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韩少功:“文革”乱相中的利益理性
关键字: 文革知识分子毛泽东前造后保前保后造大字报利益理性“文革”乱象从这一点看,“左”经常成为“右”的母胎,“文革”对知识分子群体的双向伤害,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清议主流的回摆力度13。
或许,很多人一旦觉得自己活明白了,对20世纪前期的革命亢奋,对莽夫粗妇的登堂入室,一开始就不会热心和放心到哪里去。
对利益与人性的中道把握
以上简约勾勒,不可能详尽给出“文革”中的风险警示,更不是给未来可能的权力社会提供居民安全指南——这种客服工作该由MBA之类去做。说及这些的目的,无非是要澄清“文革学”的一片浑水,滤去某些宫廷化、道德化、诉苦化的叙事泡沫,尽可能还原国人一个政治权益分布和流动的简图,一个眉目稍显清晰的生活原态——哪怕是还原第一步。
不难看出,在这样的日常生活里,巨大的历史之手还是利益理性,即大多数国人自觉或不自觉的利欲攻防。
革命意识形态固然反映和重申了旧的利益关系(比如贫/富);但一个全能而单质的权力体制下,新的利益形态和利益关系(比如官员/民众/知识分子等组成的多边形)溢出了既有解释框架,常处于无名状态。前者是过去时的,后者是现在时的。当两种利益关系一明一暗地相互缠绕,一旧一新地发生交集,当“文革”发生在这种缠绕和交集之中,诸多乱象其实不是乱,只是陌生;不是怪,只是未知。只有把利益奉为圣物(如某些右翼),或把利益贬为罪孽(如某些左翼),才会不约而同地说遍天下利益却单单撇下“文革”,将其视作疯狂或神奇的例外。他们在这一大块现实前词汇短缺,谈论“利润”“阶级”“所有制”之余,尚不知自己还应说些什么,还能说些什么。
一种分辨率更高的理性透镜有待出现。革命者从“打土豪分田地”开始,其实是最不该忘记利益的。喜儿、大春、吴琼花、小常宝……这些现身于革命剧目的苦命人其实都是利益打拼者,因打拼无望才转投革命。在通俗版的马克思主义那里,阶级决定论就是利益决定论,阶级斗争就是“争夺粗鄙物质利益的斗争”(本雅明语)。作为宏观层面的一种概率性描述,这一说法在很多情况下并无大错。不论超凡脱俗的崇高精神是如何厥功甚伟,创造过何等炫目的人间奇境,唯物论者也没理由忽略利益,忽略自己胜利之途的出发点。这个话题应大大方方来谈,像一个会计师或企业家那样来谈。
尽管利益并非一切,尽管人性、欲望、利益的形态总是多样化,尽管新的利益在一个权力社会里主要表现为政治荣誉、政治安全、政治地位、政治权力,要看清楚并非易事,但对于大多数人而言,广义的“无利不起早”仍是行为逻辑的核心,是社会各方应力发动的隐秘磁极,是新谜面的谜底,与旧谜底并无太大的不同。说到底,这仍是一个世俗的寻常故事,不过是资本主义乃至封建主义的故事披上了一件新马甲,如此而已。
失去这一基本点,失去这一涉嫌庸俗甚至不无铜臭的视角,差不多是原版马克思甚至亚当·斯密的视角,历史分析就变得无从着手,也必然误讹纷起。
可惜,在很多人那里,“利益”一词让人羞于启齿——不少“文革”参与者尤其如此。他们曾戴上道德假面,指点江山,纵论天下,理想与信念熊熊燃烧,但他们日后将如何看待这一切?某个夜深人静之时,他们是否迎面对撞过记忆中自己的某些隐秘闪念?如果他们有足够的坦诚,也许不难发现事情的另一面:愚忠是表;利己是里;失态是表,庸常是里;被意识形态玩的是少数,玩意识形态的才是多数。其中最内在的意识形态说到底还是一个俗:回家的自由,说话的底气,邻居的脸色,家中的早餐,床垫是否舒适,儿女是否受人欺辱,娶来的老婆是否漂亮……只要稍加翻译,这些几乎都是经济学的寻常内容。
指出这种君子的高仿运动,并不是视利欲为超级香饽饽,也不是说自利与极端自利没有差别。全世界永远都有“好人”这类褒义词,在任何地方也不会有人骂出“你怎么好得这样无耻”一类疯话,足以证明好坏是有分别的,好人还是有的,大好人还是有的。不论何时,道德还是人心所向,理想与信念还是社会公益的长效保障,一种永远灿烂的精神传薪。同样,这也不是否认道德进步的可能。就个人而言,既然有好人变坏,当然也会有坏人变好。最初喝不了酒的人,喝多了可上瘾。以前听不惯京剧的人,听多了可入迷。习惯可成自然,克制可变本能。众多高仿品牌的君子,其仿制工艺积累到一定程度,也可能修炼出 “如好好色,如恶恶臭”(孔子语),其心智出现质的变化,达到直心即道场的境界。事实上,确有不少人在红色中国实现过道德升华,血管中奔流过可贵的热情。他们日后唱红歌兴致勃勃,并不一定意味着全面留恋“文革”,不过是一种惚兮恍兮的精神怀乡,对自己高仿经历深情回望。即便怀疑当时的自己有几分假,但半假清高也比全面恶俗值得珍惜;即便怀疑当时的人际关系有几分伪,但半伪温暖也比彻底冷漠让人舒心。花红和月圆的短暂并不损其美好,崇高及仿崇高哪怕只是一时半刻,也往往是记忆中最柔软的一角。一个什么生意都做过的不法商人,当年响当当的热血青年,一到歌厅包厢就命令所有的陪酒小姐大唱红歌——这就是我身边的故事,曾被我写入《暗示》一书。
