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今天的活动是由中信改革发展基金研究会、中信出版集团和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北大国发院国事论坛联合举办的中信大讲堂—中国道路系列讲座的第三期。

今天是一个春意盎然、阳光明媚的好天，从大家的表情上感受到大家对这次讲座的热情。在今天的中国没有第二个话题像改革这样能够引起大家的关注，引发热烈的讨论和思考。大家都知道，在2013年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决定》，2014年被称为改革元年。

如今一年的时间过去，关于改革的成效、进展，从学术界、理论界，到政界、民间有许多热烈的讨论，我们为改革进步取得的进展而感到骄傲的同时，也为改革中存在的问题和暴露出的新问题而感到担忧。对中国来讲，中国最大的优势不仅在于我们是一个大国，而且我们有两千年的文明和历史，当我们在思考人类的改革、经济制度的时候，不仅要向外看，还要向我们的历史去看。在这个问题上，没有人比今天接下来给我们做讲座的韩毓海老师更适合跟大家分享这个题目。

韩毓海教授是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也是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的咨询委员。他不仅是一位优秀的严肃的学者，更是一位优秀的作家。他的作品《500年来谁著史——1500年以来的中国与世界》获得2010年度全国优秀图书排行榜总榜第一名，今天下午我一直在读韩老师的《500年来谁著史》，觉得有一种惊风雨、泣鬼神的感觉。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宽广的视野；二是韩老师的思考和研究已经超越了文学、历史的范畴，而是综合了人文社科的各个领域来思考关于人类制度，我们的经济、历史、社会、政治的终极问题。这就是我们的道路是什么、我们从哪里来、我们为什么会站在今天这个地方，我们要何处去。

非常高兴能够请到韩老师为我们分享。要特别介绍的是，我们知道韩老师的新著马上就要出版，是关于中国过去500年来的改革。今天的题目是“公元十世纪以来中国的改革与革命”。今天来到这里，我们是非常有幸的，韩老师不仅把他即将出版的著作的成果跟我们分享，我们不仅可以看到他对过去500年来改革与革命的思考，而且可以聆听他关于公元十世纪以来的1000年来的改革和革命的思考。

下面欢迎韩毓海教授为我们做演讲。

韩毓海：谢谢主持人的介绍和褒奖。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同志们，大家晚上好！

很抱歉，我明天一早要出国去，许多工作还没有准备好，行李没有打，心里没有谱，这种心态下，不适合讲一千年来的大政方针，但因为这个事情是早就安排好了的，我只能硬着头皮大胆地讲一讲，今天，孔丹同志在百忙之中亲自来听我的汇报，我要表示感谢和歉意。

还要抱歉的是，我要改一下题目，就是把题目里的“改革与革命”，改为“治理”。也可以说，戏还没开始唱，我的戏码就变卦了。

我们知道，中国新一代领导人习近平主席主政以来，有一个词，大家在各方面都会用，就是治理。比较全面地阐释治理的问题是2014年的2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深化改革专题研讨会上的讲话。这个讲话收在《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当中，题目叫做“不断提高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有效治理国家的能力”。

刚才主持人说，今年是改革元年，其实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每次三中全会的主题都是改革，但是，这一次不同，因为这一次总书记讲改革时，用的词是治理，不仅是改革。

在这篇文章当中，总书记对治理做了非常重要和独特的阐释。自从有了治理这个说法以后，许多的社会科学工作者都说，我们很长时间都在谈治理。还有人说这个治理是我早就提出来的，或者，治理这种说法是外国某某人提出的。当然，从事社会科学工作的人无疑在这方面做出了贡献。但是，学习了总书记的讲话之后，我觉得他有两点，是跟我们学校里的人谈的治理是完全不同的。

第一点，他是要从宽阔的历史视野去看治理。他说我们的治理经验有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西方社会的治理经验；第二个部分是我们中国几千年来的治理经验；第三个部分是社会主义的治理经验。我们应该从这三种治理经验和教训当中，从宽阔的历史视野来理解治理的问题。这是总书记在讲话当中很鲜明的一点。他其中特别谈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之间的关系问题。他说“有一个完善的治理体系，并不意味着就有很强大的治理能力”。反过来说，有强大的治理能力，也未必有完善的治理体系。我们中国几千年来并不是没有一个治理体系。当然，我们对这个治理体系缺乏系统的总结，以至于在日本发生明治维新的时候，日本人倒是比较全面系统地总结了汲取了中国的治理体系——包括朱子学、阳明学等。当然，更主要的是，魏源的《海国图志》在日本出了20多种版本，当时中国清王朝对这个东西的理解总结不够。我们到日本去，跟日本人交流，他们很直率地告诉我们日本的明治维新并不是日本单纯的学习西方的结果，主要是系统的整理和研究中国治理体系的治理经验的结果。

我们在1840年以前，并不是没有治理体系，而是缺乏对这个治理体系的总结。同时，在晚清的条件下，这个治理体系没有转化为治理能力。反过来说，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90多年的奋斗当中表现出了强大的治理能力，驾驭战争的能力、驾驭经济的能力。但是，我们现在是否形成了有效的治理体系呢？从长治久安的角度来说，未必是这样。

