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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少功:“文革”乱相中的利益理性
关键字: 文革知识分子毛泽东前造后保前保后造大字报利益理性“文革”乱象【日前,观察者网先后刊载了韩少功所著《“文革”疑症及其前置条件》、及《“文革学”的三大泡沫》及《“文革”后的逆袭与重续》等稿件,在读者中引发一定反响。本文延续了韩少功先生对文革的思考,原载于《参阅文稿》,作者授权刊发。】
文献是史学家们手里最重要的工具,可提升研究的可信度和准确性。不过“文革”中的很多白纸黑字却不可当真,需要知人论世的小心甄别。文献往往只是冰山一角,构成其庞大底部的具体情境却隐匿莫见,通常是更深远也是更重要的真实。特别是在“文革”的政治高压之下,多数国人深通伪装术,擅长丢卒保车、指桑骂槐、声东击西、阳奉阴为、先予后取、棉里藏针一类中国功夫,即便口吐真言,也可能是三句里藏半句,需要后人小心地提取,辨出哪些是难言之隐,哪些是言不由衷。
“利用反面教材”的最高指示,是当时很多青年接触异端思潮的保护伞,于是英国唱片,俄国画册,法国或美国的小说……曾一度成为他们争相打开的文化窗口。为了确保行事的合法性,让告密者说不上什么,他们往住会在作品封皮上批一个“大毒草供批判”——你能把这些文字当真?
韩少功
刘少奇、邓小平倒台后,不少人借力用力。要求回城的知青也好,要求转正的临时工也好,连1957年被打成“右派”的一些知识分子,都拍着胸口声称自己深深受害于“十七年黑线”,一心靠正义而伟大的“文革”来伸冤平反。我所在学校的一批教师就组成过这样的“黑鬼战团”,到处贴标语和散传单,一再愤怒地上访请愿——你能把他们的趋时言语当真?
……
要求一些外国人看清这个谜局,当然是苛求。其实不少国人对此也一头雾水。“文革”最火爆之际,1966到1968年间,几乎全体国民都佩戴毛主席像章,都高举毛主席画像,都怀揣毛主席的红皮语录本,都振臂高呼万岁万岁万万岁,似是清一色毛派,铁板一块的红色御林军。但毛泽东说话很多,方方面面都说过,于是最容易成为一个兼容性极强的符号,兼容各方利益诉求,兼容普天下的隐秘心机。民众没有反对他的自由,但有解释他的自由,有断章取义、牵强附会、强词夺理、为我所用的可能,丝毫不妨碍大家各行其是。毛泽东思想的多义化,使看似统一的奉旨造反,实际上成了五花八门的假诏执法。这个“毛派”与那个“毛派”唇枪舌剑,这一伙“毛派”与那一伙“毛派”拳脚相加,这一时期的“毛派”与那一时期的“毛派”南辕北辙……多义化沦为一地鸡毛。谁要是靠这些口水沫子当文献专家,当然是为难自己。由此判断哪些人疯了,其实是自己先一步疯了。
这就像后人观察欧洲16世纪到18世纪的基督教分裂。在1879年非宗教思潮在法国浮出水面之前,基督教独大,教会内部各派无不尊奉基督,无不高扬上帝之旗,所有反基督教思潮仍以基督徒的面目出现,并不直接地逆宗叛教。他们众口一词的“奉主护教”,类似前面所说的中国人“奉旨造反”,大家都会在胸前划十字,都会拿圣经说事,但不同的人有不同的上帝。有的是利用A上帝做科研,有的是利用B上帝倡神学,有的是利用C上帝闹民主,有的是利用D上帝谋保皇,有的是利用E上帝发动战争,有的是利用F上帝劝和促谈……对这一个“同名不同姓”的上帝团队大惊小怪,是否自己已有些奇怪?