他的歌喉与他的一肚子坏水完全可以分头管理。
然而,无论有多少人修成正果,人类就大多数而言,就大多数人的大多数时段而言,其道德进化是否可能,或说进化的上限有没有,有的话究竟在哪里,仍面临巨大争议。这是必须重提的一大哲学难题。马克思主义学者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与自由主义学者斯蒂芬·平克(Steven Pinker)同为国际思想界大腕。他们在不少政治议题上形同楚汉,在“道德进化论”这方面倒结成血盟,共同描绘了一个美好前景。前者的根据是“焚烧女巫”的消失和“男女同酬”的实现14。后者的根据则是战亡人数减少,尤其是考虑到同期人口总量,其比例在历史上表现出明显的一路走低15。他们说的都是事实。他们所欣慰的社会改良并非不值一提。但他们考虑到现代文明之下隐性的酷刑和战争了吗?迫于债务和失业的自杀在“焚烧女巫”消失后是否更多?贫富差距在“男女同酬”大体实现后是否更大?来自污染、犯罪、毒品、精神病、过劳死、交通事故、食品造假、金融危机、人肉炸弹的谋杀,与前现代的屠杀相比是否依旧防不胜防,乃至远超巡航导弹“精确打击”所攒下的人道红利?……如果他们离开历史的局部截屏,放眼更广泛、更长远、更新异的人间悲剧,有什么理由相信无痛的创伤就不是创伤,曲线的谋杀就不是谋杀,那些间接的、软性的、远程反应的、延时反应的、甚至礼貌与合法的罪恶就成了道德成就?他们有什么理由相信人类自有了交谊舞和博士帽,普遍人性从此优雅兮兮,正在从1G向2G、3G、4G……不断优化?
较之于他们的乐观与自信,章太炎的一份冷静弥足珍贵。在《俱分进化论》一文中,他认为技术与道德并非同步升级,文明不可能消除恶,倒是“昔日之善恶为小,今日之善恶为大。”“若以道德论,则善亦进化,恶亦进化。”“纵令地球统一,弭兵不用,其以智谋攻取者,必尤甚于畴昔。何者?杀人以刃,固不如杀人以术。”“使至于悲愤失望而死者,其数又多于战。”16这一些说法不仅富含作者的佛学和儒学资源,也不难让人联想到一些自然现象,比如基因分子结构的自我复制——其对称结构总是恒常,无法靠外力轻易改变。“天不变道亦不变”(汉代董仲舒语),只要人类的群体性与个体性并存,只要这个最大的“天(自然)”未变,善与恶的缠绕就不会终止。当恶逼出了善,善便是正义之剑;当善惯出了恶,恶便是利乐之腐。这一互相诱发和互相修复的无限过程,受制于人的生物学结构,在机器人接管地球前当不断出演。
一个人若想保持政治远见,其最大难点无非是掐准人性的基本面,洞察利益要求的不同变形,既能激发人们的趋上能量,又能承认、包容、善用、管控其趋下能量(比如逐利性的“还俗”)。两手都能硬——行“中道”者不会仅仅押注在一头。
如果我们明白这一困境,或说这一常态,便不难给领袖神化和人民神化退烧,给“文革”减少机会。从某种意义上说,企图以“不断革命”的方式彻底改造人性,创造“红彤彤的世界”,尽扫官僚主义、特权意识、野心家、贪污什么的于一役,正是“道德进化论”常见的奢求与冒进;以为财产私有制取消后万恶尽除,民众的逐利逻辑废止,任何贪欲和倾轧都不足为虑,公平正义仅靠宣传、教育、辩论等手段便足以永久保质,则表现出“道德进化论”的轻忽与天真。
前者使“文革”的目标虚高,后者使“文革”的举措失误。在这个意义上,一如两次世界大战的惨痛曾使启蒙派措手不及蒙头转向,“文革”不过是再一次对现代人盲目的道德乐观当头棒喝。
人类不是上帝,人类只能做人类可能做的事。
不能做上帝的事,是不是就该做魔鬼的事?既然民众的一次次“还俗”难以避免,那么是否一开始就该大张旗鼓地蝇营狗苟?不少人确实有过这样的闪念。不过这种心机不便摆上学术台面,于是“文革”结束多年后,尽管不少后现代才子忙不迭地绝望和虚无,被“解构”“祛魅”什么的闹得心神不宁,生不如死;然而在他们的书斋之外,就知识界主流而言,人类的自我神化冲动仍未终止。一种“道德进化论”的知识幻影仍活跃在市场神话、自由神话、底层神话、选举神话等思潮中,为各种意识形态提供共同的荷尔蒙与兴奋剂,提供进步主义历史观的高配型号,提供一种完美社会的前景。虚无一旦走出书斋就可能成为轻信,一旦走向公众就可能成为轻诺,很多现代哲学大师就是这样喜欢换上童装出门。这是鼓励积极的人生态度吗?也许是。对花咕嘟一般的少年不应该大声说出事情的严峻和凶险吗?也许不应该。但健康和成熟的社会改革,从来都以正视现实为前提,是克服重力的奋力腾跃,不是梦中脱离重力的高高飘浮。