总书记在北大跟我们大家座谈的时候提出一个问题，他说“长期领先于世界的中国，为什么会在鸦片战争以后陷入了积贫积弱？”原因是什么？他当时说“看来，我们的治理体系不仅仅是在清朝的中后期出现了问题，恐怕在明代，1500年左右就发生了大的问题。鸦片战争只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接着他就问林毅夫教授，“毅夫老师，你觉得是这样吗？”林老师就说，“我当然觉得是这样”。总书记接着问：“你认为这里的原因是什么？”其实，对于这个问题，总书记心里是有答案的。在后来给院士的讲话中，他从某种角度回答了这个问题。

总书记在对两院院士的讲话中，他讲到清王朝并不是一概的拒绝科学技术。总书记自己去考察，他说“康熙皇帝曾经请了大量的传教士来学习西学，他自己关于西学的笔记就有几十本。在天文学和地理学方面，他的造诣都是很深的。而且，《皇清全域图》经过传教士的协助，是世界上最好的地图。但就像鸦片战争以后魏源的《海国图志》没有在中国起到作用，在日本起到作用一样，这个地图没有在中国产生作用，反而在西方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总书记说“并不是因为不学西学，而是我们把西学当成一个上层社会的秘密的知识，藏之于深宫，变成了秘籍，而没有向全社会普及”。他讲到“单纯的科学技术如果不能转化为生产力，将会是怎样的”。中国并不是没有博学的知识分子，而是中国的知识分子不跟实践结合，是动手不动脑的阶层。他们不是知识不行，思想不行，是办事不成。造成中国在近代落伍，在诸多原因当中，这是很重要的因素。因此，中国的现代转变，必须是知识分子的转变、知识方式的转变和整个社会结构的转变。这是总书记谈治理问题的时候，所表现出的深刻的历史视野和对历史转换的非常独特的认识。

同时，他在谈治理的时候，跟一般的学者不同的另外一点，就是他谈的治理固然是政治、经济、财政、司法，但绝不仅仅是这几方面。因为治理在他那里，还包括了“治心”的问题。他在今年两会期间，在贵州代表团讨论的时候，讲到王阳明。这不是他第一次讲王阳明。他在贵州视察的时候，就跟贵州大学的师生讲王阳明，讲到“治世容易治心难”，这是一般谈治理的学者不会想到的。什么是心？什么是仁心？我觉得这涉及到政治伦理的问题，这是治理所包含的很重要的内容。

用王阳明的话来说，仁心是仁术的起点，没有仁心，仅仅流于术，你这个治理就完了。什么是仁心呢？就是从一个国家、从一个民族最长远、最根本的利益去考虑问题，政治是这样，治理也是这样。它不是一般的政治、经济、财政、司法这些术的东西。这些术的东西当然重要，但绝不是全部。

我要说的就是，改革与革命，不如治理这个说法好，而我们对于治理这个词的理解，是需要对照总书记的那些讲话，有所深化的。当然，这不是我一个人的意见，也是孔丹同志的意见。今天孔总坐在这里，我要说明一下他是怎样启发了我。

上周孔丹同志找我去，跟我讨论，孔总在那次的讨论中提了很重要的问题，他说，我们现在有一个词就是改革。据考证最早提出改革的是管仲。于是管仲变成了中国最伟大的改革家。我当时就插了一句话，我说，发明改革这个词的人确实是管仲，但是，南宋伟大的政治家叶适也曾经说，中国的政治坏就坏在管仲身上。我后面会讲，叶适为什么会这样批评管仲。

孔总接着提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他说：我们用改革和反改革这种词语来描述中国历史，可以吗？历史是这样简单的吗？我们能用这样一个简单的线索来观察历史吗，究竟是用改革来观察历史呢？还是像总书记所说的那样，衡量我们的政治行动，应该是以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旨归呢？我想这就牵涉到我们刚刚说的治理与治术的问题。

在《资治通鉴》的开篇，司马光引了一段话，很有名，有人问孟子说“张仪、苏秦这些人，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他们纵横捭阖，像管仲一样，很迅速地使一个国家兴起，变成富强的国家。他们这样的人，难道不是大丈夫吗？难道不是伟大的改革家吗？而孟子的回答是：“诈人也，圣人恶诸”，圣人其实不与这些人为伍。什么是圣人？什么是君子呢？他说“君子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正道，得志则与民由之，不得志则独行其道”。后面的话很著名“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是之为大丈夫”。他在这里谈了什么是政治的根本。

