过程中，终于产生了一个很重要的工程，就是大运河。正是这样一个公共的工程，把中国的南方和北方沟通起来。中国长期大一统的原因，就是这样的物质条件。我们所谓的“公”，是指公共工程、公共财政，这是历史转变的物质条件，我们所谓的唯物主义的解释，就是这样的。

日本的京都史学派也认为，唐宋之间发生很重要的变化就是交通。中国的首都，逐渐从西安移向了运河沿岸的城市：开封、杭州、北京。由面向欧亚大陆核心的长安，经过运河的勾连，开始面向东南沿海，这是唐宋之变的重要因素之一。

还有一个重要因素是日本学者没有看到，恰恰是柳宗元揭示出来的。这就是除了物质条件外，还需要制度条件和制度保障。为什么从那以后，中国的政治稳定有了保障呢？宋代以后，中国的几个王朝长期维持了统一，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文官政治真正的确立。从贵族政治，到文官政治，这是真正的政治体制改革。因为文官知道做什么。他们很重要的工作不是过去的三省，即中书、门下、尚书的文化、礼仪治国的制度。我们说中书、门下、尚书，这与其说就是民主制度，还不如说它实质上是贵族制度。而经历了永贞革新之后，这个贵族与皇帝分权的三省制度，就变成了技术文官执政的所谓三司制度。国家治理很重要的工作就是国家的财政、预算和经济、司法这些内容，而不是过去贵族擅长的礼仪、词赋和经史。这是很重要的转变。正是因为这些工作的转移，使中央的财政制度能够确立。

第二个问题，我跟大家讨论一下1608年，北宋的熙宁变法，也就是王安石的变法。也介绍一篇王安石的文章，《上仁宗皇帝言事书》。

首先从一个中文系的例子说起。大家都知道苏轼的著名的中秋词，“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苕溪渔隐丛话》说：“中秋词，自东坡水调歌头一出，余词尽废”。对于这首水调歌头，大家的解释是怀念他的弟弟苏辙。但这是很肤浅的。对这首诗最准确的背景解释是这样的，王安石的改革引发了朝内新旧党人的激烈党争，所谓正人君子都反对他，苏轼也是其中之一，熙宁二年，王安石请建学校，罢词赋、明经诸科，苏轼立即做《议学校贡举状》，强烈反对。当时王安石是宰相，已经五十多岁了，苏轼才三十多岁，算是初出茅庐，结果，他就被从京城赶出来，先是通判杭州，熙宁七年，苏轼以弟弟苏辙在济州（济南），求知密州，也就是今天的诸城。水调歌头写于熙宁九年，即1076年，《资治通鉴》卷71说，这一年八月，新党下令，要把天下的庙宇、祠堂私有化，卖给私人，收取净利。这件事被旧党抓住，上告到皇帝那里，神宗皇帝很生气，后果很严重，“帝震怒”，这也成为新党和王安石失势的一个标志，这一年的十月，王安石被罢相，熙宁变法从此失败。

皇帝震怒这个事恰好是在中秋前发生的，立刻在朝野传开了，旧党都说王安石这小子要倒霉了，他要下台了。于是这些反对改革的正人君子，司马光之流都非常高兴，其中就包括苏轼。苏轼听到这个消息就喝得大醉，想他和他弟弟苏辙会不会因此又回到朝廷呢？于是，“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政治方向是怎样变化的呢？那个时候他们是官员，不是我们这种纯文学工作者。他写的诗完全是政治化的。而且他们是很有政治经验的，苏轼明白：即使王安石倒台，但朝中新旧两党之间的互相倾轧已经盘根错节，即使回到权力中心，也是风险重重啊。于是，“我欲乘风归去，但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事实上，果然不出苏轼之所料，王安石倒台，他也没得好，在元丰二年发生的“乌台诗案”中，苏轼几乎丢了性命。

列宁把王安石称作十一世纪伟大的改革家。王安石在发动改革之前，他担任的职务，恰好是三司度支判官，就是财政官。他要改革的心是早就有了的。他在上任三司度支判官的时候就写下了中国历史上重要的政治治理文献《上仁宗皇帝的言事书》，是万言书，写在宋神宗的爷爷宋仁宗的时候。他在当中提出的思想，也就是后来经常被大家传诵的名句，就是在《度支副使厅壁题名记》里面说的那些话，宋朝要把历代财政官员副长官的名字题在墙壁上，他为这个墙壁写了一段话，“夫合天下之众者财，理天下之财者法，守天下之法者吏也。吏不良则有法而莫守，法不善则有财而莫理。有财而莫理，阡陌闾巷之贱人皆能私取予势，擅万物之利，以与人主争黔首，而放其无穷之欲，非必贵强杰大而后能如是，天子犹为不失其民者，盖特号而已耳”，很显然，他把财政、税收、国家的预算看得很重，没有钱是办不了事的。大家都讲三代之治，但三代之治的时候，大家都很穷，而现在不同了，没钱办不了事，抓不住财权，是要丢江山的。

因此，在《上仁宗皇帝的言事书》中，王安石开头就说到，宋代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皇帝是一个好皇帝，你简直可以比尧舜，简直比尧舜还辛苦。为什么国家治理一团糟呢？原因就是国家没人才。可是，每天这么多的人才在考试、选拔，怎么就没人才呢？他说，因为我们选拔人才的方式不对。人才的教、养、取、任皆不得法。结果，按照这种办法选出来的，不是废物笨蛋就是坏蛋。

怎么叫教不得法呢？他说，我们现在面对的最主要的问题，就是国家的财政、税收、司法和军事。可是，我们现在教的都是课试文章，学的都是经史词赋，让一帮只会考试的人、中文系的人来治理国家，这非完蛋不可。他们会写材料和诗，会考试，会谈思想，但是，他们不懂政治、经济、财政、司法。所以说，教不得法。因此，必须废词赋明经，扫除课试文章，建学校，改革应试教育。

养呢？他认为也不得法。他说，财政归于中央，于是中央有钱了，就养了大批的官员，官员系统搞得很复杂，文武分开了，官与吏也分开了，历代从没有像宋代养这么多官。他说既然有这么多官员，再大的财政也担负不起那么大的办公费，于是，官员的薪赋很低，还不断的降薪，可官员也是人，他也要嫁女、娶妻、葬老人。那么点钱，根本就不能做个体面人，东西一多，自然就贱了，官帽子也是这样，官帽子太多，就不值钱了，实际上他就不是个体面人。在这样的状况下，你不逼着他贪污吗？所以就是养是个大问题。

取，他觉得也很有问题。他说历朝历代都是能够选拔有能力的人，简而言之，按照能力，择贤而用，但宋代却是一切都是按程序走，每一个职务都要干过，每个台阶都要待过。实际上这样选拔出来的干部，其实每一个工作都没干会，因为干一段时间就调走了。最后到了50岁，就把他调到首都去了。结果这个人什么都不会。或者说，他什么都会一点儿，其实什么都不会。既然选拔就是走程序，那么官员只要不干事，就不会犯错误，于是按部就班升上去的，大部分是笨蛋和庸人。所以取也不得法。

任，他觉得也不得法。对官员，没有一个考核办法。我们用什么考核他呢？科举考出来的人中文系的，治国理政怎么考察呢？如果用考试的办法，这些人就会考试，但办事一团糟。加上官不久任，屁股还没捂热，人就调走了，留下的都是半拉子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