一个成年人不论在书斋内外,都应明白这一点。
注释:
1联动的前身是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分队(西纠)、东城分队(东纠)、海淀分队(海纠)、宣武分队(宣纠),其骨干多为官员子弟。随着运动矛头指向他们的父母,他们于1966年宣布联合组成“首都中学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反对“迫害革命老前辈”,反对毛泽东以及中央文革小组。
2邓拓,杂文家,曾任《人民日报》主编和社长,与吴晗、廖沫沙一道被诬为“三家村”反党集团,是“文革”中文字狱的第一个牺牲品,于1966年5月18日逝世。
3“…group interests were submerged in a Maoist rhetoric that masked self- interested aims.”引自Fractured Rebellion—The Beijing Red Guard Movement by Andrew G. Walder,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9。
4张志新,中共辽宁省委宣传部干事,因公开反对“文革”极左路线,于1975年4月4日被处死刑,年仅45岁。据报道:为了防止她在刑场喊反革命口号,行刑前先割断了她的喉管。
5见于继增《建国后第一部遭禁的长篇小说》文,载《文史精华》杂志2012年第6期。
6见陈徒手《人有病天知否》,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
7见上海“文革”史料编纂小组编《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话》(未刊稿),1994年。
8见唐纳德·W·克莱因(Donald·W·Clein)等编撰《第九届中央委员会》,载The China Quarterly no. 45,1971。
9引自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
10引自伯克《法国大革命感想录》,载《埃德蒙·伯克读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
11该书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出版。
12转引自2011年4月13日《国际财经时报》。
13“右”也可以成为“左”的推力,如1950年后西方主导对中国全面经济封锁,增加了中国发展市场经济的难度,随后出现的反共迫害浪潮(如印尼、越南、韩国、台湾等地),也势必从反面加剧中国的冷战敌意和政治严酷性。
14见特里·伊格尔顿《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新星出版社,2011年。
15Better Angels of Our Nature by Steven Pinker,Viking Adult;,2011。台湾学者钱永祥撰文于《政治与社会哲学评论》第40期对此有过评介。
16引自《俱分进化论》,载1906年9月《民报》第7期,后编入《章太炎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
-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 请支持独立网站,转发请注明本文链接:
- 责任编辑:李楚悦
-
以色列警告美国:一旦逮捕令下发,我们就对它动手 评论 27涉及俄罗斯,美国又对中企下黑手 评论 208内塔尼亚胡警告布林肯:以色列不会接受 评论 117“这是美国自信心下降的表现” 评论 151“美国没料到遇上中国这样的对手,出现战略失误” 评论 300最新闻 Ho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