在清朝初年，有一个湖南人，反复抗清失败，躲在湖南的深山里写书，这个人是王夫之，也就是王船山，他写了著名的著作《读通鉴论》，也是跟《资治通鉴》有关。他也讲了这些问题，历史上那些能吏、大吏，在历史上的作用就是正面的吗？他举了一个例子，就是王安石。他说王安石这个人是一个妄人，此人最大的缺点是不实事求是。大家知道，王安石说动宋神宗改革的时候是这样说的——宋神宗问他“您看我什么时候才能够效法和模仿唐太宗呢？”王安石回答说“皇上，您怎么能这么想呢？您比唐太宗强太多了，您应该效仿尧舜禹”，这个话就是典型的忽悠领导。他为了推行他的主张，为了推行他的学说，不惜说假话。当时虽然宋朝立国已经一百多年了，可是神宗还是个20多岁的年轻人，神宗极想有为，而对这样一个没有多少政治经验的年轻人，是不能采用忽悠的办法的。因此，王夫之说王安石简直跟我们本家韩愈有一拼。因为他告诉皇帝说您按照我的做就行了，为什么呢？因为我继承了先王之道，您就按照这个先王之道来做。韩愈也说“文起八代之衰”，孔子的学说传到孟子，孟子的学说不传了，传到他韩愈，后来王安石、康有为这些人都自称圣人，认为自己继承了先王之道，这种先王之道，就是康有为所谓的改变与变法。中国历史，大致从戊戌变法之后，就变成了改革与变法的历史。

孔总有一句话说“纵观我们党在历史上，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所有的决策，都不是依据十全十美的先王之道。都可以说是艰难而痛苦的选择”。与其研究那个，不如研究中国共产党艰难的决策过程。我们的每一次决议、每一次抉择都不能说是十全十美的。因此，一个真正的负责任的领导，或者王夫之说“大臣之道”，是什么呢？在给皇帝进言的时候，起码要把两面都说到，不要把事情说得天花乱坠，打保票。因为最后的结果往往出乎意料之外。

不能忽悠领导的同时，更不能忽悠群众。因此王船山还说，一个真正的好的政治家，不能从于流俗之毁誉，他批评了汉宣帝时的赵广汉，也批评了宋代著名的青天大老爷包拯。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批评他们邀名，搞民粹主义。像包拯和赵广汉这样的人太短视，往往为了满足老百姓一时的冲动，而与群众互相忽悠，而没有从国家和民族的长远的安定的角度来考虑问题。此所谓“流俗趋小喜而昧大体”。“不欲求快于一时之心也。心苟快，而天地和平之气不足以存，俗吏恶知此哉？”一个好的领导人、一个好的大臣，应该像谢安拒桓温、抗苻坚那样，做了救民于水火的大事，而“民不知感”。能够像郭子仪困厄期间一样，在遭受诽谤的时候，“而众不为伸”，这才能算是有独立的政治人格。你不能说因为你自己的冤屈和清名，就搞得天摇地动，你一出事，老百姓就上街为你申冤，结果江山社稷都差一点被颠覆了。你要以社稷为重，要心态平和，不要总是很亢奋地鼓与呼啊。忽悠领导固然要不得，忽悠群众同样要不得啊。因此他说，一个政治家之用与不用，都不能根据一时舆论之欢呼和怨气之伸张为标准，这是很有意思的想法。

王船山说圣人无名，大臣无党，政治家无家、无偏私，他提出了很重要的政治伦理问题，这就是公。一个政治家为什么要有仁心？除了有治理的经验和才能以外，因为他是公家人，而公家人必须无偏私，极而言之，帝王无家，以天下为家，你走了政治这条路，就等于出家了，政治家无好恶，以国家之好恶为好恶，这就是仁心，仁心是仁术的基础。

这就是总书记经常说的，功成不必在我，我们在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当中，前赴后继地前进，一切的行动和作为都不是为了个人逞能，都不是为了邀名，不是为了扮演改革家，而是为了从中华民族两个一百年的长远利益来打算此时此刻的行动。我们每一个选择都是艰难的痛苦的选择。只有从这两个一百年和宽阔的历史视野的角度考虑问题，才能做到我心光明，才能放下这些改革与反改革、成功与失败，才能够勇敢地前进。

接下来简单介绍一下，我为什么从十世纪的“永贞革新”说起。我下面介绍的题目，每一个都要介绍一个中国历史上的政治家，同时介绍他的一篇文章。

“永贞革新”，给大家介绍很熟悉的柳宗元和他的《封建论》。毛泽东主席非常喜欢柳宗元的《封建论》，他给郭老写过一首诗，“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祖龙魂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不但如此，毛主席对于柳宗元的命运，以及所谓“永贞革新”中二王八司马的命运都非常的怜惜和感慨。

柳宗元

为什么柳宗元的《封建论》那么重要呢，因为讨论中国的政治与治理，第一个问题就是统一和分裂。在中国做治理者，摆在面前的第一位的问题，或者根本的底线，就是国家的统一与分裂。无论什么样的原因、理由陷国家于分裂，那就是最大的失败和失职。柳宗元的《封建论》讨论了这个问题。

大家说，建立一个大一统的、统一的国家，这并不是唐代才出现的问题，中国的统一是从秦就发生了的。但是，历朝历代的治理者都在思考一个问题，秦如此富强，为什么如此短暂？隋如此富强，为什么那么短暂？汉和唐则不然，这里的原因是什么？中国为什么自秦以来还是反复的经过了战乱和分裂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