拨开历史长河上一些泡沫,任何一个社会都是大活人的社会——意识形态口号有时是真容,有时是假面——在需要假面的时候。
这里不妨清理一下“文革”中“造”与“保”的一团乱麻。约定一下:这里的“造”通常是指英文里的Rebellion和Radical Factions,“保”,即Conservative Factions,则是指保守、正统、卫道的一方,一般情况下与权力当局有较多联系。
前造后保或前保后造
前面提到过“长沙市高等院校红卫兵司令部”。他们是元老级造反派,最早喊出“不相信工作组,不相信市委,不相信省委”的口号,令地方党政主官们相当恼火,其中一些学子险被他们派出的工作组打成反革命。不过这是1966年夏天的故事。半年之后,学子们受到中央肯定,受到奉命支左的军队青睐,一跃而为主流派,与军区首长走得很近,便成了秩序党,眼看就有坐交椅、进班子、掌大权的机会,嘴里难免多了一些中规中矩的文件腔,于是被“反军派”斥之为“保军派”的既得利益集团。双方足足争斗了将近一年。前面提到的那场武斗,就是一些工人对那些“眼镜鬼”和“狗秀才”诉诸武力的一幕。
与之相反的是:当地元老级的保守派“红色政权保卫军”,与北京的红卫兵“联动”1组织相似,与上海的“红总部”相似,其骨干多为官员子女,一心保卫地方党政机构,从官方获取过摩托、经费、办公楼等优厚资助,穿上父辈的军帽、军鞋、军大衣引人瞩目,对黑色群体的抄家、游斗、群殴最为狂热,构成了“文革”中最早一波暴力。不过这也只是1966年夏天的故事。半年之后,随着他们的父母以“走资派”的罪名纷纷下台,整个组织迅速瓦解,不少成员悲愤满腔,对毛泽东心怀怨恨。这些人在日后的岁月里或是组织地下团伙,或是转而参加其它造反派,以至1976年“四·五”天安门民主运动中,不少活跃的身影就来自这一群体。
时隔半年而已,谁是“造”?谁是“保”?
是不是不容易看明白?
内造外保或内保外造
“新北大公社”是北京大学聂元梓麾下一大群众组织,在全国遍设联络站,通常支持各地造反派,与很多党、政、军首长结怨。它与“清华井冈山”“北航红旗”一道,曾被很多人视为全国“文革”的第二中央。但熟悉内情的人知道,聂元梓在校内完全是另一付面孔。她本身就是来自延安的党内高干,两任丈夫也都是高干。因得到过毛泽东在《我的第一张大字报》中高度赞誉,她从运动一开始就在学校登基掌权,一统北大天下,人称“老佛爷”和“太上皇”。当校内“井冈山兵团”造反,她不但祭起血统论大旗,在宣传材料宣称自己一方是“根正苗红”,“天生的无产阶级左派”,指责对立派出身于“地富反坏右”或“反动知识分子家庭”,是一些必须横加扫荡的旧时代余孽。保守派的逻辑和言词,在她那里几乎应有尽有。
与之相反的是:国防科技大学所在地原属解放军341部队,一个军事工科大学,与我所在的中学仅一墙之隔。该校领导级别高,与省军区首长同吃军粮,但交往不多,甚至颇有嫌隙与磨擦,具体情况外人莫知。军队院校的“文革”启动后,这个学校里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委员会”,简称“大联委”,在大墙内大造校领导的反,一走出校门却支持省军区,以院领导之敌为天生之友,奉行“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这一主流逻辑。他们把军械库里的武器都给了“保军(区)派”,派出人员给“保军(区)派”充当军事顾问,被地方造反派切齿痛恨。一旦中央表态否定军区的“错误路线”,他们也就糊里糊涂蔫了,同其它保守派组织一样云散烟消。
一墙之隔而已,谁是“造”,谁是“保”?
是不是也不容易看明白?
上造下保或上保下造
我在农村遇到过一位中学校长。他出身贫农,没什么历史问题,只因自己读过高中,在当地算是学历最高,所以招风惹事,在运动初期被当作“小邓拓”2、“资产阶级学术权威”、“教育黑线的代理人”,饱受群众批斗,差一点闹得家破人亡。他对造反派的痛恨也由此而来,以至多年后还拒绝与有些同事来往,遇到什么红白喜事,若那样的家伙在,他一定拂袖而去。有意思的是,此人有一个哥,在省城官居处长,却是省委机关造反派组织“永向东战斗兵团”骨干,批斗省委书记一类十分活跃,曾被入选什么“夺权”的谈判代表。
我的疑惑在于,一家俩兄弟,为何一个区区高中生被别人造反,揣着大学毕业文凭的倒在造别人的反?为何小小校长成了“走资派”,倒是处级官爷混在草民群众中,倒成了“造反派”?更有意思的是,俩哥们凑到一起,该敬酒时相互敬酒,并无势不两立之态,说到对方处境时更是打抱不平,感同身受,同仇敌忾。他们或“造”或“保”的意识形态似乎荡然无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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